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每年需求物资如海。过去朝廷在六路（省）设转运使，为皇室和京师采购物品，并负责运到京师，这就是“输”。但各路官吏无法了解京师的需求变化，也没有全盘调度各路物资的权力，只是机械地在本地按定额采购上贡，致使丰年物价贱不能多买，歉收物价贵又必须办足。货物运到京师，常因不合需求，削价抛售，朝廷内外所需，又要另行搜刮。每逢京师有什么特殊需求，各路官员就增加税收，进行采购，各地商人趁机抬价，结果农民负担加重。
均输法改了旧章程，由朝廷专设发运使这一官职，统一采购，并大大增加发运使的权力，让他总管东南各路税赋收入，有权调运各路物资和资金，在物产丰裕、价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购买，也可以把剩余物资卖到物价高的地方赚钱。王安石拨出500万贯（每贯1000文）钱和300万石（一石等于十斗）米，作为采购周转经费。均输法把地方供奉变成了中央采购。
这个法的初衷之一，是把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收归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巨无霸式的国营采购和销售垄断机构，其弊病更甚于民间商人。史载，发运使曾经把大量大米运往米贵的地方赚钱，销售时“比市价增及一倍”，这就增加了民众的负担。
官方的采购价格常常扭曲，不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白吃白拿，就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在均输法实施过程中，官员大肆索取回扣，不是贵的不买，不给回扣不买，以至于拨付的周转经费连本也很难收回，其间产生无数腐败行为，总之是严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这些弊病，当时苏轼等人就指出来了。均输法实行两年就无声无息了。
二、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法。
这个法规定，把过去备荒用的常平仓、广惠仓（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拿出来作本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粮食或现款给农民，按每户财产的不同状况规定贷款数额，富的多贷一点，穷的少贷一点。最多的每次贷15贯，最少的一贯五百。不管贷多贷少，都要在半年之后偿还，加利息20％。每年贷两次，利息总计则为40%。这是政府代替富人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但实际上，其用意很明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青苗利息钱”收入。
官僚机构在全国范围强硬推行青苗法产生诸多弊病。
首先，年息40%并不低。各地山高皇帝远，执行的时候还擅自加息。当时全国地方官当中，真正能做到公字当头执政为民、扑下身子为老百姓着想的有几个人？有名目来了，还不借机捞一把？打着改革旗号多收钱，人们都很熟悉。
当时宿州（安徽宿县）发青苗贷款，官府将库存的一等绿豆每斗折价为75文，二等72文，“比时价高大”，就是说，贷给农民的时候比市价贵。通常状态下，新粮大批上市的时候，价格会低落一些。两相比较，青苗贷款折价越高，农民还贷压力越大。陕西农民在初春向官府借贷一石陈米，还贷时要新的一等小麦一石八斗七升，“取利约近一倍”，也就是说利息高达百分之百。
不少官府放青苗钱时，开饭桌请借钱人吃喝，有的甚至“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为何如此？是北宋地方官要办公共食堂或促进大众娱乐吗？不是，官吏们坑老百姓花样繁多。比如放给你的时候是陈旧的霉粮，收回的时候须是新粮；再比如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回的时候却故意压秤。
其次是手续繁杂。过去向富人借贷，双方讲好就行了，现在要填写申请，等待审批，还贷手续也很唆，跟官僚部门打交道，向来如此。农民不识字，每道手续都求情托人，额外花费不少。而且贷款和还款数额完全由官吏来写，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农民只有吃亏。
第三，王安石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摊派。富裕农户不需要借青苗钱，也强迫他贷款。为什么？政府要赚利息。一等富裕户贷款数额相当于五等穷人的15倍，利息也是15倍。所以各地大搞“抑配”（强迫贷款），实际上是强迫富人出利息钱，搞得鸡飞狗跳。也有的上等户愿意借贷，他拿过来之后，又寻找时机放贷，利息更高。
贷款之后，如果发生天灾，青苗变成死苗怎么办呢？那不管，反正你得还利息。于是，差役们四处抓人，往死里打，逼迫农民卖地卖儿女，惨不忍睹。不幸的是，变法开始之后，水灾、旱灾、蝗灾不止，各地地方官成了虎豹豺狼。不但穷人倒大霉，诸多富人也成了官府猎杀目标，不是破产就是逃亡。
