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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官方邀请。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从案件的起源和政治方面进行解说。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叫石匠吴东明带领他的群对进行修缮。开工之后发现大米不够,作为工头的吴东明就回家购买大米。他刚回家就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沈士良的2个侄子对他不好经常虐待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如果石匠在干活的时候将别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木桩顶部,然后铁锤击打木桩会有神秘的力量诅咒被写下名字的人,被诅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这种做法民间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请吴东明帮他诅咒他的两个侄子。吴东明听了后大惊失色,虽然他不会这种法术,但是他听说过这个法术,但是如果自己和这样的法术扯上关系到时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将沈士良交给的官府。

虽然最后吴东明和叫魂没有关系,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百姓纷纷传言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人从事叫魂勾当。而且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谣言的流传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位德清县的人离开家乡去杭州发展,就因为他的户籍就被认为他是从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里,后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叫魂的。还被逼编造自己害死了2个孩子,后来被移交县衙审理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供词前后不搭,后来县官给他洗清嫌疑。之后吴东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断的被卷入叫魂事件,后来虽然被证实了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殆尽了。

通过不断的演化,故事开始变得有独立性,叫魂的方法越来越详细,好像说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谋取利益报复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对方的实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辫子。

叫魂的事件越来越变得不可控,而且在这事件中辫子是反复被提及的东西,辫子这东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勾动了。

二、辫子引起政治敏感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削发令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汉人的强烈的反抗。辫子的问题成为了汉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为此满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段回忆距离乾隆时代已经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辫子的问题勾起那段悲惨的回忆。

但是这样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公开讲,所以一开始辫子的问题官府和乾隆也只是当做一般的案件进行审理,但是随着剪辫子的案件在全国开始蔓延的时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东有很多从事剪辫子的案犯,其中有2个乞丐的供词让官府已经开始害怕了。2个乞丐交代他们用迷药洒在被害人的脸上,趁他们昏迷的时候剪掉他们的辫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听说精通法术的人可以利用辫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钱财,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会这样的法术,而且已经开始招收徒弟,势力越来越大了。

富尼汉像乾隆报告说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们手下去各个地方剪辫子可能并不是单单为了钱财,肯定还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赞同富尼汉的说法,于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术主犯。

命令一发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术士仍旧逍遥法外。审理之后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真正的和谋反相关的主谋一个都没有。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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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也就是清朝弘历(乾隆帝)年间,江南德清地区有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在杭州行乞,却在某个深夜里,因为口音不同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先被一大帮人团围住,殴打一顿后,押到衙门,又要拷打。计兆美屈打成招,只好说自己就是来“叫魂”的,他用两张咒纸符死了两个小孩——小孩的名字是他胡编的。结果,新的一轮拷问开始了,县官要求他供出是哪里得了这些符咒,又是谁在指使他“叫魂”的……


一环接一环,不断咬出新的谋划者。最终,酿成了一桩由皇帝亲自过问,全国各省严加查办、撸下了多位省府大员的惊天大案。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写了这个故事,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结构的绝佳历史学术书。


原因的开始,是当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持继了一段时间。剪人发辫、控制他人的“妖术”恐慌,也流传很广。虽然各种各样的“妖术”几乎都没有能确凿地审讯出来的,但最终,案情汇总到了皇帝弘历那里,引起了统治者对那些游离在统治秩序之外的人的恐慌:担心他们剪人发辫的“妖术”,会破坏“国家制度”(满清的剃发制度),更担心会引起谋乱;于是,朝廷把“妖术”作为一项重点来追查。

实际上,不管中西方,在非文明时代里,常会有某些罪名,非常好用,只要抬出这种罪名,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公众的恐惧之源。而这种恐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扩散开来的;其实,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自上而下发起的: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你就相信什么信息。

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女巫”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供认”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捉巫事业让律师、法官、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德 朗克尔1609年一年中就把八十个女巫送上火刑架,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三百年间,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埃克 伯科威茨《性审判史》P179)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既有十一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


(今天还残留在民间的“叫魂”习俗。)


其实,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弘历皇帝追查“妖术”,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并清查民间的“异见”;各级官员对“妖术”调查的积极配合,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民间对“妖术”的恐惧,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妖术”恐慌,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


现在早已是一个科技已发达到可上天、可入地、可改变生物基因的时代,不过,民间仍然有相当强大的力量,相信阴谋,相信非自然的力量。只是,现代的这种“神奇力量”不再以妖术为名,而以资本,或者别的什么为名号。

(纪实摄影作品《佤族大叫魂》。)


近年来,从“货币战争”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共济会中的某中国明星,都被渲染成一场资本操控一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惊天阴谋和国家危机,一时之间妖氛满天。不要觉得荒诞,这种理论的迷信者之众,既可以从几千万册正版盗版的图书销量和数不胜数的跟风书中观察到,也可以从铺天盖地真诚而愤怒的网络评论中有所觉察,非常有市场。

《叫魂》说得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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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1768年,这时正是康乾盛世的时代。最初的“叫魂案”起源于富庶的江南,然后迅速蔓延过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此案席卷大半个中国,震动了清廷,乾隆下旨各地官员必须严惩凶手。

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居然惊动了皇帝?事情是这样的:江西德清县,一夜之间,风传有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然后踩在鞋里,经过九九八十一后,埋在地下,仇人必死无疑。

