崇祯不是非常信任东林党，而是因为自万历以来，东林党在和阉党、齐楚浙三党联盟中获得了最终胜利，在朝廷上一党独大，也就是所谓的“众正盈朝”。而且崇祯的父亲朱常洛、哥哥朱由校。包括自己的继位，其中都有东林党尽心尽力活动的影子，对朱由检一家有偌大的功劳。
东林党人虽然做事不行，可做人却是没得说的，可以说是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这在刚愎自用，容不下一丝差错和污点的崇祯皇帝来说，更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品质，所以于公于私，崇祯都很依赖东林党，或者说是不得不依赖东林党。
东林党人做事，是马屎表面光、里面一包糠，他们无时无刻不以儒家经典来做人，一切以道德文章至上，以王道行之。可是治理国家如同烹饪，油盐酱醋啥的都得下，不能光靠道德文章来治理，还得以铁腕手段来办事，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王霸之道”，以王道服人、以霸道御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东林党人过度解读道德，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其他方面的调料，他们把崇祯、把大明坑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东林党在万历年间开始崛起，到天启年间掌握了大权，但治国能力甚至连受人唾骂的阉党还不如
东林党的兴起，是在万历三十二年，由罢官回家的原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在当地知府、富豪的资助下，重开东林书院开始开坛讲学而来。
当时的大明内忧外患，内部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关于“国本事件”而闹翻，万历皇帝甚至以罢朝来抗议群臣，之后又是围绕着太子朱常洛而爆发的“三大案”，还有后宫干政等，整个大明机构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外部就更热闹了：西南土司造反、东南荷兰入侵台湾、东北后金势力抬头，大明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样的局势下，就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想要解决这诸多问题，而顾宪成又因为国本事件中对万历皇帝据理力争而被罢官回家，如此一个刚直正义的人，很自然就成为那些报国无门的士大夫们的旗杆，于是“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呼应”，在明朝士大夫集团中有很大的市场。
- 明朝士大夫是一个比较奇葩的群体，在张居正十年改革中，虽然文学思想受到了压制，但由于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兴起，或许也是被压制久了，士大夫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举世震惊的《金瓶梅》就是在万历年间写成的；
- 张居正去世后其政策都遭到了清算，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开始开放思想，当时的社会主流就是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士大夫们以犯上为荣、以打屁股为傲，没被皇帝打过屁股的都不好意思在伙伴面前站着，万历皇帝以帝王之尊，最后却被群臣针对得被迫隐居，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 顾宪成本人虽然只在无锡讲学，但其势力已经影响到了朝廷，其最得力的“助手”，分别为淮南巡抚李三才和内阁辅臣叶向高，此二人后被《东林点将录》编为水浒里的托塔天王和及时雨，后面东林党人逐渐进入朝堂，执掌权柄，多是出于此二人的帮助，尤其是叶向高。
万历四十三年，此时东林党魁顾宪成已经去世四年之久，东林党的影响力却是与日俱增，随着这一年爆发的“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东林党击败了以郑贵妃为首的外戚，稳定了太子朱常洛的位置，成为了太子党，由此声名远扬，之后还因为拥立了朱常洛、朱由校两代帝王，叶向高被任命为内阁首辅，而东林党人也占据了六部、大理寺等显要职位，正式执掌文官集团。
东林党以孔孟为本，做事也多是以孔孟之道为标准，本来在天启朝还有阉党和齐楚浙三党相抗衡，可是到了崇祯朝，阉党、齐楚浙三党相继覆灭，整个大明王朝成为了东林党的一言堂。
这些人都是死抱着书面文章，钻着课本的案例来办事，却没有从实际上了解帝国的内外环境，总认为按照孔孟之道来办事，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仅靠道德说教是成不了事的，后金的骑兵、农民的锄头、经济的贫困、土地的缩减、士兵战力的低下，这些都需要脚踏实地地干，不可能凭着一张嘴就解决了。
如此一来就陷入了晋朝时期的空谈误国错误，甚至比晋朝还严重，毕竟晋朝士大夫们在朝廷的影响力还不算强大，所谓空谈、玄学也多是在民间发展，可是东林党是掌握了政治导向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整个国家前进的指示牌，在高谈阔论之下却无一人愿意去办实事，光说不练。
因为办实事意味着改革、改革意味着得罪人、得罪人意味着有污点，有污点意味着背离了孔孟“仁义”之道，所以东林党人只说不去做，办事的人也只挑好的、符合东林规范的做，整个崇祯朝十七年，从天启朝留下来的忧患一件都没解决，反而矛盾是愈演愈烈，最后把复生有望的大明给活活玩死了。
除了不做事外，东林党还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被他们坑的几个武将，基本都是大明后期能力挽狂澜的擎天巨柱
其实东林党人里也不是没有能人，比如孙承宗就是一个，他在万历三十二年参加科举，在“梃击案”因为力保太子朱常洛而成为了东林首脑人物魁之一，《东林点将录》中以地短星邹渊比拟。可是其他不同于高居朝堂的东林党人，孙承宗是少有的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才，他在防备后金时得心应手，打造了后金骑兵无法突破的关宁防线，就是因为他曾在边境做过事，在和后金对峙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大明王朝的防御体系，并将其交给自己的学生、蓟辽总督袁崇焕。
而对于其他无所作为的东林党人，孙承宗也丝毫不给情面，像兵部尚书王在晋，天启二年当任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蓟州、天津、登莱等重镇，在他的主持下，主张放弃外围防御，明军全部退守山海关，命令一下就遭到了袁崇焕的拒绝，在首辅叶向高无法抉折之下，孙承宗以内阁辅臣身份亲自赶往山海关巡视，回来后直接否决了王在晋的想法，让天启帝朱由校罢免了王在晋的辽东经略职位，提拔袁崇焕镇守宁远，修筑关宁防线，训练关宁铁骑。
