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这个说法先不论是不是正确，我们先推论一下这个说法为什么会出来。
这是因为近代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欺负，割地赔款，民族尊严被打到了谷底。
那我们应该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啊！
西方列强打到中国面前的时候，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落后，是全方位的。
军事上：西方是坚船利炮，我们是刀矛弓箭的原始组合；
体制上：西方是工业与商业立国，我们是农业立国小农经济限制商业；
社会氛围上：西方是基于自由社会的工业大生产，我们是专制主义下的人身限制。
那么请问：中国的专制主义、小农经济、大刀长矛弓箭，这些组合是满清原创的吗？都不是。
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明朝继承来的。
那明朝又是从哪里学来的？从元朝继承来的。
那元朝呢？是从宋朝学来的。
那......
哦，原来是秦始皇搞的这一整套落后的玩意。
好，找到根源了。原来满清只耽误我中华三百年，而秦始皇这个始作俑者却耽误了中华两千多年啊！
第一重逻辑推演到此。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明白：
满清所奉行的一整套制度，正是中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所形成的制度，不是满清凭空强加在中华头上的。
下面说说第二重逻辑。
有的人强调：满清入关打断了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否则中国也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甚至能搞出工业革命。
下面我分几点论述一下上述看法的错误。
首先，明代中后期的手工工场，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规模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小家庭生产的规模，它仅仅是封建小农经济的补充，而不是新的生产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应天巡抚曹时聘去考察了苏州的手工业情况，随后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郡城之东，皆习机业”，这个机业，就是丝织手工业。“家杼轴而户纂组”。 这是说城东大部分家庭都从事丝织手工业生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奏疏中接着说到：“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这里我们看到，当时机户是数千，而机房罢则织工失业者也是“数千人”，机户与织工的人数相当，平均每户雇佣的人数也就在1~2人左右，这种生产规模非常小。
而比这早100年的英国，就有在当时来讲规模巨大的集中手工工场。16世纪初伦敦西部纽伯利的商人约翰·温奇库姆，有首民谣这样唱颂他 : “一屋宽且长，织机二百张。织工二百人，排列成长行……旁有一巨室，女工共百人……附近 又一室，少女二百人……”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中古部分）
与曹时聘报告大约同时，17世纪初英国格洛斯特有207个呢绒商，他们向总数10.7倍于己的织呢工、漂呢工、染呢工、剪呢工及其他各类纺织工提供工作。（里普利：《村庄和城镇：1660-1700 年格洛斯特腹地的职业和财富》 ）
小结一下，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规模极小，以小家庭生产为主，只是封建家庭生产的补充，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其次，明朝中后期的商人，赚钱的目的并是扩大再生产，而是买地、买官。
马克思在对西欧手工工场考察后，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商品与资本的处理方式：资本——商品——资本。资本家对于赚来的钱，都是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以制造更多的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其最终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才是资本主义。
而明朝的商人呢，他们赚钱后是投入扩大再生产，还是拿钱干别的？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提到，商人资本对土地市场的介入日益积极，庶民地主大大增加。
富商置地，更多的是出于“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的目的，而并非进一步追逐商业上的盈利。如红楼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所说的那段话：
“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赶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红楼梦》，第十三回）
这里把商人赚钱之后爱买地的原因说的一清二楚。
除了买地之外，商人花钱另一个地方是买官。
整个明朝都提供捐纳入仕的途径。花钱可以买到散官、文官等，成为生员吏员之后，可以享受身份带来的特殊利益。
