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疯言，很荣幸能回答这个问题。
胡人无百年国运，其实这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打天下靠的是武力，蒙古骑兵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bug级的存在，故不管是向西还是向南，都是一路高歌猛进。
可守天下必须要靠文化了，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调和民族矛盾、经济矛盾……才能不断夯实自己的国家基础。
这点恰恰是蒙古人欠缺的，胡人无百年国运的含义也恰恰在此处。
地盘越大，需要调和的矛盾自然也就越多。初期，尚能靠着自己强大的军力来镇压掩饰这些矛盾，但总有你压不住的一天吧？
况且，国家大了，作为统治链最高层的蒙古人受到花花世界的诱惑也就越多。
总有一天(针对蒙古人来说，就是这不到百年)，不知哪里刮来一阵风，或是飘来一片羽毛，那多米诺连锁反应就开始了。
莫道石人一只眼……
谢谢，我是疯言，欢迎大家关注我、了解我；希望大家批评我、指正我~
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对农耕，管理上经验不足，再加上国土面积大，民族众多处理不好民族矛盾。所以早早灭亡。
蒙元王朝用73年的时间将疆域扩大到东达太平洋西海岸西包欧洲大陆大部份，成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领土最广阔的国家，但差不多也是73年蒙元王朝就由盛转衰被打回了老家蒙古高原。蒙元王朝为什么会出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现象，而不像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后金统治中国更长一些。史学界对蒙元王朝短命而亡的研究还是相当丰富的，尤其是从军事上的探讨。对于元朝统治政策上的失误研究一般就一个单一的点进行探讨，不是单说民族政策就单说币制政策或单说税收政策等等。我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来综合分析蒙元王朝的统治政策与其最终灭亡之间的关系，揭示政策与策略对于一个国家团结安定的重要性。
从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部落，到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蒙元王朝的领土由蒙古高原扩大到包含亚欧大陆的大部分版图，蒙元王朝仅用73年的时间就成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领土最广阔的国家。但自1294年元成帝即位，到1368年元顺帝逃出大都，差不多也是73年的时间，元朝就由盛转衰，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各种事实和现象，有美好，有丑陋的区别，正面和负面，消极与积极之分，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简单地对其肯定和否定，而要理性的说明：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个状态。
元朝脱胎于漠北草原民族，尽管它的统治重心在中原地区，但其国家制度的架构中，仍保留有明显的草原游牧民族制度的特征。元朝制度建设的最大特点是“蒙汉杂糅”，各种不同来源的制度构成一个混杂的体系而运作。
在国家体制上，大量不适应汉地情况的蒙古旧制继续保留。游牧贵族在体制上有特权的保证，使得汉化难以深入；国家财政管理不规范，任用西域商人，采取掠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加剧社会贫困；怯薛成员到元朝后成为宫廷军事贵族集团，严重干预朝政；各地设立达鲁花赤，实权大于地方官员；蒙古贵族分派各地仍采用游牧的生产管理方式，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生产；在用人制度和原则上，采用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受到疑忌和排挤，汉人士大夫的政治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统治集团对汉地的典章制度比较隔膜，在具体的制度实施中，常常因误解汉地制度而产生笑话。这些正体现了元朝作为进入汉地的中原王朝，制度整合水平低。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蒙古在进入汉地以前对于中原文明全无接触和了解，不易接受汉地的典章制度；元朝具有蒙古世界帝国的特点，漠北草原始终在元朝的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草原本位政策不可能彻底放弃。元朝的迅速灭亡可以说与它在中原地区采取的统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我就元朝民族政策、币制政策、税收政策和土地政策几个方面简单地分析一下元速亡的原因。
1、民族政策
自唐宋以来少数民族逐渐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曾数度建立过强大的国家统治汉民族，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都有一种奇怪的自卑心理，无论如何，一只狼率领一群虎，肯定会心惊肉跳，夙夜不宁。
蒙古族攻城掠地肯定不在话下，只要一声号令，万马奔腾，人人奋力死战，所向披靡，无不破竹而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兼狩猎，在征服漠北和中亚一带时，所过之地皆辟为牧场，这无可厚非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在攻下汉族地区后，面对先进的农耕文明，蒙元统治者却一筹莫展，就连忽必烈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元史·本纪第四·世祖一》）元朝的统治疆域是空前辽阔的。其中的民族成分也是十分复杂。蒙古族以区区的几十万部众统治远超自己百倍千倍的人口，其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拉一批，打一批，这不失为一种绝佳的统治方式。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并不像其他王朝一样，把天下真正当成自己的天下尽心经营，从而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而是自始自终都把自己当成少数人的政权，自始至终不愿意与广大汉人共有天下。这种观念使他们的统治缺乏长远规划，而是目光短浅地认为应该自己独吞权力与财富。
在蒙古人走出蒙古草原之前，民族的统一很快，但在这之后，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朝统治者对于统治多民族的国家缺少相关的经验与气度。蒙古人不但没有把国家中百姓的分歧消除，反而还把他们之间原有的民间友好也给扼杀了。统治者把全国的人口分为四等只是一种大的形式，实际上在各方面元朝统治者都是以民族来划线的：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为他们多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又称为回回，他们是在蒙古人征战中最早亡国的人，因而博得元统治者的信任；第三等人是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人，包括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人等；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
