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报国，有人误以为是岳飞背上所刺的四个字，
其实谬误，岳飞背上所刺的四个字是“尽忠报国”，
【先是，秦桧力主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金人所深忌，桧恶其异己，欲除之，胁飞故将王贵上变，逮飞系大理狱，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铸曰：“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桧语塞，改命万俟卨】~~《宋史-何铸传》
而精忠报国，却是源自南宋高宗授予岳飞的“精忠岳飞”的旗帜，这也是南宋官方最高统治者对岳飞的肯定和褒奖，
岳飞的精忠报国是行为，尽忠报国是思想，
如何论证，如何区分呢？岳飞之忠，是否愚忠？
无论岳飞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核心就是“忠”，灵魂则是“国”！
提起“尽忠报国”，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满是一副愚忠的人物形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却是很有主见，性格十分倔强的人物，
试问哪个男人没有点主见和倔强性格呢？特别是影响了历史的重要人物，这种性格更是突出。。。
岳飞是从来都不曾“愚忠”的，流传的民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来，岳飞竟然成了统治阶级“忠君至上”的典范，
而近现代史林也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
其一，是所谓“愚忠”说，依据民间演义小说和评书的描述,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认为岳飞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
这种话，这种思想，这种论调，可谓滑天下之大稽。。。[灵光一闪][灵光一闪][灵光一闪]
其二，承认岳飞之忠确实包含部分忠君思想，但绝对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还有对国家民族、江山社稷的忠诚。如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像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可是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
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
自秦汉封建专制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在孟子的思想里，“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范畴。
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碾的稀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譬如“不倒翁”式的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的老调子。
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
宋真宗时的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社会存在才是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
金军大规模南侵“搜山检海”捉拿高宗赵构，赵构跑的比兔子还快，甚至躲到了海上和吴皇后的裙子下边才脱身，
那时候的人民并不知宋高宗赵构已经逃亡到何处时，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岳飞就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卖国投降时，南宋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宋史-胡铨传》
大臣范如圭也警告高宗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 “无限忠诚”~~《宋史-范如圭传》
范如圭另外还写信给宰相秦桧说：自靖康以来，金国女真军队所杀戮的，不是宋军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宋军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秦相公你却对金国“爱信之如天属之亲”，那么“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秦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恬不知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把无耻演绎到了极点。。。[打脸][打脸][打脸]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秦桧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秦桧，范如圭说：秦相公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秦相公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秦相公你“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
为民生计，为国家计而痛斥奸贼，乃大忠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三
岳飞之忠，在于民族国家，[赞][赞][赞][玫瑰][玫瑰][玫瑰]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岳飞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岳飞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岳飞“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吗？当然不是。。。
可是有那么一群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母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不可能完全分辨清楚的，所以“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的家天下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
这些人的实际面目就是只会狺狺狂吠的无脊之狗，满口“忠君爱国”肚子里却充斥着男盗女娼，因为这些货色的言论无一字、无一言让敌人放下恶行，放下刀枪。。[灵光一闪][灵光一闪][灵光一闪]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正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此曾作了深入论述，周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一，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北宋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二，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南宋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强烈呼吁高宗宰了奸贼秦桧。
三，南宋御史方廷实，当宋金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看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是何等清楚，于是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
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所以，岳飞作为一名武将，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
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