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君王个人的心态。其实,在心态的后面,是几千年小农生产所维系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不仅提供了产品,而且也生产和再生产出闭塞。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很难滋生向外发展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康、雍、乾、嘉道二百年间,在东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常常是被动的一方。
中国由被动而抵制,由抵制而闭关,在易见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不易见的经济原因。其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兰西、英国先后不远万里前来叩门,但总不能越过重重“中外之大防”。
在这一方面,道光年间厘订的种种“防范夷人章程”是极富特色的,其中规定:“夷人私带番妇住馆,及在省乘坐肩舆,均应禁止也”;“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察,以肃政体也”;“禁在广州住冬”,“限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约束”,“不准汉人借领外夷资本”，“不准久住澳门”,“禁底汉乳妈及买汉婢”,“禁进省城靖海等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细密的防范曾有效地阻止了外人入窥堂奥,但这个过程也同样有效地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日益模糊。方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而冲突渐趋激烈之际,士大夫的议论,类多隔靴搔痒,不中肯綮:“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
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他们往往以为“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则可使夷人屈服。这种见识与事实之间的距离正显示了闭关造成的虚骄与懵懂。
二、认识世界的先驱者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的武力较量和竞争。从来是朦胧一团的“泰西”,展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坚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曾经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对这种压力目睹身受,终身不能去怀。
在后来遣成伊犁途中,他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对中西武器作了这样的对比:“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而“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应当说,这段话是沉痛的,因为其中凝结着中国士兵的鲜血。但是,作为比较的结果,它又陈述了那一代人在流血与愤痛之后的反思。关天培是英勇的。但激战之后,他手中的旧式火炮“火门透水,炮不得发,并有炮身发红炸裂者。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其英勇表现了一种历史的悲怆。
等而下之的杨芳,则收集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视“夷炮为邪教法术。其仓皇失措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又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调佩。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裕谦)、两名提督(关天培、陈化成)、七名总兵(张朝发、祥福、江继芸、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谢朝恩)、二名都统(海龄、长喜)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
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一部分中国人透过弥漫的硝烟终于发觉自己面临的对手是完全陌生的。来自西洋的“夷人”,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两千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里开始动摇了。
处风云漩涡中心的林则徐便在时代波潮的鼓荡下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各国律例》,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民族最初借助文字而了解到的泰西形象和情态。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闽省渔户杨某曾在大洋面上与夷船以鱼换米,并得西人所赠书册。结果,在官府的干预下“起获夷书,咨请军机处,恭呈御览”,并招致上谕，对于督抚的切责和遍究:“查阅纸片字画,直系内地手笔,何似之有?且书内语句,多不成语,该抚所奏,无非上下朦混规避而已。”
几本“夷书”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波,不仅说明了缺乏开明,而且说明了缺乏勇气。林则徐是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禁使茶叶大黄出口即可以治西方人的成见。但是,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两者具有同样的光彩。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对此表示称许的恰恰是渡海东来的西方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
尽管林则徐的新知中仍然掺合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探出头来认识西方的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以及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它又启迪了2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
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在林则徐的手里开始成为一门学问。由此,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鸦片战争之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
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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