孙承宗和王在晋，就代表了当时大明朝两种完全不同的执政方针，而宁锦会战的胜利，也标识着孙承宗的做事方法才是正确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靠着几本兵书是不可能御敌成功的。可惜的是，东林党里的“孙承宗”太少了，倒是犹豫不决的“叶向高”和死抱课本的“王在晋”太多了，在孙承宗之外，因为东林党而被冤枉坑害的能人，同样不在少数。
- 萨浒尔之战被誉为努尔哈赤的问鼎之战，此战后后金的兵锋开始南指大明，为了解决辽东的混乱局面，万历皇帝破格大胆起用御史熊廷弼为辽东巡抚，镇守辽东。在熊廷弼的主持下，从未吃过败仗的努尔哈赤被败于浦河，损失了七百多八旗精锐，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遭受惨败，对八旗子弟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清朝曾国藩曾感慨道：“如果熊廷弼在的话，我大清安能入关”；
- 可是由于熊廷弼不附东林党，也不附阉党，处于中立派系，性情与众人格格不入的熊廷弼就成了众矢之的，在东林党魁杨涟多次弹劾之下，熊廷弼暗然离职。而熊廷弼一走，接任的蓟辽总督袁应泰不懂兵事，只不过是因为其为东林党人，结果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大明把后金扼杀在摇篮里的最好机会，就这样在党争之中失去了；
- 此外，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这些有能力挽救大明的能臣，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东林党的弹劾，偏偏崇祯皇帝又是一个偏信偏听的主儿，结果就是武将杀了一个又一个，而取代他们的多是东林党人，不懂作战而身居前线，结果就是地盘越丢越多。
《明史》记载道“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这并不是完全的抹黑东林党，而是确实如此。
除了坑人之外，东林党连皇帝也坑，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袋子，东林党誓死不让崇祯加派赋税
崇祯朝的大明局势虽然险峻，但也不是无力挽救，毕竟后金和农民起义，靠着大明军队还是可以镇压得住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钱。
万历年间，当时大明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十分严重，由于朱元璋规定宗室不用交税，于是很多有土地的百姓纷纷将名下的土地寄托在皇亲贵族手里，以此来逃税。朱元璋时期可以用来收税的土地有八百万顷，可到了明中后期足足缩水了一半，只有四百万顷了，当然土地是不会凭空消失的，这些不如户部记录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朱家子弟的产业，连皇帝自己都有“皇庄”来填饱自己的口袋。
到了崇祯朝，由于战事频繁，钱更是重中之重，没钱就寸步难行，本来除了土地税外，崇祯前几任皇帝都有其他手段增加赋税，比如正德帝就从关税入手、天启帝就从商业税入手，而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就是从清丈土地、开放关税、商业税为主，仅十年的积累就已经足以支撑耗资巨大的万历三大征。所以到了崇祯朝，同样也可以从以上的几种税收入手，增加国库收入以应付军费支出。
可是东林党人却十分拒绝增加商业税，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有商人的背景，“为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在万历皇帝大力征收矿税时就遭到了东林党人的集体反对，而反对收商业税也是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所以每到崇祯皇帝有意加强商业税的时候，东林党人就集体上书反对，而在集体压力之下，崇祯皇帝也没有万历皇帝那样硬气，最后不得不听从东林党的“建议”，不了了之了。
失去了商业税的扩源，崇祯只能继续将税收加重在农民身上，加收农业税和裁减机构，靠节流来省钱，征税过重加之灾难频发，就这样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而最后毁灭大明的闯王李自成，他之所以会加入义军，就是因为在崇祯元年裁减了各地驿站后，李自成失业又背了一身债，走投无路之下才投了高迎祥的起义军。所以从结果来看，崇祯裁驿站是灭亡大明的导火索，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林党死抱着自己的钱袋，不愿为国家分忧所导致的。
而相比于国家的贫穷，东林党人倒是赚得盆满钵满，托塔天王李三才家中存银高达五百万两，苏杭一带更是富得流油，南明时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设立江北四镇抵御清军南下，兵力共计三十万，所需粮饷高达每年两百万两，而江南地区有钱，一次性就给了一年半的军饷共三百六十万两，这比起不到一年之前，崇祯皇帝在面对李自成兵临城下时，连区区六十万两都凑不齐的窘况，江南可真是有钱啊！
总结：在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东林党已经一支独秀，掌握了整个朝廷的声喉，崇祯皇帝既没有先祖朱元璋的杀伐决断，也没有爷爷万历皇帝敢于挑战文官力量的魄力，就连哥哥天启皇帝重用太监制衡东林党的手段都没有，所以崇祯皇帝是不得不信任东林党，相信如果还有选择的话，崇祯皇帝宁可相信魏忠贤也不会再相信东林党了
而事实上，崇祯皇帝在中后期时，已经意识到东林党的无所作为，于是又开始大力起用自己一手摧毁的阉党，可是东林党的力量太过强大了，阉党里又没有魏忠贤这样的人物，而崇祯皇帝也不是天启皇帝那样不管事的逍遥天子，而是事必躬亲的工作狂，和朱元璋时期一样，宦官在崇祯朝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也无法成为一支能够制衡东林党的势力。
崇祯皇帝还是被东林党坑死了，他好声好气地要钱不行，结果在李自成的藤鞭之下，朝廷百官交出了近四千万两的赎金，这笔钱要是他们肯拿出来给崇祯的话，大明也不至于灭亡了，所谓的“众正盈朝”，到最后却最先投降了李自成，做了闯军的引路人，而崇祯皇帝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陪着他殉国，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