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即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太宗政府治之。”1272年5月，朝廷颁布了“禁止汉人与蒙古人斗殴”（《元史·通制条格》）的禁令，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而压迫的登峰造极甚至说：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打50下和象征性的罚罚款，而汉人杀死蒙古人的，不仅要被处死，还要没收家产，全家发配充军。由此可见“杀人者死”的法令并不适用于蒙古人。
元政府将每二十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担任，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隶，他们的衣服饮食，甲主可随意索取，女子财产，也可随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会拜神，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赶集赶场，甚至夜间走路都被禁止。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民族的不平等，还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统治者实行的领主分封制、工奴制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将奴隶通称为“驱口”。“驱口”原来主要来源是战争俘虏，后来蒙古贵族常常将平民拘掠为“驱口”。许多农民在无力还债或生活窘迫的情况下，其子女或自身也沦为驱口，如“中州良家子女被卖于边者众”。据当时差遣到江西的监察御史估计：“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
这一阶层人的境况极苦，没有人身自由，地位极低 “与牛马无异”，元代刑法规定“宰杀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诸主奸奴妻者，不坐”“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驱口的财产主人可任意侵占，驱口的人身主人可任意转卖。驱口不仅要向使长缴租，还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也就是说，驱口可视同主人财物，经过一定的手续即可转卖。所以当时驱口买卖之风十分兴盛。在大都、上都均有人市，只要经官府检查给据，就可买卖交易。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进行人口买卖贸易的人贩子，百姓深受其害。
蒙古统治者把民族分为四等，极大地扩大了文化之间的鸿沟，加剧了民族矛盾。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两等。而蒙古人所说的汉人，其实多是契丹或女真人，也包括当初在辽和金统治下的汉族人。而南宋原统治下的汉人更低一等了。
当时元人怕汉人反抗，规定每十户人家才准许用一把菜刀，而且还用铁链锁在屋柱或井岸上。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蒙古贵族还强迫汉人、南人转化为奴隶，动辄上万家。在进入中原的时候，甚至有整个县城的人口都成为某人的奴隶的事件。而奴隶甚至可以用来替主子偿命，这一切的一切，严重的压迫了广大的奴隶，而这一些奴隶完全是汉人。
元代在法律行使上也存在很多弊病。如蒙古贵族在成吉思汗的《扎撤令》中拥有很多的特权，所以忽必烈没有完全统一司法制度，使得蒙古贵族经常逍遥法外。在蒙古征服时期，实行因俗而制，在后来又实行千户制和行省制混合，导致经常一个案子两个官员甚至多个官员审理，经常涉及多个衙门，使得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成风，民怨难申。
这种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使元朝的社会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汉族人民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佃户的抗租斗争、驱口改变奴隶地位的斗争此起彼伏，不曾完全平息。其等级政策也为后期的起义者提供了口实。
2、货币政策
元代统治者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财政规划，总是大把大把地赏赐，大把大把地花钱，钱花完了就发钞（纸钞），钞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就变更钞法，旧钞换新钞，中间再狠狠地掠夺一次。元代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变更了3次钞法，即使这样，统治者还是一直叫唤着没钱花。
元代曾铸行过大量的铜钱，但货币流通主要靠纸币。元代的纸币称为钞。元代纸币发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其间约三十年，这个阶段发行的货币，其“地用钞之法，文牍莫稽”（苏天爵《元文类·第四部分》），此时各被征服的地区发行的纸币名称各不相同，也不互相流通，“各道以楮币相贸易，不得出境”。第二个阶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到至元十六、七年，1261年颁行交钞，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锭）。同年10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钱一贯（一千文）同交钞一两。元朝灭宋后，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交子和会子，统一了币制。
原钞本(纸币准备金)是不准挪用的，并且纸钞的发行量也有严格限制，这个时期的帀值比较稳定。第三个阶段，由至元十八、九年直到元亡，这个时期元朝的货币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频频更换钞法。自从阿合马等权臣掌权以后，开始滥发纸币并作为聚敛钱财、搜刮财富的重要手段，对民众竭泽而渔。1276年以来每年纸钞的印发量由数十万飙升到一百九十万。中统钞贬值五倍以上，造成“物重钞轻、公私俱弊”的严重后果。1287年桑哥受忽必烈之命理财，这时钞法虚溃，已成为元朝财政中十分尖锐的冋题。而桑哥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竟然是变更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武宗至大二年，改造至大银钞，“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一年后废除，又用中统钞和至大钞。至正十年，顺帝“爰询廷臣，博釆舆论"，颁行至正交钞，至正钞一贯進至元钞两贯。同时，“至元宝钞通行如故。”这是由于至正钞每日加班加点的印制，“人视之若弊楮”。
