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刘邦的出身比较低微，在其布衣时期还是能够做到与人为善。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
这一时期高祖比较弱势，所以和张耳能够以礼相待。但是，其发迹之后便开始变得轻礼而倨傲，特别是对于儒者而言。郦食其在求见他时，就听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所以郦食其自称为高阳酒徒，才得到了刘邦的接见。刘邦在其发迹期间也没有过十分礼贤下士，谦恭有礼的记录。所以，刘邦的礼贤下士很大程度是其微末时的生存状态导致的。人才之所以愿意追随他，主要是因为他能够给予人才良好的地位、权力、待遇等物质条件。至于他的态度方面，他手下的人应该是看在物质的面子上自动忽略了。
其次，刘备的礼贤下士是由于内心的强烈愿望。他心中有强烈的振兴家业，兴复汉室的理想与憧憬。所以当他发迹之后，他对于士族和人才往往是倍加尊重，彬彬有礼。但是在他年轻时期，他却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火爆脾气。据《三国志》记载：“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由此可见，刘备也并非是天生的仁厚好脾气。
综合看来，这两个人对于自身的前途是由不同的观念组成的。刘邦是典型的基层思想，通权达变。也许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想过可以成为天子，所以在他的发家史上多了几分真性情，充满了嬉笑怒骂。而刘备则有很远大的理想，在他幼年时期就曾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胸有大志的人往往就会显得有几分虚伪。因此也有人说刘备之仁而近伪，礼贤下士也多了几分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