更有甚者,让手巧的缝制一个布偶,然后写上仇人的名字,把布偶钉在墙上,用64根大钢针,扎在布偶身上。

还有的说,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然后藏在家里,烧香拜佛,天天诅咒。

这些传言,引起了乡民的恐慌,于是,人们相互揭发和猜忌,纷纷把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殴打至死。

叫魂的恐慌,像石头一样压在人们心头,好比你不知道敌人从哪个方向杀过来,就仿佛有人用枪瞄准了你的脑袋,随时要你的命。

叫魂之势像燎原之火惊动了乾隆皇帝,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从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乾隆对叫魂案的重视,无疑来自他的猜疑,因为大清得到的江山就不是正大光明来的,外族夺了汉人的江山。

大清本来对汉人就有一种天生的警觉,始终对汉人是既用又防。乾隆也知道,剃发易服这些政治高压,无疑是对汉人的侮辱和伤害。加之民间反清复明的活动此起彼伏,这更加使乾隆怀疑背后一定有黑手操纵。

皇帝打个喷嚏,下边的官吏都要感冒。3个月来,上至军机大臣,下到七品芝麻官的县令,都迅速行动起来了。

当这些官员折腾的精疲力尽的时候,该抓的也抓了,该打的也打了。可以说不折不扣的对妖术进行了清剿。

当这些人盘点下成绩时,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些稀里糊涂的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官员们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最后,朝廷刑部终于弄明白了,叫魂案不过是潜藏在百姓心内的幽灵和恐惧。是对朝廷长期政治高压下的幻觉,是人人自危的具体表现。

当这震动朝廷的叫魂案真相大白的时候,乾隆皇帝如释重负,长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叫停了这一切。

(撰文:秉烛读春秋,欢迎点评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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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一案确实引起了清廷高层的极大关注,但是题目谈动摇了诺大的大清国,这个说法则无疑偏颇和失真了。

乾隆是个心思缜密却又对权力敏感的皇帝。通过叫魂案,乾隆皇帝有三大认识:

其一是摸清了帝国的廷寄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真正效率;其二是再次了解到各地官员的因循守旧且欺上隐瞒策略;其三是唤起了对于以“割辫子”为核心的政治象征的开国往事。



对叫魂的恐惧是从最富庶的江南开始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谣言的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剪发辫更是禁忌,“留发不留头”,往往与造反和反清复明相联系。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合法的和尚、道士、游民、乞丐以及走方郎中群体倒了大霉。本来无关的人员,却无辜被纳入到这场抓捕“叫魂者”的运动之中。



令乾隆皇帝震怒的是,当事情传到他耳朵里,问题已经由普通的谣言变成政治事件了,而地方官竟然虚瞒不报,还互相搪塞;

有叫魂事件和谣传发生的各地官员起初并没有当回事——这种民间禁忌本不足为怪。但当皇帝下令急报时,他们才意识到(或者说被迫把事情放大化)要追查到底,以至于在方法上株连广泛。对于大清普通民众来说,谣言四起的叫魂案则意味着恐慌与未知。

实际上,1768年春天是事情的萌发期,只有少数人涉及其中;到了夏天那一段,事情有点复杂;到了秋天,乾隆皇帝发现了事情的扩大化事态,在军机大臣刘罗锅之父刘统勋赴承德做例行工作汇报之后,事情就全部结束了。

朝廷与地方在这个事件中热闹了。官权和皇权几经博弈后,朝廷付出了几条无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几个乌纱帽后,从各地方发押解到北京和承德的身躯残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证们经军机处各位军机反复折腾,终于在保护了皇权的威严,又成功隐匿了关于清朝政府的异族统治对辫子所代表的权威和服从可靠性的焦虑,本来莫须有的案情终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举起后轻轻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认又要严加搜查又要避免伤及无辜这种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故而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笔下,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清廷统治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传统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认,乾隆此种小题大作以及彼时官僚体制的层层因循且不灵活,整体效率低下而追求媚上,不讲事实,则映射出清朝这个大帝国即将走上没落的悲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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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朝有两次“叫魂案”,一次是1768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第二次是在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

下面,咱们细致说说这复杂的1768年“叫魂案”到底怎么回事。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德清县。

德清县城在一月份的时候,一座石桥坍塌了。所以这一天,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正在修复石桥。在当地民间,传言石匠有一种本事,就是“叫魂”。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然后石匠把纸片垫在木桩底部,大锤不停的敲打,就会损耗这个人的精气。

这一天,有个农夫名叫沈士良,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所以沈士良找到吴东明,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施法叫魂。吴石匠知道这事情不能干,不仅违法,而且容易惹麻烦。所以,石匠就把这事情报告了官府,沈士良被抓了去,打了二十五大板。

到了四月初,德清县的慈相寺香火冷落,但是县城附近的观音庙却非常火爆,老百姓都愿意去那里拜佛。慈相寺的和尚心里不舒服,开始散播谣言,说吴石匠修的那座桥,之前还有其他石匠争这个活干,但是,最后都没抢到。于是这些石匠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做了法,只要去观音庙的人,都会遭到毒害!

