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传奇名将岳飞，在反攻金国的战争中连战连捷，当推进至距离首都开封20公里的朱仙镇时，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随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国而言，反攻金国十年之功废于一念；于个人而言，百年难遇忠义之将盛年陨落，无论何种角度，都是一种损失。岳飞之死肯定冤，一个尽职尽责为国为民的将领，即使有些“瑕疵”，也没有必要处死。所以，对待岳飞之死，客观分析原因是尊重历史，教条主义的“平反”是庸人自扰。
在岳飞一案中，谈及最多的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不足，招来杀身之祸。
这主要是说岳飞不仅将迎二圣的思想一直藏于心中，而且还时常挂在嘴边，从而引发赵构不满。其实这只是捕风捉影，最早提出迎二圣是赵构自己。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在登基大典之上喊出“同徯两宫之复”，这个作秀的意图很明显，也就是草创之际，急于站稳脚跟、拉拢民心、赢得支持。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题翠岩寺》
政治上的宣传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就像前些年村头红墙上的“少生孩子多种树”。一旦这种宣传被喊了出来，首先就会被官僚梯队当做信仰，并跟风式的写出各种诗词文章。岳飞只不过是官僚梯队中的一个，他以迎二圣为主题思想作了一首诗，这并没有什么错，就像今天开完会了还要写个观后感，这是政治作业！
岳飞的这个诗会被无限放大，是因为他的个人战绩在不断提高。当年作诗时，岳飞只不过是一个心中有理想、笔下似愤青的毛头小吏。倘若岳飞就此战死了，他的这首诗也就终不见天日了。所以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岳飞从一个小兵成长成岳家军的统率后，宋金战争也发生了转机，才使宋高宗看到了迎二圣的可能。宋高宗的心态应该是“我随便说说，造造舆论，你还真要去接二圣？”
而就整个南宋政权的架构看，宋高宗杀岳飞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脱离”北宋的行政班底，即宋高宗亲手提拔出的高层体系，都是北宋时期混的不怎么样的。再者，徽钦二宗算是亡国之君，高宗算是中兴之主，即使迎来了二圣，也动摇不了赵构的帝位和官民根基。所以迎二圣的政治敏感度问题，并不能当做岳飞案的主要原因。
岳飞自身的问题是太过“倔强”，他的这种倔强会让君主觉得难以驾驭。
在“靖康之变”后，岳飞以修武郎的身份给赵构上了一个劄子，修武郎是什么概念呢？在徽宗即位之后，给武臣定了五十三个官阶，修武郎位列第四十四阶。这样的的身份，能将劄子递给赵构，也实属不易。这个劄子主要是针对赵构的巡幸计划，当时赵构觉得应天府（河南商丘）并不安全，想继续往襄阳、扬州或者西边的长安迁移。这个计划主要是主和派汪伯彦等人提出来的，所以岳飞在劄子中骂汪伯彦等人误国误君，请求皇帝不要迁都。
赵构的回复是“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可能这个事情在当时并没有给赵构留下太深的映象，所谓言轻莫劝人，言轻之人也就不是什么重要角色。这也是岳飞第一次因倔强受到挫折，随后被革除军职、军籍，赶出了军营。但当时的宋朝军事疲弱，各地军官都下发了募兵权，以充实守备力量，岳飞虽被开除了宗泽部籍，却还能投往别处，并没有因此断送军旅生涯。
时隔三个月后，岳飞毅然向北，投了招抚使张所，又开始了抗金事业，因战功迅速升至统制一职，分拨于王彦麾下。此时赵构有意向金乞和，所以开始打压主战派，李纲被罢相，张所被发配岭南，河北西路招抚司也受裁撤。当时岳飞正随王彦攻打卫州，等于说大本营被赵构给端了，成了漂泊在外的孤军。
“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岳飞因敌众我寡，王彦作为最高将领，制定了坚守石门山的战术。岳飞再次表现出倔强的一面，以下犯上的将直管领导王彦痛骂一顿，然后私自带兵出击。在攻克新乡县后暴露出兵力不足的问题，金军主力迅速形成合围，至七千余宋军在此战中折损过半，岳飞本人带残军突围之后，转战于太行山区，打起了游击，至此脱离了王彦。