富商一般多捐纳冠带、散官。冠带即有官之资格，并无官之实任，即所谓“冠带听选”或“冠带未仕”是也。义官及冠带、散官虽是身份和社会名誉地位的象征，但对富民或商人来说，捐纳可以进入仕途、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官宦子弟纳粟授散官。
《嘉靖太康县志》记载，成化二年，通判张纪之子张播、骚压刘荣之孙刘纪、知县万贝族侄万渔等纳粟授七品冠带、散阶承事郎。
弘治《句容县志》载“张铭福，巨富，江彦玺，家富饶，勤于农商王道通，勤商俭以致富卢占廷，以商致饶。凌宗崇，家富”等，这些富商通过纳粟获得冠带。这些均纳粟为冠带义官等。
此外，社会地位及荣誉的吸引，也使得富人竞相捐纳。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户部刊发书册，内开通行省直义助东征银两，“生监儒吏军民人等助银五百两以上、粟一千石以上者，许领救书一道，抚按衙门转行，有司备羊酒导送，族表其门，仍许建坊，入志以传永久”。
至此小结一下，商人赚钱后，用来买地、买官，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追求的是更多利润，赚钱之后会继续扩大再生产。
如果认为把钱投入土地、官位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第三，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关系
嘉靖时，在苏州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资金量大、雇佣工人较多的机户。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巳编》中记载其里人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时说“潘氏以机房织手发家，始大富至百万。”
以当时眼光看，他们的手工工场规模不小，雇佣的工人数量也不少，资本也算雄厚。但是，依靠手工工场致富的富商潘璧成，命运多舛，最后被弄成牢狱之灾。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对所谓新兴的依靠手工工场发家的富商，是起约束性作用的，而不是鼓励。
当时手工工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但一般人感觉不到，连最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没有特意提出。
比如王守仁、李贽、徐光启、宋应星、张居正、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由此(即资本主义萌芽)而引起的社会变动。相反，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经济论述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减赋节役等其它方面。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手工工场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变化和影响，它只是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或者说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并非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今天我们所谓的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后代学者以西方观点套用回去的。
本段结论是：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而仍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补充。因此，明朝中后期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而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无法靠中国自己产生工业革命。
下面再说说第三重逻辑。
上面两点被否定之后，有人接着会说：
如果不是满清，而是汉人建立政权，那么汉人开放好学啊，即使自己产生不了工业革命，汉人政权也能很早就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
首先，汉人政权并不一定就天然开放。
明朝就是一个例子。立国不久就开始海禁，等到朱棣上台之后开始派郑和下西洋，搞了二十多年。但是，朱棣对海洋的理解是错误的。纯粹烧钱谁都会，但是要从海上把钱挣回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明朝没做到。
不但没做到，反而人亡政息。朱棣一死，航海事业停止，连郑和的航海图都被朝廷烧了。接下来就继续海禁。禁来禁去，禁出了一堆海盗。
好不容易有了隆庆开关，而实际情况呢？是仅仅开了一个福建月港，还每年限制船只的数量110艘。我记得一个数据，月港一年的海关关税收了2.9万两银子。接下来就这么耗到明朝灭亡。
谁说汉人政权天然就开放的？
其次，汉人政权也不一定好学。
还是以明朝为例。
西方的耶稣会士早在1565年就到了澳门，并请求进入明朝。耶稣会士在澳门有8名传教士，他们的会长弗朗西斯科·派瑞斯与1565年向广东巡抚衙门申请在中国正式开教，但被明朝拒绝了，3年后他们的申请再次失败。耶稣会士直到1583年才被允许在肇庆建一所天主教堂。
近20年时间过去了，才同意与耶稣会士进行认真的接触，这能算好学吗？