谣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很快就传得到处都是。

4月3日,一个名叫计兆美的人因为家庭琐事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了杭州。本来就有谣言,再加上计兆美口音不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计兆美一说自己是德清人,大家更恐慌了,怕他是叫魂的人。然后,官府一用刑,计兆美受不了,就谎称自己是来叫魂的。

到了4月8日,浙江的萧山县,几个和尚被怀疑是叫魂的,抓到了官府。

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被怀疑剪人辫子叫魂,也被抓了起来。(后被释放)

此后,这类事件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本来是和石匠有关的。现在谣言四起,主要目标反而集中在了和尚和乞丐身上。并且,从石匠做法叫魂,发展到了剪人衣角或者剪人辫子叫魂。

谣言很快传到了各地,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上谕,把剪辫子妖术和剃发联系到一起。实际上,乾隆把一个谣言放大成了叛乱。

此后,各地都在抓捕嫌犯,审问妖党。但是,从地方到京城,都没有发现实质性的证据。各地官员看到乾隆如此重视,都如临大敌,纷纷上报“妖党”的线索。当然,这些线索不是捕风捉影,就是屈打成招。

但是,随着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嫌疑犯一一审理,发现所谓的妖术和妖党,基本上都没有根据,也就是说,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闹腾了这么久,其实只是谣言。

当然,乾隆知道审理结果之后,停止了对妖党的清剿,把黑锅推给下属,是他们办事不利。总之,这个事情就这么基本结束了。

乾隆怕不怕妖术?其实不怕,他怕的谣言传播的太快,怕的是事情无法控制,从谣言变成民变,变成大规模的造反。

所以,当他知道妖术和剪辫子有关的时候,就立马想到了“剃发令”。都说康乾盛世,盛世之下,怎么会有大规模的民变和造反?

所以乾隆心里是明白的,当时不仅是老百姓的愚昧和迷信,更关键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根本达不到“盛世”的标准,大街上还是一群一群的乞丐呢!就连苏州这样的富庶的江南地区尚且这样,更可况其他地方?

乾隆知道这些,所以很怕谣言造成的叛乱,所以要捕风捉影的缉拿“乱党”。



光绪二年的叫魂案,是发生在南京。

起因也是修石桥,传言石匠剪人辫子,可以搜集人的魂魄稳住桥梁。

总之,谣言一样迅速发展开来,重点也放在了“剪辫子”上。一时间,从民间到报纸,都有了纸人剪辫子,妖风剪辫子的传说。

人心惶惶,官府四处查办。

发展到后来,民间把剪辫子的主谋指向了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以至于在当年7月份,皖南建平、宣城、宁国、广德地区,发生民众烧毁教堂,打死传教士的事情。

后来官府深入调查,发现此事是有人故意煽动。根据调查,所有证据都指向了白莲教。他们利用清末时局混乱,精密策划,四处行动,制造了这次叫魂事件。

当然,白莲教的这个计划最终被清廷捣毁,剪辫子叫魂事件也真相大白。

不过,谣言的威力如此之大,确实让人心惊肉跳!大家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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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就是通过做法,让人的魂离开身体。古代人相信迷信,认为人有魂,如果有人施行妖术使人的魂灵离开人的身体,就可以控制别人的灵魂,而被夺取魂的人,不久或就会死去,古代称这种为“叫魂”。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孔飞力教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一出版,就在当年获得“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也是一版再版。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呢?

如果认为《叫魂》一书就是为了研究中国民间宗教,那就大错特错了。“叫魂”只是一个楔子,作者孔飞力要通过发生在1768年叫魂的这件事,来研究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情况。叫魂事件发生后,恐慌迅速在民间蔓延开来,随着案情不断扩大,最后惊动了乾隆皇帝,种种迹象扯动了乾隆那根敏感的神经--反清复明。在乾隆的严厉问责下,清朝的各级官员行动起来,投入到抓捕所谓的“叫魂”妖人行动中去,最终,有一桩小小的民间案件,发酵成动摇整个大清国的大动乱。

一、“叫魂”案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么蔓延的?

乾隆年间, 浙江省德清县有两座寺庙,一座叫慈相寺,另一座叫观音殿。 慈相寺的和尚认为香火鼎盛的观音殿抢走了本属于他们的香客,所以心生嫉恨。1768 年初,慈相寺的和尚通过一个姓徐的人在德清县中散布谣言:本县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进香非但难得庇护,反而会遭到毒害。当时,德清县确实有一伙石匠在修筑水门,领头的石匠姓吴。这个谣言一散布后,很快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得飞快,至于慈相寺的和尚是否通过这个谣言搞垮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观音殿,这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谣言本身所包含的迷信内容,却激起了德清县的民众对“妖术”、“妖法”的恐惧心理,如同一只蝴蝶的翅膀第一下轻轻的挥动,短短数月之内,在大清国造成了一场大动乱。

3 月 26 日 ,因为发现粮米不足 , 吴石匠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买米。 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长期受到两个侄子的暴力虐待,不堪忍受。也许是受这则谣言的启发,沈士良将侄子们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请求吴石匠将纸片贴在木桩顶上,据说这样会给被写上名字的人带来厄运。但是,政府是明令禁止这样的活动的,生性胆小的吴石匠对此害怕至极,将沈士良扭送给德清县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后释放。

4 月 3 日,杭州,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年轻德清人,因为多喝了几杯,害怕被叔叔责罚逃出德清来到杭州乞讨。 当天三更时分,他的德清口音引起了当地民众的疑心。当地人想起了德清县那个谣言,于是将计兆美团团围住,喝问他是否来自德清县,是否为“叫魂”而来,并不由分说,就将他暴打一顿。在暴打之下,计兆美只得承认他是来“叫魂”的。随后,他被民众扭送至钱塘县衙。

