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不断在演变，但人类的自私的本性却一成不变，谁会无私地将地位和政治权利拱手送人呢。
所以世袭制应当并没有像后世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中国人有尚古的传统，就把上古社会想象的十分美好。
在后世的传说和记载中，五帝本就是一家子，所以禅让制就显得没那么单纯了。
五帝是否一家子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笔者在此也不想深究这个问题。
笔者的目的是重新分析一下禅让制的真实性极其本来原貌。
上古社会的历史往往是不太可靠的，因为既没有当时文字的记载，也没有考古的证据。
所有的上古史都是后人根据传说写成的，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想象。
所谓三皇五帝其实是后人根据远古传说中的领袖缔造的名号，而且还是在三王五霸的基础上缔造的。
中国人向来注重形式，有了三王，就得有五霸，有了五霸就得弄一个七雄。
三皇五帝的历史虽说在三王五霸之前，但其名号的初生却是在三王五霸之后。
古人以尊崇的名号来展现其臆想的上古社会的美好，君王贤能，社会稳定。
可以肯定的是上古社会并没有古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安定，君王的贤能倒还有一定可能。
如果五帝本是一家人，其禅让的实行还有一定合理性。
但倘若五帝并非一家人，那么禅让制的存在就应当令人质疑了。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权力的转移不可能这样风平浪静与美好，而且还是在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
无论五帝是否是一家人，禅让制都有另一副真实面貌。
荀子言：“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韩非子曰：“舜逼尧，禹逼舜”。
古人已经对禅让制产生了质疑，但缺乏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其真伪，就只能作推断和猜测。
禅让制传说的不可靠性从五帝的寿命和出身就可以看出。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46岁即位，在位98年，活了140多岁。
《本纪》又记载，舜家里穷了好几代，被尧看见了他高尚的品质而立为了接班人。
这种记载根本就不可靠，因为上古时期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根本就无法和现代相比，血缘和出身又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活一百多岁都是难事，更何况上古时期的五帝，活一百多岁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后世西周时的宗法制，血缘是其唯一的纽带。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而在更久远的上古父系氏族时期，社会地位就更加依靠血缘了。
在封建制度崩塌，贵族社会消亡以后，平民才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那个上古时代，普通贫民根本就不可能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统治者。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上古社会也要根据传说，还要依靠自己的主观想象，致使记载不可靠也是情有可原。
现在来试着还原一下禅让制的历史真面貌。
根据王和的著作《中国早期国家史话》的推想，五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贤能的个人，还是一个个先后兴起的强大的部落。
尧舜禹等人其实是部落的人格化象征，是部落兴起的领袖。
随着不同部落的兴起，政治霸权开始转移，就如同春秋时期霸主轮流坐的局面一样。
在上古时代，不大可能出现大范围统一的国家，政治形势应当是部落联盟。
最强的部落成为政治中心，号令所有部落。
当一个部落衰落以后，新崛起的部落就替代了其地位，成为新的联盟共主。
一个部落强盛一百多年也不是什么难事，这就让五帝的寿命悠长合理了。
五帝所代表的是其部落，部落强盛的时间映射到作为象征的五帝身上就成为了五帝的寿命。
部落兴盛一百多年绝对比上古时期的人活一百多岁更加靠谱。
其次出身低微的问题也说得通了。
低微的出身并非是本人，而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部落本来非常弱小，后来崛起了。
由此，在五帝的寿命和出身问题上都找到了合理的说法。
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样无从得知，但可以想象所谓的禅让，其实是部落霸权的和平交接。
政治霸权的交接或许并不一定是和平的，但在传说中得到了美化，于是上古时期的政治形态就显得十分美好。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将一个群体的形象映射到一个人身上是很常见的事情。
上古时期的人们在部落和部落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找到了一种和平的权力交接的方式。
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政治智慧，也就是所谓的禅让制。
中国的政治是比较早熟的，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基本消灭了封建制度，而欧洲的封建一直持续到了文艺复兴。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完全建立了成熟的封建制度，而在此之前一定有相关的政治铺垫。
上古时期的五帝政治霸权的交替有可能就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雏形。
五帝时期的部族霸权轮换或许就是东周时的霸主交替的原始形态。
“禹传子、家天下”的出现就是中国政治又一次的成熟。
到西周时，封建制度就确立了，天子世袭，而封建各国就是上古时各部族的新形态。
当天子霸权崩塌的时候，诸侯就开始争霸交替，这就是上古时期部族霸权的轮换的新形态。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崩塌始终都有着上古时期部落联盟的影子，最终全部被历史淘汰。
在秦汉统一天下以后，封建制度基本消亡，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