元朝的理财措施，一方面是大肆挪用钞本，造成物重钞轻，钞法大坏，另一方面则是在尚书省平章政事乐实的请求下，变更钞法，颁行“至大银钞”。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罢废中统钞，限令各地在一百天之内到平准行用库进行倒换，同时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用于补国用不足。1311年正月，又铸造铜钱流通。元朝建国后，本来是只造纸币的。武宗时新造的铜钱分“大元通宝”“至大通宝”两种。至大通宝一文合至大银纱一厘，大元通宝一文合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也都相参通用。铜钱发行以后，又毁掉至元钞版。只用至大银钞与铜钱相互通用。
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纸钞币，财政崩溃后，元朝统治者再想维持自己的统治，真可谓难于上青天了。
3、税收政策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政策时曾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増之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宋元之际诗人汪元量在《利州》中曾写道：“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
五十年前宋朝统治下的四川称得上是天府之国，而五十年之后在元朝的统治下，四川却成了贫瘠的地方了。元朝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原先的蒙古草原，金和西夏统治的北方以及南宋统治的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元朝国内实际上被分成了很多独立的经济区域。漠北的蒙古草原由于经济的落后，人口稀少，不是赋税的主要来源，所以元朝的赋税南北不同。忽必烈在蒙古草原境内，征收很低的赋税。仅上交点牛羊，且不用服劳役。在中原地带，实行丁税和地税两种制度。丁税即按人头纳税，地税即按土地纳税。两种纳税方法使得偷税、漏税十分严重。
在北方，金朝末年黄河改道，使大批的人口背井离乡，流亡在外，蒙古入侵，又使北方经历了长期战乱，更为严重的是，蒙古的奴隶制使得蒙古贵族在战争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的自由民为奴。这些都使元朝政府控制下的实际纳税人口大为减少。
而在南方，不仅实行丁税和地税两种制度，甚至还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可是蒙古在灭宋时，并没有像过去的农民战争一样大批消灭地主阶层，而且将这些大地产基本保留下来，一些还继续扩大。这些地产，有的完整地过继给蒙古贵族，有的则还是原先的汉人地主占有，这些人通常是享有免税或少缴税的特权。
根据记载，元朝初期占田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而在北宋太宗时期，几十顷的地主都十分稀少，自耕农数量的差距可想而知。
当时诸王贵族、官僚、寺院、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自耕地。贵族、官僚、僧俗地主们凭借着政治上的力量，利用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巧取豪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着公开的或隐蔽的搜刮和掠夺，将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后沦为佃户的现象比较普遍。元朝佃农要承受沉重的剥削，佃农要向地主缴纳五成、六成以致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除地租外，还要收水脚、稻藁等额外钱赋。正如元人小令《正宫醉太平》所讽刺的那样“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元政府这种混乱不一的税收政策，不但使得政府的税收收入远少于以前的朝代，而且使得南方百姓饱受压迫，特别是江淮一带，这也是为何江淮地区是反元的高发区的原因。
4、土地政策
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蒙古族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它还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面对广袤的土地没有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因此它几乎把被征服之地都变为牧场。元朝还没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就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传》）幸好耶律楚材积极进言阻止了这种局面的发生，耶律楚材进言窝阔台用汉法制汉人“采用封建剥削的方式来统治农耕地区”。在初次的尝试中元朝统治者尝到了这种方式的甜头，于是他们通过土地占有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因此有元一代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
元朝的土地占有形式主要分为官田和民田。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职田、学田、草场、牧地以及封建皇帝给予贵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赐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地主、寺院以及自耕农民占有的民间土地。
元朝的官田主要用于政府公用和军事开支，其来源一是在军事过程中强占，二是直接掠夺自耕农的私田。元朝蒙古统治者进入汉地农耕区后，尽管认识到百姓安业事农对他们统治的好处，但是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到统一全国后仍不能完全摆脱，加之为了防止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需要大批战马，所以牧场和草场遍于全国。如元朝统一江南后带兵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元史·志第四十七·兵二》）福建“那里的官人、富户有势的人，将百姓田地的占着，教百姓佃户不教当杂泛差役”。弄得中国境内到处是养马场：山东沿海一带，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元朝的民田是广大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但这基本的保障却还经常被权势所“惦记”，有元一朝土地的兼并主要集中在民田。元朝的民田主要向贵族官僚、地主富豪、寺院道观集中。如“文宗赐燕帖木儿平江官田五百顷，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及嘉兴芦地赐西安王阿刺忒纳失里”，“亡宋各项系官田土，归附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隐占以为己业”。元朝统治者把宗教作为其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佛教和道教在元朝发展最为兴盛，统治者对其也是大肆封赏，一些宗教首领依仗其特殊的政治待遇经营着广阔的田地，如元世祖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所以土地掠夺和兼并在元朝建立过程中和元朝建立后始终在进行中。土地高度集中，盘剥几近极端，使大批农民走投无路不得不揭竿而起，催化了元朝走向灭亡。