在县衙里,计兆美编造的“叫魂”谎言也很快在审讯中变得漏洞百出、不攻自破,进一步用刑后,计兆美终于承认先前的说辞全部出于信口胡诌。

4 月 8 日,萧山县 ,四个游方僧人在茶馆聚集,决定第二天去杭州化缘,这四个人分别叫巨成、净心、正一、超凡。 他们分为两拨:巨成、净心在各村化缘,正一、超凡则将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关帝庙去。 巨成和净心在村子里化缘时遇到了一个识字的孩子,不由多说了两句话,并且完全出于无心地问孩子的名字,然而在他们离开那个孩子继续前行不远之后,孩子的父母就怒气冲冲而来,责问他们打听孩子的名字是否为了“叫魂”,两个和尚百般解释,小孩的父母却不相信。很快就被扭送到萧山县衙,而他们的另外两个伙伴正一、超凡在关帝庙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一个蔡姓捕役因搜查中没有得到贿赂, 而将他们俩作为可疑人员扭送, 这四个和尚也真是够倒霉。这个案子在经过杭州巡抚衙门调查后得以真相大白, 舞弊栽赃的蔡捕役被打了一顿, 又被戴枷示众,而和尚们则被开释,每人还得到三千二百钱作为补偿。

从上面这几个案子看来,所谓的“叫魂”一事其实完全不存在,都是以讹传讹。案件的当事人经过官府调查审讯后,也都证明是清白的。然而,“叫魂”的流言如插翅一般

,迅速地向全国蔓延,很快就冲出了浙江省界,江苏、山东、河南、山西、北京等各个省份各个地区,都先后发现了的“叫魂”的踪迹,这引起了大清国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极大关注, 他在 7 月 25日下达谕旨:“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 密行体察, 如果有此等情事, 即行严拏, 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拏一二, 严加惩治, 以儆其余。 ”

二、这种民间案件为什么会引起乾隆帝的关注,他在害怕什么?

“叫魂”案件发生后,虽然蔓延的地区很大,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属于民间的案件,得地巡抚、总督并没有将案件上报给乾隆,他们认为这种小事不值得惊动皇帝。但是乾隆得到消息后,显然反应过激,马上饬令各地封疆大史严查此事,缉拿妖人。

那么,乾隆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他在害怕什么?

在很多的“叫魂”案件中,都出现了“剪辫子”这一情况,“妖人”们为了让某人的魂离体,会把这个人的辫子剪了,拿回去做法。但是乾隆不这么认为,在满清入关时,为了奴役汉人,强行推行了“留有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辫子的存在,是大清顺民的标志。乾隆将“叫魂”案中剪辫子与剃发联系起来,将偷剪别人辫子的“妖人”视为谋反,使得对“妖人”的清剿进一步升温。

此外,在这些叫魂案中,被指控的对象一般都是云游的和尚,乞丐,四处奔波的手艺人,而这人更加触碰到了乾隆的敏感神经。在清军入关时,很多前朝的抵抗分子就是化作和尚而逃避追捕。现在,这些事件突然集中大爆发,使得乾隆不难联想到,在民间是不是有组织的在进行谋反活动。

三、借“叫魂”一案,整顿官场,树立威严,也是乾隆的目的之一

在叫魂案发生时,乾隆已经当了32年皇帝,帝王之术运用的得心应手。乾隆深知,官场一旦稳固了,各种关系就会盘根错节,官员之间出于利益相关的考虑,就会相互包庇,隐瞒,把皇帝变成瞎子、聋子。这些躲在阴暗面的勾当,乾隆当然知道的清清楚楚。利用“叫魂”一案,给官场来一场大地震,清除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维护自己的皇权,也是乾隆的目的之一。

一旦“叫魂案”被当作“政治罪”,皇帝就可以抛开按部就班的常规,直接以自己的意愿施加在官吏身上。于是,大清国的各级官吏被发动起来,去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妖首”,结果当然找不到,为了交差,只能胡乱抓人,然后在屈打成招,制造了无数的“无辜者”。一时间,民间百姓人人自危。当然,也没有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妖首”。

11 月 3 日,乾隆帝在刘统勋、傅恒等军机大臣的委婉劝谏下,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进一步审讯。 出于对自己的天子威严的考虑,乾隆帝并不承认叫魂案本身的难以成立,相反,他坚持认为“首恶正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

作为皇帝开脱罪责的替罪羊,一批封疆大吏受到了惩罚,其中包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和山西巡抚素尔德。

四、1768年的“叫魂”案,戳穿了乾隆朝盛世的谎言

“1768 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这是作者孔飞力在这本书中开篇的一句话。在我们的印象中,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盛世。但是,这个所谓的盛世,其实早早就有了衰败的迹象。在“叫魂”中,各地无一例外的发现了大量的和尚、乞丐、工匠手艺人,其实,这些都是在盛世中失去土地的破产者。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迎来了大爆发,到乾隆后期,人口已经增长到3.5亿,即使是引入了玉米、马铃薯这些高产农作物,耕地依然有限,老百姓的日子然不好过。而本地人对和尚、乞丐、工匠等这些外来者,又充满了仇视的态度。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底层老百姓突然发现他们有了随意将一个人打倒的权力后,顿时局势就变得不可控制了。在书中是这样写道: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 ,都可取而用之。