实施青苗法，政府获厚利。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政府得到青苗利息达292万贯。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漆侠说：“为数是颇为可观的”（漆侠《王安石变法》）。可见，满足“国用”，才是青苗法的根本意图。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评论青苗法，有一段话说得好：“封建官僚的长技是欺下瞒上，阳奉阴违。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经过他们的手就变质了。青苗法的变质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地方上的官僚们把放债作为他们的一种任务。国家放债的钱一到他们手里，他们就向老百姓摊派，不需要借钱的人也要借钱，使这些人白出利息，王安石也知道这些官僚是靠不住的，他有自己‘陶冶’人才的办法，但那是来不及的。”
三、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这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法。
富商操纵行会和物价，有损平民利益，市易法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来的。
王安石又是靠行政力量一刀切管死，“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
市易法主要内容是，京城设立市易司（先名市易务，后改名。各城市都设立市易司，京城遂改名为都市易司），朝廷拨100万贯作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统一由市易司划定。商人向市易司抵押自己的财产，即可以20%的年息，赊购市易司仓库里储存的商品，到各地出售。
这样，政府自身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推行的结果，京城人声鼎沸，都说市易司“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了”。它的营销范围任意扩展，连水果、芝麻都垄断过来买卖，演变成最大投机商。他们收购的重点，当然是紧俏商品和畅销货，哪里顾得上滞销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利润指标，并且从中渔利。
官方大规模彻底垄断经商，结果是最大程度破坏市场，漆侠说王安石“狠狠打击了……商人资本”，把民间利益抢到自己口袋里。
熙宁九年（1076），市易司收取息钱和市例钱133万贯。熙宁十年（1077），收息钱和市例钱153万贯。这两个数字，分别相当于这两年全国夏秋两税总收入的30％左右，敛钱规模着实吓人。
北宋的GDP，并未有科技创新促进飞速提升，全国财富分配，官多必然民少。学者邓广铭说：“市易法实施的结果，不能不算是卓有成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四章）市易法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民间可就倒霉了。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大大加重集权的办法搞经济，干扰和破坏了市场形态，就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
四、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颁行。
各州县需要修建水利工程的，小者自行解决，大者奏报朝廷实施。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政府给予奖励。
五、免役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实行。
北宋乡村农户，按财产情况分为五等，一等最富，五等最穷。
宋朝的差役，指的是乡村基层政权的跑腿马仔，一般由上三等户轮流充当。
有的人当差，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觉得是肥差；有的人当差，抛荒耕地赔钱破产，觉得太痛苦，王安石举出后者的例子，说这个办法必须改革。
怎么改呢？改无偿当差为用钱雇人，这就是免役法。按理，要向那些应该服役而现在免役的人收钱。既然服差役是上三等人家的事，就应当向上三等征收役钱，不应向四、五等户征收。
但在实际上，是不分上等下等，“等第均出”，向全体农户收钱，这就有点不讲理了。怎么收呢？各地情况不一。或者以家产为标准，每一贯家产征收10文钱——注意，家产多少是由官吏来算账确认的，这里就有很大出入；或者按每户每年上交税收的百分比来征收。原来不需要服役的官家、寺庙等，也按财产情况分别出钱，称为助役钱。各州县雇劳役的资金总额经计算后，摊派到各户征收。
这个办法也使政府收入大增。熙宁九年（1076），政府收入役钱1000多万贯，雇役支出640万贯，剩余近400万。收入大于支出这么多，证明了征收差役钱的目的，不是“为民”，而是为了富国。这个免役法给贫穷农民平添了一道赋税，应该说是害民的。
六、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行。
大地主隐瞒田亩逃避税收，始终是北宋一大问题。以全国耕地而言，真宗时有524万顷，经过开荒，到后来仁宗后期反而缩至228万顷，显系隐瞒多多。
方田均税法旨在丈量土地，清查漏税，均定田税。主要方法是，各县以千步长宽（约合41顷66亩）为一方，作为丈量单位，每年农闲丈量所有土地，登记造册，逐级上报，按土壤质量分为五等，确定税额，如实征收。但是，清查各地隐瞒的田，却由各地地主负责，这就不能不打折扣了。