后来岳飞再归宗泽时，王彦也到了宗泽部，按照级别来讲，依旧比岳飞高。但因上次的合作不愉快，岳飞并不愿意接受王彦领导，后来王彦令岳飞驻守荣河时，岳飞也并不愿意听从调派，所以宗泽只好从中调和，后将岳飞留在身边听用。这其实说明岳飞的倔强会在特殊时期出奇制胜，也会在常规时期难以驾驭，或者说岳飞在军营中只认宗泽，别人谁也不好使。
宗泽去世之后，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成为故都前沿军区总司令。但赵构南迁后，杜充并没有认识到开封的战略缓冲作用，他随即以勤王为由，向南撤退，这是开封沦陷的重要原因。赵构一心想着求和，而金人攻势正盛，并没能随赵构心愿。面对金兀术一路向南施压，杜充指挥不力，最终建康陷落，杜充本人降金，岳飞只能独自带队离开，进行独立发展。
在独立发展阶段，岳飞收编了溃散于建康城外的宋军，整顿训练后向金军反攻，还连战连收复了建康城。时地方人民传唱“父母生我易，公之保我难”，这是岳飞树立威望的关键时期，从地方百姓到军中将士，都将岳飞视做神话。在北宋末年的战争中，被动挨打的宋朝军民迫切渴望胜利，岳飞能够走向神坛，与这个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在议和破产的背景下，无论是出于现实需求，还是出于好奇，赵构也都想见一见这个收复建康的年轻将军，因此岳飞第一次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这次召见，君臣二人应当聊的非常融洽，此后赵构拨调了大量兵马充实岳飞军力，牛皋、董先就是这一次调拨入岳飞帐下的。岳飞也并没有辜负赵构的期待，随后便收复了襄阳等六郡之地，又于绍兴五年（1136）平定了洞庭湖附近的农民起义，继而两次北伐金人扶持的伪齐政权，收复失地。
在这一系列军事胜利后，赵构再次召见岳飞，而且是在赵构的寝宫之内，这样的规格其实是将岳飞看作内庭亲信，赵构以“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的言词表达自己对岳飞的欣赏。但我们说看问题要有辩证思维，此话的分量过重，不禁令人联想到赵构的试探之意。因为此时的岳飞正在朝着全民偶像的地位发展，偶像如同领袖，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信仰。就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赵构的试探之意也得到应验。
“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乞出师札子》在这次召见中，赵构答应将刘世光部的五万军拨调给岳飞，以此充实北伐力量。岳飞随即就写了一道《乞出师札子》表决心，此间也没有迎二圣的言论，只迎合赵构心态，要接韦太后（赵构生母）回朝，将徽宗遗体带回，钦宗则被写成“天眷”，这表明岳飞尊赵构为正统，钦宗只是皇帝的亲戚。这个劄子无论怎么看，都体现了岳飞的政治智，所以那些以政治智慧低下评价岳飞之死的言论，不攻而破。
但比较巧合的是，在此札子呈上后，赵构许诺的增兵五万没有兑现，这就难免让人将此札子与赵构的决定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札子赵构御览后，亲赐御札嘉奖，并立即向都督府受命，向刘光世传达调兵圣意。也就是在此之后，才有张浚、秦桧出面劝阻增兵岳飞。
其实刘光世也是宋末不可多得的名将，在淮南一带颇有名声，其所领部队与岳家军一样，也是多年征战积累下来的家兵，哪能说让就让的？所以此处更应该是刘光世向秦桧等人做了工作，苗刘兵变时，刘光世迅速出兵勤王，算是赵构的救命恩人，所以赵构更改决定也在情理之中。
此事之后，岳飞再次展现倔强的一面，递交了辞职报告，未等批复便回到老家。要说赵构这皇帝不好当，人才匮乏之际，也不敢治岳飞的罪，还得再三派人请归。可以说岳飞的倔强在君王眼里，就是难以驾驭的一面，所以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赵构心有顾忌是可以理解的。
在赵构产生这种心态的时候，金人主动提出要将宋钦宗的太子赵谌送回南宋，明眼人都明白这是在扰乱南宋内部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凭赵构决定就行了，外臣插嘴是大忌，但岳飞不仅插嘴，还给出了建议。因赵构已无亲生骨肉，且在苗刘兵变中惊吓过度，失去了生殖能力，所以只得收养赵瑗为养子。岳飞的建议就是立赵瑗为太子，意思就是金人送回来的赵谌无法给储位问题带来扰乱。