毫无疑问,这将会使得案情进一步升级。

结语

发生在1768年的这场“叫魂”事件,不仅仅是一场迷信事件那么简单,事情从一个小小的诬陷开始,然后迅速蔓延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动乱。在这场“叫魂”事件中,皇帝的猜疑,官僚的惰政,民众的疯狂,都在一起看似荒唐的案件中爆发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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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一场剪辫事件,非但引起了社会恐慌,甚至还牵出了一场隐身幕后的政治风波。

除肉身外,人还有魂魄。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人的魂魄与肉身合二为一,魂魄一旦离开身体,人即会有性命之忧。而且,还有一类江湖术士,他们剪取人的发辫并以此摄取其魂魄(即叫魂),而失去魂魄的肉身则逐渐萎靡不振,最终死亡。因此,一旦发生剪辫事件,民间必将出现叫魂恐慌。

光绪二年(1876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一场剪辫事件,非但引起了社会恐慌,甚至还牵出了一场隐身幕后的政治风波。

三人成虎:叫魂恐慌的蔓延

当时南京城正南门有一座桥,名为长干桥,因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战火破坏,加之年久失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了保证交通顺畅,1875年,官府特地雇佣石匠对其进行维修。但在桥梁即将合拢之际,南京城内突然流传着一个谣言,称石匠为了保证桥梁的稳固,将搜集人的魂魄来顶住桥墩,以防止坍塌,而被摄去魂魄的人则性命难保。

1876年4月4日,《申报》注意到了此事,并以《剪辫子》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称南京城内此段时间发生了怪事,郊外一名十三四岁的孩子发辫突然被剪,但幸亏他提前有预防,将发辫“扣在腰带上”,故“辫虽剪,未被取去”。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发辫不被损伤,南京城内百姓外出纷纷把辫子“放置胸前,以防不测”。对于偷剪的辫子将做何用,则众说纷纭。要么是发辫被石匠拿去放在桥墩上,借此作法将发辫所有者的魂魄摄来,用以顶住桥梁;要么就是有其他旁门左道的人趁此修桥之机“剪辫做别用”。

紧接着,关于剪辫的说法也更加玄乎。《申报》4月14日报道,目击者称,当时“一阵风中若有一团黑影吹至面前,不觉毛发森树,风过处辫即失去或二五寸或八九寸不等”。甚至有人称还抓住了剪辫的元凶——纸人。据报道,有一家住新街口某人,出门后不久即发现有一阵阴风吹来,于是急忙用污秽之物迎风投掷,竟不料打落一个纸人。这个纸人长一尺二寸,手持小剪或持小刀。诸如此类的传言,使金陵城内人人自危。

捉拿剪辫者:政府、百姓如何应对?

南京城内出现的叫魂恐慌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为了查明真相,特地将负责此事施工的石匠传唤到官府问话,经过地方官的再三诘问,石匠坚称最近出现的剪辫案件“实非伊等所为”,无奈之下只得将石匠释放。但从整个事态发展情况来看,地方官府基本是处于缺位状态。他们这种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从5月底苏州发生的一次剪辫案可以看出来。

据5月1日《申报》报道,苏州府总捕头有一年仅十三四岁的弟弟,4月28日在衙署读书,他突然觉得有一阵阴风从背后吹来,令他不禁“毛发森竖”,阴风过后竟发现自己的辫子“亦短去数寸”。公安局长的弟弟被“叫魂”了,这还了得!苏州官方迅速组织力量对苏州的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并“严密访查所有客栈小庽,俱令编立循环名簿,按日至公署更换,以便考核”。同时要求相关责任人“各带干役按本营地方巡察”,务必抓住剪辫者。

地方官这种态度引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申报》当即发出质问:“何民间之辫轻如鸿毛,官场之辫重如泰山也?”苏州官方无视事态的严重性,听任谣言散布,民间更是人心惶惶。8月份苏州出现纸人剪辫谣言后,引起了当地居民的集体恐慌,他们神经过敏达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夜间偶有声响,一呼百应,鸣锣放炮,彻夜达旦”。

既然地方官迟迟无法破获剪辫案,民众就自发行动起来,防止自己的辫子被剪。他们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在黄纸上写“哇喃咱咤吽”五字放在帽里以破剪辫术;有的开出了辟邪的处方:“先用白烧酒喷,再用干雄黄擦,再用罗罗藤、生大蒜捣汁敷……,再用防风、金银花、滑石、雄黄各七分煎服。”当然,这是消极防御。不少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以抓获剪辫者。在扬州,当地居民抓住了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发现其腰间“有小剪刀三把,行李中搜出大小辫共二十七条”,在认定其确为剪辫者后,直接认为“官办不如民办之速”,“遂坑之”,即将其活埋。一时之间,各地因剪辫而引发的命案不断,甚至出现将矛头转向当地教会与传教士的趋势。

剪辫引发涉外风波:传教士惹了谁?

