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贾行家老师在《贾行家说儒林外史》里有精彩分析。

对于古代文人来说，首当其冲的外部环境就是科举考试。《儒林外史》这部书就算你没看过，《范进中举》这个片段也不会不知道，它入选过语文课本嘛。一个谁都瞧不起的老书生，突然发迹中举，以至于精神失常，被他当屠夫的老丈人一个嘴巴给治好了。

很多人把这一幕当成喜剧来看，我看到的却是满目悲凉。

我在得到还有一门课程《说聊斋》，一提科举，《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就情绪失控，认定其中私弊丛生，他有篇《素秋》讲到：乡试黑暗到连成精的书虫子都考不中。于是，他对书生的拯救，就是给他们安排一个无所不能的美丽狐精。

对比起来，比蒲松龄稍微晚一点的吴敬梓，给无权无势的老书生范进安排一个中举的情节，却更加让我看到了文人处境的无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举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侵蚀了文人全部的生活和梦想。即便是范进这样的幸运儿，也早就是行尸走肉了。

咱们先打头说起：范进为什么能中举？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叫周进的人。周进在第二回出场，是小说的实际开篇人物。他这个“进”和范进是一个“进”。为什么我要提示你这个‘进’字呢？吴敬梓既是暗示结构上一个引出一个地进入故事，也和“进学中举”的全书主题有关。

故事的开始时间是明代成化末年，15世纪下半叶，为什么选这时候？因为在成化二十三年，八股正式成了明代科举的固定文体，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改造。吴敬梓选这个时代，是要从源头上审视科举。

我先按下故事不表，和你简单说说科举。

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维度来分析它。算历史的“大账”，科举是高明的制度设计，建立了各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保证了儒家文化精英持续输送到中央；它还是皇权和士人阶层的合作基础，很好地平衡了社会的稳固性和活力——古代社会的结构是稳固的，但不能是僵化的，僵化就会腐烂。

历朝历代的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常常发生变革，但从公元589年隋文帝创立科举，到1905年清代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300多年里，中国用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基本不变，恐怕也设计不出更好的了。

有一种说法：科举是全世界书面考试的源头。欧洲大学的早期考试是口头答辩形式。在16世纪，开始有西方国家关注中国的科举，仿照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就说过：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从古代中国学来的。今天，全世界的考试还是以书面为主，恐怕也是不容易找出更适合的方式。

书面考试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低成本、好控制的公平。人的机会公平，考试的内容公平，更重要的是程序公平。

许纪霖老师在《中国文化30讲》里说：科举是一种“形式合理，实质不合理的机制”。我理解，这个“不合理”是进入到机制层面，也就是实际操作和效果上看的现实状态。对这个判断来说，明代成化年间是关键点。从八股取士开始，实质上的不合理更突出了。

范进中举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更近距离的观察角度。我们发现，科举的实质性不合理，恰恰又是因为过度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此话怎讲？我们来说故事：

周进是个贫苦木讷的老书生，六十多岁了还没考上秀才，其实他的八股文写得还不错。在应酬时，秀才可以戴标志着功名的方巾，而他只能戴旧毡帽，还要被捉弄和挖苦。

因为他呆头呆脑，最后连教书的饭碗也丢了，只好给经商的姐夫记账，去省城跑买卖。省城有考举人的贡院，那就是周进心里的圣殿，他央求姐夫带他去参观。

进贡院门的这一路，从龙门到一排排的号房，周进脚下走的就是秀才进场考试的路，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他只觉得眼睛里一酸，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了过去。众人把他救醒过来，他又接着放声大哭，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一路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

这里我插一句。小说有个基本的作用，就是唤起读者的同理心。如果你看到这一段描写的凄凉处境，应该也会放下批判态度，只觉得凄惨和同情。和周进同去的客商们也是，大伙仗义地凑了二百两银子，给他买了一个考试资格。高兴得周进趴在地上给他们磕了几个头。

到考试这天，周进来到当初痛哭的地方，不觉喜出望外。说起来，这人也真是够简单的，正常人该觉感慨和悲凉，而他在不断受挫之后，情感已经变得单一麻木，因为他心里只有科举，不再有其他东西。

原文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周进的七篇文字，做得花团锦簇一般。”这七篇都是八股，从“四书”里出三道，从“五经”里出四道。结果周进真中了举，随后又在京城中了进士。三年后，他被任命为广东学道，主管一省的院试，也就是录取秀才的考试。