岳飞的思路是没问题的，就像后来明朝的土木堡之役，瓦剌抓了大明皇帝，以此来勒索明朝廷。于谦就是拥立了朱祁钰，才化解了这种扰乱朝局的威胁。岳飞在朝中无人敢言时，破天荒的以武将身份开口皇储问题。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奠定了文人掌握话语权的基调，从未遇见过武将直接发声皇储问题的先例。这并非岳飞毫无政治智慧，他在发声前就说了“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说明他知道提出这个建议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只因他的倔强造就了他的愚忠，这也让赵构心里产生了新的看法——猜忌岳飞的野心。
“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岳飞另外关于战和问题，赵构草创之际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从全局考虑的话，以全部家当来堵复国大计并不明智。反观金国，强大财力支持下的三年一大征，更加削弱了南宋的实力。所以绍兴七年（1137）时，金国内部权力更迭带来了金向宋的主动议和，这就非常符合赵构乃至南宋的现实需求了。与此同时，金国的议和颇有诚意，他们同意归还黄河以南的北宋故地，并放回赵构生母韦皇后以及宋徽宗梓宫。这对赵构的诱惑力已经足够了，岳飞在这个关头谏言劝阻，还将秦桧等议和派骂了一通，可以说是朝赵构头上泼了冷水。
“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信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赵构岳飞的忠心不可否认，但赵构的言辞也体现了肺腑之言，赵构是一位大孝子，相比较河南之地，韦太后回归的条件更令赵构垂涎。在议和达成后，赵构大赦天下，并以开府仪同三司的高位安抚岳飞，岳飞还是倔强的辞而不受，后来赵构特下“温诏”才勉强接受。从这件事情来看，赵构这个还给确实不容易，对岳飞的安排也算够意思了。
绍兴十年（1140），金人毁约南下，岳飞迎来了最后的巅峰之作，他在这次宋金战争中完胜金兀术，最后兵至朱仙镇，压迫着金兀术放弃开封城。也正是这个时期，金兀术受人指点：“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这就是宋金战争发声转折的重要一环，也被认为是秦桧勾结金人的证据，但历史上并未记载金兀术是否与秦桧取得联系，施以离间计。但结果是朝着高人指点的方向发展的，在秦桧的运作下，对金作战的部队全线后撤，韩世忠和张俊先被撤至江淮一带。这样就使岳飞的两翼出现真空，随后便顺理成章的向岳家军发出了不得孤军深入的指示，十二道金牌随即而至，北伐事业就此终止。
金兀术趁机夺回被宋军收复的土地，正如岳飞所言“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回朝后的岳飞再无复国的激情，再三请求解甲归田，赵构并未批准，并令岳飞其参与了次年的宋金淮西战役，这也是岳飞最后一次抗金战役。
莫须有形成的原因分析
综合赵构与岳飞的君臣关系来看，导致赵构动杀心的主要原因是君主对武将的猜忌。
宋初建立了权力分散的军事体系，全国军队的调兵、掌兵、练兵和统兵权都是分开的，这确实对维护中央集权带来了积极意义。但靖康之变以后，北宋的禁厢军基本溃不成制，抗金武装大都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由临时机构各镇招抚司募集，然后形成私募武装。这些军队虽属于抗金力量，但都是私人武装，朝廷无法调配节制，军队主帅就是士兵眼中的最高领导，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都是如此，于皇帝而言，有拥兵自重的隐患。