实际上,早在剪辫恐慌发生之初,民间就有此事乃当地传教士所为的传言。一时之间,民众对于传教士及其教堂多了一层戒备与警惕。

例如当时一些人在黄纸上书写“哇喃咱咤吽”五字,并将其贴于帽内,以防止被摄魂。据说这个秘方大有来头,乃“自东海流入中华”,民众见其关涉海外,便推测剪辫可能是当地传教士干的。但同时有人指出其破绽,称这个秘方出自东海,而洋人基本都由西海而来,应与教会没有多大关系,于是“群疑乃释”。尽管众人的疑虑一时被打消,但这对教会来说,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此时的外国传教士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设法打消民间对自己的怀疑,他们积极为自己辩诬。7月,在西方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辟邪说》一文,文中对剪辫叫魂波及传教士的潜在危险进行了描述,并不无忧虑地指出,剪辫摄魂乃传教士所为的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论”,这种传言或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若存在其他政治背景,即以洋人为攻击目标,则定将“酿成巨祸”。

在无锡等地发生剪辫事件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辫子被剪者居然无一是教民。于是坊间又传出一种说法,即用白灰把十字划在街道上,可以破除剪辫妖术,于是大街小巷顿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十字。这引起了教堂方面的强烈抗议,官府只好出面将这些画在街道上的十字洗刷干净,并警告民众“倘敢再违,定干究办”。地方官这种做法直接给民众造成有意袒护教堂的印象,使民教矛盾更为尖锐。很快,因为剪辫问题在皖南引发了著名的建平教案。

南京的剪辫谣言发生后,迅速向周围地区蔓延。在皖南建平等地,流传着“恶鬼拿着剪刀飞驰天空,专剪行人发辫”的说法,以致人心惶惶。某日,乡民们捉住了一个剪辫人,并将其扭送官府,一经审问,此人便称自己是天主教堂指使,如此一来,地方官便投鼠忌器,不敢深究,便将其释放,这无疑使民间对教堂的强烈怀疑进一步加深。

7月初,建平县乡民阮光福的辫子被偷剪,他在与人谈天时称此事定为教堂所为,但这话刚好被路过的传教士杨琴锡听到,双方就此发生争执。当晚,杨带领教堂一干人等将阮抓走并予以监禁。此事一出,乡民们长期以来对教堂方面郁结的愤恨情绪顿时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7月13日,在当地士绅的指挥下,七八百名手持刀枪的村民将教堂团团包围,杀死其中的传教士,并将教堂付之一炬。建平教案在皖南地区迅速引起连锁反应,皖南宣城、宁国、广德等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捣毁当地的教堂,并杀死了一些传教士。这一连串的事件,史称“皖南教案”。一个普通的民间谣言,就这样升级成了涉外事件。

“谋了天下做圣人”:剪辫真相大白

剪辫风波引发教案后,西方相关国家驻华外交官员纷纷向清廷进行严正交涉,要求尽快惩办凶手,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因此,清廷颁发严旨,要求江南地方官员迅速查明事件真相,澄清谣言。为免引起进一步的涉外事件,清廷还特别提醒:“其有牵涉教堂之事,犹需妥为剖晰,毋致因疑生事”。很快,朝廷的圣旨下达到两江总督府。

此时两江总督为林则徐之婿、晚清著名洋务官员沈葆桢。相对于其他一些思想僵化的同僚,沈颇为开明。他从来就不信什么剪辫摄魂之说,在接到朝廷下发的文书后,沈葆桢迅速展开了行动。经过严密追查,并根据一些剪辫嫌疑人的供词,发现桩桩件件都指向一个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

为了迅速破获此次叫魂案,消除民众对教会的怀疑,1876年9月4日,沈葆桢在《申报》上刊登告示称,最近由匪徒散步妖言,称能用纸人剪辫,若抓获相关嫌疑人,“查有实据”,且有口供者,“照例严办”,但警告民众不得妄行殴打嫌疑人,“甚至疑及教堂”,以免“酿成巨祸”,并指出此事“系白莲教党羽”所为,“与教堂无涉”,因此若发现剪辫纸人,且有实据后“无论平民教民,均应听地方官拿办,不得捕风捉影,遂行滋扰”。在两江总督的严厉催促及民众的积极配合下,一些剪辫嫌疑人陆续被捉拿归案。经过审讯,此次叫魂案件背后隐藏的一桩政治阴谋逐渐浮出水面。

1876年,中国不少地方遭受大旱,各地饥民流离失所,江南地区亦同样如此。长期活动于该地区的白莲教决定联合哥老会乘机举兵反清。为了制造恐慌局面并进一步引导民众将矛头对准教会,扰乱基层秩序,并借此举兵占领江南,掐断清廷的财路,他们经过精心谋划,制造了此次剪辫叫魂恐慌。

在江东,朝廷捉住了两个剪辫者,其中有一名为游方僧,叫方普志,湖北人。审讯者询问其剪辫用途后,他称是其师父准备起兵反抗朝廷,制作了多个木人,但须“得生人发辫数万条”才能木人“祭活”,这些木人一旦被激活,“枪炮皆不能入”。但当问及他师父的踪迹时,他称不知其师父在何处,但他们都系奉九华山师父之命在各地作法(即剪辫),他们师徒二人一年往返两次,“凡事必请命而行”。可见,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为。

无奈之下,官府立即提审另外一人。此人在押解到朝堂之上时面色如常,故作镇定,并称“汝杀我必有大祸”。官府当即决定对其施加刑罚,但发现他“全然不觉痛楚”,经检查后发现他身上贴有膏药,立马将其揭去再次施刑。这次他实在难以忍受,只好招供,称二三月间,有一个人来到该地,雇佣一些人剪辫,“每剪获一辫付洋一元,得一衣角付洋三元”,不少“本地愚民被诱入伙”。他们口中还念动咒语:“今天教你归山去,你们在我家下做阴兵有好处,你们快快转凡人,如今想我救你命,万万不能早超生,我们今天谋天下,谋了天下做圣人……”因此,在此人的蛊惑下,他便操起了剪辫这个行当。