其实当时学道很少会亲自看试卷，大多雇师爷来看，因为也看不过来。

钱穆分析过：用八股文考试，不是蓄意地推行愚民政策，正当用人之际，这么干不合逻辑。选用八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考试的人数太多，需要一种更直观、更好把握的标准，否则评卷偏差太大。你看，这也算是为了保障公平而作出的一项改革，这属于程序公平。

而且，周进还有维护公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小说里说：“他心里想到，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友，屈了真才。”

这时候，范进出场了。只见他“花白胡须，面黄肌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童生，活脱脱又一个周进。

小说里有个道具很妙：周进当年戴的是旧毡帽，范进更惨，“戴顶破毡帽”，大冬天里，还穿着破了窟窿的单衣，冻得瑟瑟发抖。这里写周进和范进相遇，却没写周进的心理活动，只用一个细节：周进看了看范进，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红袍金带是何等辉煌。

于是周进记住了和他同病相怜的范进，拿他的卷子反复细看，初看觉得文理不通，心想“都说得是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气得丢在一边不看了。因为半天没人交卷，才又拿起来，想着“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遇到这样的主考，范进也真是走运。

读到第三遍，周进叹息说：“这样的文字，连我都是看到第三遍，才晓得是天地间的至文。”把范进点为头名秀才，又勉励他一定要参加乡试考举人。这才让范进有了中举的可能，后面范进能继续高中，也和周进在士大夫间不断宣传推荐有关。

有的学者说，小说里这段描写是表现周进迟钝，连卷子都不会看，好文章应该一眼就看出来。

我不这么想：有些文章的好，真要静下心来反复读；有些初看精彩的，反而越看越油腻。周进愚钝呆板，但作八股是内行。在这场考试里，有个童生请周进考诗词歌赋，就被他狠狠申斥了一番。在他看来，天下只有八股是学问，其他都是无用的杂学。

吴敬梓写小说时，比起展现性格，更重视情节触发的问题。这个场景，就是揭示了科举的运作。

一般认为，科举不能选拔人才，原因在于考场徇私舞弊，考官态度不端，不学无术。其实，在明清时代，科举已经做到了当时行政能力之下的尽可能规范。只要稍微正经一点儿的君主，都不敢在这件关乎社稷的大事上马虎。

蒲松龄是对具体操作不信任，但对科举很执着。在《聊斋》里，中举本身是解决矛盾的喜剧情节。而吴敬梓想得更深入一层，他对制度本身都怀疑。他告诉我们，就算用八股标准来加强制度公平，有周进这样愿意负责的人执行，范进的卷子，也要在偶然情况下才会被认真看上几遍。

这还没有完，他接着展示的是：在操作公平、考官公正的背景下，产生的优胜者怎么样呢？这一回的回目叫《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真才自然是指范进。

然而范进是真才吗？范进不但中了举人，而且又在京城考中了进士，几年后，还当上了山东学道。

出发前，周进委托他在山东提拔一个学生。范进出了一个洋相，他查卷子时，有人讲了个苏东坡的笑话，范进接口说：“唉，苏东坡既然文章不好，查不到也罢了，这是周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你可能觉得这是小说夸张的手法，意在丑化范进，一个进士怎么能连苏东坡都不知道？这也是很多评论家的疑问。但以吴敬梓的理性，越离谱的情节，可能越有事实根据。

我们往往以为古代文人精通经史子集，其实，除了少数大儒，普通儒生的无知程度是让人惊讶的。范进没什么情趣和修养，一心八股，真可能不知道苏东坡是谁。

范进和周进一样，人品不坏，老实巴交，但要命的是迂腐昏聩，根本没有负责的能力，然而这俩人当上了学道，成了科举的化身，从此掌握着千万读书人的命运。

在小说里，这“二进”率先出场，是告诉我们：站在那个时代源头、把住科举入口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如此？这会有什么后果？

儒林有个规矩，被哪个主考取中了功名，从此就是他的门生。这是士人拉帮结党的方法，逻辑上也是在模拟宗族关系。这两位只会写八股的老师、太老师，以公正自居，实际上却稀里糊涂地加速了儒林的败坏。后面，他们的学生就会陆续登场，表演这种恶果。

小结

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下，对于文人来说，屡试不中只能说是大概率事件，让范进这样的老书生，遇到公正的考官，凭着所谓的锦绣文章，通过这道窄门，进入儒林，但这个群体的人生，却充满荒诞与绝望，才是文人真正的悲剧所在。

下一讲，我们来说范进中举之后的故事。

讨论

留个讨论题：如果让你来设计古代文官考试制度，你觉得核心内容该考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