七、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八月颁布。
有人把这个法算在市易法里头，但实际上两个法的性质并不相同，这个法透出的信息很有趣，值得单独说一下。
北宋宫廷所需物资，还有一种供应办法，就是通过“科配（摊派）制度”，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商铺强行购买。一旦某种货物缺货，就惨了，商铺以几倍或几十倍的价格高价收购，然后仍以低价供应宫廷。
各商家对此制度早就头疼不已。熙宁六年，变法热热闹闹之际，汴京的肉食品行会也鼓起勇气要求改革了。他们派了代表跟官府商议，今后由肉业行会向官府定期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叫做“免行役钱”，以此作为官府购肉的价格补贴。官府收了钱，随行就市自行购买，肉行不再直接向官府低价供应。
王安石批准了这个提议。此后，在交纳免役钱之后，免除了商铺对官府的低价供应。
这个法给人的印象深刻之处在于，政府竟然如此强权，如此不讲道理欺负商户，最后达成的协议也非常可笑：政府要买东西，先到商家手里搜一大笔钱，然后爱到哪里买就去买，这就算改革了，而且双方都觉得适度。
八、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实施。
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长。一家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组织起来武装训练，维护治安。
同保内有犯法的，知情不报要连坐。发现来历不明的人，不举报也要惩罚。保甲法主要是为了压制农民聚众起义，扩大兵源。学者王曾瑜说，自商鞅的连坐法，到王安石的保甲法，最后到蒋介石的保甲法，完全一脉相承。任何一个公正的史学家，是不会为这种反动的血腥的法令辩解的。
九、保马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实行。
政府动员民间养马。民众愿意养马的，政府给一两匹，或发钱让养马户自购。养马户减收赋税，或发补助。养马户不能虐待马，如骑马走三百里路要受罚，马的肥瘦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政府集中养马的巨额费用，获得更多战马对付西夏骑兵。学者许倬云说：“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
十、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八月实行。
政府建设新的兵工厂，录用擅长武器制造的人改良和制造武器，这项改革使北宋武器质量大为提高。
十一、将兵法。熙宁七年（1074）颁行。
针对以前禁军实行更戍以及将领和士兵互相不认识的弊端，废除更戍法，重新划分军区，要求将领和指挥常驻军中，负责训练和打仗。还裁减年龄50岁以上的老兵，归并军营，全国共设92将（军队单位，每将大约3000人）。京师附近设37将抵御辽和契丹，西北设42将对付西夏，还有13将对付国内叛乱。兵多的设正将、副将，兵少的只设单将，有的部队设指挥。
十二、三舍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颁布。
在太学（最高学府）中设立三舍。学生初入学住外舍，名额2000左右，反对变法的学生一律开除。
2000人经过考试选拔200人，由外舍进入内舍。再经考试，选100人进入上舍。
上舍学生优秀的，不用考试直接授官。王安石创造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途径，以后南宋太学继续实行三舍法并不断完善。除了改革太学之外，还新建了武学（国防大学）、律学（政法大学）和医学（医科大学）。
十三、科举新法。熙宁四年（1071）二月颁布。
过去科举考试有两大宗：一、以诗赋考取进士；二、以默写和解释经文考取“明经”科，这是自隋朝开始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出身等同于进士科。
新法规定，进士考试取消诗赋，考试内容改为经义大意和时事政论相结合。同时废除明经科考试，过去学习明经的一律改考进士。
有学者指出，诗赋取士固然背离时代要求，可经义取士也好不到哪里去。自宋以降，历朝都实行经义取士，成为统治者厉行文化专制的法宝。
十四、“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实行。
这是王安石掌控意识形态的举措。
三经指《诗经》、《尚书》、《周礼》。
前两经由王安石的儿子王和吕惠卿撰写新的解释，《周礼》由王安石亲自诠释，一共写成《诗义》、《书义》、《周礼义》三本书。三种书统称“三经新义”，确定为全国学子必读教材，科举考试也一律以“三经新义”的内容为标准答案。在科举考试中，“经义不合王安石，则有司不敢取”。
“三经新义”再加上王安石另一部著作《字说》，当时叫新学，实际上形成了“王安石思想”。
所有不符合王安石思想的其他儒家流派，对不起，均为歪理邪说。王安石这样做，是要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王曾瑜说，这是禁锢思想自由的反动措施。
以上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致内容。
九月，青苗法颁布过程中，翰林学士司马光在神宗面前同吕惠卿展开激烈争论。司马光坚决反对青苗法，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