另外一个剪辫嫌疑人的被抓过程,更是离奇。此人为道士,他偷剪人辫子后,在一家客栈投宿,因当时客房紧张,他与一惯盗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那个惯盗见他随手不离一个木箱,料想箱中必有贵重之物。待半夜趁道士熟睡之际,悄悄打开木箱,摸得里面有一个包袱颇为柔软,“意必系丝绵之属”,乃将该包裹偷走。那人盗得包袱并逃出三五里外的村庄后,乃将其打开。包袱一解开,他不禁骇然:发现里面竟是“条条发辫”!他马上想起最近各地盛传的剪辫叫魂的恐慌,以及官府对剪辫嫌疑人的悬赏通缉布告。对此,他既惊又喜:惊的是他碰到的这个道士是否会因此摄去他的魂魄;喜的是若将此人拿解官府,定能得到一笔赏钱。他思之再三,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但为了给自己壮胆,他邀约了当地几个农夫一起前去捉拿这个道士。

碰巧的是,当他们尚在前往该客栈的路上时,恰好与那个道士正面相逢。原来道士醒来发现包裹不翼而飞,料定是与他同宿之人所为,乃追寻其踪迹而来。于是,惯盗立即大喊:“此即剪辫人!”众人立马上前将其扭住,并在其住处搜得纸人等物,见纸人“长七寸许糊至三寸厚”,他们连人带物一并送交官府。在证据面前,该道士只好对自己参与白莲教起义之事供认不讳。同时,官府为了提高众人捉拿剪辫人的积极性,特地再次发出告示,称若解送来一名剪辫者,经审讯确有实据者,官府一律赏给“洋银五十元”,被诱骗学习该剪辫妖法者能将其头目“缚送”官府,则不仅一律免罪,还发给赏银。在朝廷与民间的全力抓捕下,剪辫嫌疑人纷纷投案自首或者被缉拿归案。白莲教的此次谋划亦付诸东流。同时,关于剪辫谣言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


事实上,乾隆年间江南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光绪年间的这次叫魂案影响颇大,除制造社会恐慌外,还引发了涉外风波。此类事件之所以在江南地区发生,此地“信鬼神,好淫祠”的传统无疑是传言滋长的社会土壤。时隔数十年后,叫魂恐慌因国民政府修筑中山陵而在南京城再次出现。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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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这件事怎么说呢?其实很正常,还记得我们这些年的梗吗?

我家七年前抢的盐,还没吃完呢!

我们现代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信息非常闭塞的清政府?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是啥事?我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两个版本的消息:

其中一个就是说浙江德清一个石匠修桥,有一个老人,无儿无女,两个侄子又不孝顺,于是他拿来一个写着两个名字的字条,让石匠钉在桩里,诅咒他的两个侄子!

而石匠也比较迷信,这么一听,原来这个老人是巫师,他要用叫魂法术摄取他人魂魄,这还了得?于是把他送到了官府……

当时的信息毕竟比较闭塞嘛,人们传来传去,再有德清人出门,只要喊别人名字,外面的人就认为你是在叫魂,再加上刑讯逼供,于是出现一系列冤假错案!

想想我们现在朋友圈到处流传的谣言,我们现代人尚无法分辨,什么螃蟹不能和柿子一起吃,不能和地瓜一起吃,不能和茶叶一起吃……太多了,其实都是谣言!

我们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呢?所以这件事情本来是开个玩笑的事,最后硬是刑讯成了做法摄魂巫术,最后谣言沿着德清蔓延到全国……

这之后的一波推手是发生在两个和尚身上。

说是两个和尚到了外地,看见一个小孩,于是喊这个小孩,结果这个孩子的家长听说过叫魂的事情,于是喊来人把两个和尚围住了。

一搜,果然有两条发辫,于是就成了,他们叫住小孩以后,魂魄就会被摄取,然后剪下辫子来带走……

其实人家那两条辫子是当和尚的时候剪下来的,可是那时的人们根本就不信!

最后的刑讯一逼供,这下坏了,为了少受点罪,他们只能乱编一气,什么主谋啊,什么方法啊,什么目的啊,都编出来了。

这下可不得了了,全国各地都是这种巫术了,乾隆皇帝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安,这是他们在策动谋反啊?

于是,不仅仅人们恐慌,连皇帝也开始恐慌了,一下令,那些官员们也害怕啊,生怕自己也被叫魂,所以逮到一个嫌疑犯,就往死里审他,这样一来,就出来更多的无辜被牵扯的人,无辜被牵扯的人又扯出更多无辜的人……

于是蔓延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的叫魂术,杨角风也没有搞明白原理,为什么小孩发烧输液打针都不管用,找个老人给叫叫魂就好了!

我想可能是小孩的头没有发育好,有时候受到惊吓会错筋,给他划拉划拉就好了!