从那之后，进入明朝的知名耶稣会传教士有：利玛窦、范礼安、罗明坚、安文思、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等。1580-1640年间，有323条船载有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但其中有70条船失事，代价不菲。
后来，葡萄牙和耶稣会进行过两次抗清援明的努力。
第一次，澳门准备了30门红夷大炮和100人的火枪队，但未能成行
1621年，明朝与满清经过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开铁之战的接连失利后，沈阳与辽阳也丢了。当时明朝官员如徐光启等早已了解到葡萄牙大炮的威力，于是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
1621年，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朝廷同意向澳门寻求帮助。
当时的荷兰已经在东方海域开始威胁葡萄牙人。但澳门当局评估局势后认为，暂时无碍，因此就极力满足明朝的需要，同意提供30门红夷大炮以及炮手，另外还派出一支100名滑膛枪手组成的火枪队，队伍首领叫洛伦佐·李斯·韦利奥（Lorenzo de Lis Veglio)。
但是，这个行动很快就被人阻止了。
魏忠贤的老师、阉党干将沈?一直仇视耶稣会，而且对于不是阉党的徐光启等人处处排斥打击。此时的沈?，在魏忠贤的帮助下成为了大学士。他借口天主教的圣母画像与白莲教类似，说天主教就是白莲教的另一个名字，因此，澳门支援明朝的大炮和火枪队没能成行。
第二次，澳门200人的援明火枪队，依然未能成行。
1630年1月，崇祯帝命令徐光启和李之藻按照欧洲的模式训练军队。皇帝同意他们二人再次提出的寻求葡萄牙人帮助的事。澳门方面送来了2门红夷大炮和6名炮手，还有几支毛瑟枪，领队的葡萄牙人将领叫公沙的西劳（Gonzales Texeira Correa)，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ques)随军作为翻译。这支小队刚到涿州就大显身手，他们用大炮和火枪协助击退了满人。当时公沙的西劳感觉很好，就请求再调300名火枪手来，并信心十足地说：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让满人不敢再来中国。
朝廷同意了。
于是澳门方面有200名士兵整装待发，这些士兵大多数是在澳门的中国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每人还配有一名仆人。他们从澳门向北进发，一路到达了江西。
结果在江西出了问题。
因为广东商人担心葡萄牙人立功，之后会借势把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权从广州一地扩展到明朝的各个口岸，这样广东商人就失去了独占的利益。因此广东商人凑了一大笔钱，贿赂了京城的阉党残余官员。结果这些官员让崇祯帝相信，击退满人并不需要葡萄牙人的援助。崇祯帝优柔寡断的性格起了作用，就下诏让这支部队返回澳门了。（本段大意引自美国邓恩所著《一代巨人》第十三章）
小结一下本段：
明朝很有机会把握与西方的交流的，可以早早地就与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进行对接。但是可惜，明朝根本不愿意与耶稣会士深入交流，也注意不到其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力量。
从葡萄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到崇祯帝时期，已经近50年。这50年学到了什么？似乎没有。大炮、火枪等，并不比满清先进。至于欧洲的社会情况、政治制度等，统治者也没有兴趣了解（利玛窦求见万历，结果万历不见）。
耶稣会士和葡萄牙当局愿意帮忙抗清，但是两次都因为中国汉人的内斗而不能成行。
反倒是后来的康熙，虚心向耶稣会士学了很多东西。
因此，汉人政权一定开放好学也是个伪命题。
结束语
满清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社会形态的终极完成态。
它继承了中国2000多年专制王朝的经验和智慧，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扰乱政权的因素基本杜绝了，没有权臣、没有武将造反、没有外戚夺权、没有宦官干政。
看待满清，只能以中国古代王朝的标准看它，而不能以西方列强的标准要求他。中国与西方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环境不同，怎么能要求它与西方结出一样的工业果实呢？即使不是满清，而是汉人政权，其与满清相似的概率都是极大的。
现在归罪于满清，那是推卸责任，强求祖宗。
而且，满清奉行中国文化，比元朝要彻底得多，满清的皇帝们整体上也勤勉节制得多，按照中国儒家对帝王的要求，他们总体上做得更好。但只是对比对象变了，满清赶上了剧烈的“古今之变”，这是他们自己所无法左右的客观现实。
今天，中华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了，不要在中华内部搞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无谓纷争了。而且多数是发泄情绪的文字，并不能做到客观中立地看问题。
关于满清自身的功过是非，我在另一个问答里说了很多，欢迎围观（该回答目前点赞数223）：“满清误国三百年”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https://m.zjurl.cn/answer/6712300467470205198/?app=news_article&app_id=1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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