岳飞被河南、淮西的人民称再生父母，士兵对其唯命是从，声望渐高。但岳飞的倔强导致他有过不听领导命令、撂挑子不干了等瑕疵。如此难以驾驭、手握重兵、深得军民崇拜的军事将领，你是皇帝你也愁啊！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刘光世所部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顶替刘世光的监军吕祉，以四万军、十余万百姓叛投了伪齐，史称淮西兵变。这就是在张浚挑唆下撤换刘光世的恶果，这件事证明了私人武装的难以节制。此事对宋金形势的影响更大，直接导致北伐中断，南宋以长江为线转攻为守，赵构由此更加倾向于议和，所以用主和派秦桧顶替了张浚出任宰相。一方面推进议和，一方面削弱私人武装，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
此后，岳飞频繁上书请战，抵制议和进程，这是与赵构作对，也是和秦桧的政见分歧。在裁撤过程中，韩世忠、刘光世、王俊等私募武装的将领，都能顺利过渡，交出兵权，接受朝廷安抚加封。尤其是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后，赵构分别将张俊、韩世忠、岳飞调离军队，安排到临安枢密院任职，张俊很清楚的看到了赵构的心思，于是向赵构提出收回宣抚司兵权，这个建议非常迎合赵构的思想，很快便落地实施。次年，张俊再请求交出枢密使一职，得到赵构恩准之后，获封清河郡王，做了个逍遥快活的“地主老财”。岳飞则倔强无比，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赏，就像个哄不好的孩子，就差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而当金人再次提出议和时，岳飞出面阻止，这一次阻止的不仅仅是宋金和议，还包括赵构的母子重逢。另有一个说法是金人议和时，点名要杀掉岳飞才会推进议和，更有“释母必杀岳飞”的条款，由于这一点没法考证，也就不做讨论。但如果赵构想要保岳飞，办法还是有的，罢官软禁也是拿得出手的谈资，倘若岳飞态度没有那么激进，赵构不会不念其功劳。
在岳飞案中，最受诟病的是秦桧，他被塑造成元凶的形象。其实在秦桧去世以后，赵构为许多人平反，可就是不肯为岳飞恢复名誉，由此可见元凶还得是赵构本人。秦桧与岳飞的矛盾在于政见不和，但他作为主和宰相，赵构最依赖的大臣，为赵构背锅并不奇怪。
岳飞一案记录为“诏狱”，也就是说这是皇帝钦定的案件，皇帝若不下诏，是没有哪个机构具备定罪权的。且宋代大理寺审案在审讯、详断、判刑、评议、定判、复核等程序中皆有严格规定，秦桧没有授权，是无法在每个环节进行操作的，所以说能操控案件走向的非赵构本人不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秦桧忙于议和，面临不杀岳飞，难以促成议和的局面，秦桧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添油加醋，推动赵构下定决心杀岳飞，以此可以促成议和的同时，铲除自己的政敌。
“桧、俊不能屈，乃求得贵家私事以劫之，贵惧而从。”——《金佗稡编》为了促成杀掉岳飞的罪名，赵构、秦桧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从岳飞身边人入手，比如案件审理前期策反张宪，但张宪守住了底线，并未与官方合作。万俟卨最初以淮西战场停滞不前给岳飞定罪，从而罢黜岳飞枢密副使一职，充为“万寿观使”的闲差。后又对王贵、王俊进行策反，将岳飞案往谋反上引导，但议和进程不得耽误，故而草草结案，以“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定罪，随后上报赵构，经批准后，将岳云、张宪处斩，岳飞赐死狱中，时年39岁。消息传至议和前线，金国于边境线大办庆祝宴会，高呼“和议自此坚矣”！
综上，岳飞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来自内心的倔强，一种忧国忧民的倔强、一种心无旁念只求正义的倔强。这种倔强看似缺乏政治智慧，但实际上是岳飞不愿意以所谓的政治智慧，颠覆了自己的正义感与使命感。这也造就了赵构与秦桧策划的君臣双簧，赵构藏于幕后，秦桧站在台前，岳飞成了这场双簧戏的冤魂。倘若一个正义到倔强的人，死于“莫须有”都不算冤，那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冤呢？
参考资料：《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稡编》、《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