而乾隆帝之所以恐慌,是因为人们认为化缘的和尚和道士就是那个巫师,当然一般我们理解的巫师也是那种修行的人,他们剪孩子的辫子,辫子又是皇权的象征,说白了就是谋反啊,这才是乾隆帝最害怕的地方。

当然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皇帝自己也承认,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的。

我叫杨角风,更多精彩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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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不邀也答。乾隆时期,有名的叫魂案,是一个十分诡异的事件,虽然持续时间不到一年,但是由鬼怪之说波及多条人命,就有点小题大做了。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场捕风捉影的闹剧而已。

故事始于1768年春天,江南各地流传有奇人能通过活人衣服、毛发、指甲等一切带有人类DNA甚至是味道的东西,盗取人们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被盗取灵魂者精神涣散没过几日便会死去。这本来是一个十分荒诞的谣言,像极了恐怖小说里的桥段。

夏天的时候便广为流传,许多人尤其是外地人都十分恐慌。本来,当地人都不以为然,但是乾隆皇帝急命当地官员彻查此案,找出灵魂盗取者。相关人员都十分的无奈,只能陪乾隆皇帝玩这个无聊的游戏。

其实,这个谣言来源于反清复明,和当初对抗清朝剃发易服的义士之后。一时间,和尚、道士、乞丐、无业游民等高流动人口成了被怀疑的首要对象。许多人被诬陷,屈打成招,押送京城。一直到秋末冬初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被叫魂而死去的人,这个闹剧也终于没头没尾结束了。而这场闹剧的记录者,却是美国人,当时难道就没有中国文人记录此事?那么他们又都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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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1月,石匠吴东明为维修浙江德清县护城河桥,回乡采购石材,就在他事情办妥准备回县城时,庄稼汉沈士良鬼鬼祟祟交给他一张写着两个侄儿名字的符条,希望他能把这个符条贴在木桩上,钉到地下。

原来,膝下无子的沈士良,经常受到两个侄子的虐待,因此怀恨在心。在得知“叫魂”的传说后,便按其法,将名字写在符上,希望诅咒成功,使两个侄儿生病或死亡。

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于是把沈士良扭送到县衙。

(被扭送到县衙的沈士良,图取其意)

吴东明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得已。

原来吴东明所修的护城河桥附近两座庙:观音殿和慈相寺。

有意思的是观音殿的香火非常旺,可是慈相寺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拈香礼佛。

慈相寺的和尚,眼红观音殿的香火,便四处造谣,说石匠吴东明串通观音殿的和尚做法“叫魂”,偷盗那些到观音殿的善男信女的魂魄,并驱使这些魂魄,替吴东明修桥。

谣言在添油加醋的基础上,插翅而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找到吴东明,交给他写着名字的符纸,希望能通过妖功,让仇人倒霉。

尽管吴东明再三解释,但由于百姓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仍对谣言深信不疑。无奈之下,他为了不惹麻烦,只得把找他“施法”的人送到县衙。

县令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认为不过是乡野的愚昧无知,所以把沈士良打了一顿,就把他释放了。

由于谣言没有得到遏制,很快就从浙江往周边的城市蔓延。一时之间,大半个中国的老百姓都陷入惊恐之中,大家听说只要把写着名字的符条压在桥下,那人便会生重病至死;或者被人悄悄剪去辫子再进行“叫魂”的操作,被剪去辫子的人精气就会被吸干……总之,千奇百怪的谣言让人们非常害怕,因此百姓不仅不让小孩出门,还对外来流民和僧侣非常敌视,甚至在殴打他们后,把他们扭送官府。

官府为了应付百姓,作势四处抓“妖”,以安抚百姓。当然也抓不出个什么名堂,可是这样一来,反而助长了谣言的势头,引发了百姓更大的恐慌。

(乾隆剧照 )

随着谣言愈演愈烈,乾隆也依稀听到了消息。

就在此时,山东巡抚富尼汉给乾隆上了一道奏疏,不仅详细地描述了地方百姓对“叫魂”的恐惧,还断言此事一定是一场有组织的阴谋,而阴谋者不光为了谋财,还很有可能谋反。

富尼汉的奏疏,让乾隆立刻提高了警惕。他马上想到了清初为强迫人剃发,引发的诸多血案。现在发生剪辫子的事件,无疑是再次让汉人想到曾经的痛苦,并掀起他们对当朝政府的仇恨,以达到造反的目的。

乾隆于是下达了最高指示,要求地方官员彻查“叫魂”案。

于是,一边是以富尼汉为首的官员,他们积极执行乾隆的指示,四处捕抓流民、僧侣和乞丐。百姓也借机栽赃陷害,将平素不睦的人报之官府。为了制造政绩,他们在审问时严刑拷打,最终屈打成招,签字画押。于是,他们将案件层层上报,借机想得到乾隆的重视和重用。

然而,有的官员认为这不过是一场闹剧,不愿参与其中,所以对“叫魂”案消极怠工,根本不予理睬。结果,乾隆就对这些官员有了猜疑,认为他们是不是与此案的幕后黑手有勾结……

(傅恒剧照 )

被送到京城的案犯,在军机大臣审问时,却又破绽百出,最后经过说查,才发现都是屈打成招。

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傅恒,为了让乾隆停止追查这桩无头案,便把所审理的案宗都交给乾隆过目,并把那些冤假错案一并放在案宗中,希望乾隆能停止这场风波。

乾隆当然明白刘统勋和傅恒的用意,也知道此案不过是些捕风捉影。不过乾隆绝不会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他把锅甩给所涉官员。那些积极如富尼汉的官员,自然因冤假错案,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那些对政令敷衍的官员,同样不容姑息。如此一来,前前后后竟处理了195名官员。

乾隆这样一番折腾,不仅清理了朝堂上让他不喜欢的官员,还对在职的官员进行了敲打,从而再次树立了皇权统治的权威性。

只是可怜那些在“叫魂”案中屈死的百姓和里外不是人的官员们,成了这桩案子的牺牲品。

(参考史料:《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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