结语
蒙元王朝兴极一时而又迅速衰亡这与其政策上的失误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由于它的民族压迫激起民怨，钞法更迭频繁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税收制度混乱给那些贪官污吏提供可乘之机而大肆搜刮人民，土地兼并造成广大劳动人民生计无从着落，元朝的这种种制度对下层人民的压迫是无以复加的，因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方滥，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一曲《醉太平》深刻的刻画了元末混乱的社会现象，其亡也是可想而知的。
元朝统治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且统治的民族也是非常复杂的。要想统治好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对民族进行适当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往往是占少数，要想以少数统治多数，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是很实用的。不过分是为了治，而不是把分出去的作为对立面。在确立蒙古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应该尽量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平衡各民族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在平衡中消除潜在的民族暴动，最终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元朝是我国纸币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元朝的纸币制度相当成熟，最初发行纸币时就注意到纸币贮备金的设立，元朝的币制制度没有错，元之所以频繁的更改钞法，归根结底还是统治者的虚荣心和国家意识淡薄在作祟。元朝统治者生活极度铺张浪费，还乐于大肆封赏，国家府库中的钱两经常充当皇族私用，这样既伤国本有激民怨，毕竟府库之资是取之于民。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应该维护好其统治下的经济秩序，提升其货币的信誉度，促进经济繁荣，以达到国泰民安。元主要统治的是农耕文明区域，土地是农耕文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蒙古族作为农耕文明的统治者应该积极的融入农耕文明而不是极端的采取杀人夺地的办法，把粮田劈为牧场，来维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过去，对照现在。不要将灾难忘得太快，更不要充当历史麻木的看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疆域最辽阔的帝国，国土面积远超汉、唐，可在其统治的九十七年时间里，帝国的忧患一直都是此起彼伏，危机不断的，到最后“挑动黄河天下反”，北方红巾军起义，南方群雄割据，整个元王朝都处于战火之中，直到其被赶回草原而宣告结束。
要说元朝如此强大，却在中原地区占了九十七年就回老家的原因，身为浙东三先生的宋濂给出了一个理由，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至于为什么？宋濂没说，朱元璋也没问，反正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当然，一个帝国的兴衰，是不可能全部把原因归于上天、运气，元朝的兴衰，自然也有它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存在着的。
自古以来，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要想统治华夏子孙，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实行汉化，重用汉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汉人的排外情绪以及治理国家，像名臣耶律楚材就对成吉思汗说过：“守业必用文臣”的道理，而全真教的丘处机，也是因这个原因而深受成吉思汗重用的。
虽然在元朝开国之时，汉人在朝廷里的地位很高，比如灭宋的带路党史天泽、张弘范，协助忽必烈建立制度的刘秉忠等，而忽必烈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汉学的人，“大元”国号就是来自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
中统元年，世祖继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例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
可以看出，在元朝早期由于按照宋朝制度来走，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也很符合每个新兴帝国的历史走向，可是好景不长，公元1274年，随着刘秉忠的去世，元帝国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动荡。
刘秉忠的汉化模式还没成型就早早去世了，元帝国内部开始了“是否继续汉化”和“是否回归蒙古制度”的内争局面
刘秉忠于公元1274年去世，忽必烈痛心疾首，觉得失去了擎天之柱，可逝者已逝，忽必烈再悲伤也只能接受现实，以超规格的王侯礼，将刘秉忠下葬。而刘秉忠死后，元帝国前进的目标突然暗淡了下来，刘秉忠虽然跟了忽必烈三十多年，可建立汉学制度也不过是在大元建立后三四年的时间，很多规章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好，只是一个雏形而已。
刘秉忠去世之后，接任他处理中书省政事的是色目人阿合马，这是一个坚定的排汉者，同时也是一个理财高手，但他的理财手段里，丝毫没有脱离少数民族掠夺的本质，不以建设、民生、税收为主，而是以放高利贷敛聚财物，充实大元国库。
- 阿合马本就是商人出身，对于经济十分敏感，当时蒙古还没称大元的时候，就因为四处征战而陷入了财政危机，而蒙古此时还不懂得建设，只能靠高压政策强行征税，以应付因军事而捉襟见肘的窘况，阿合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了忽必烈的理财经理；
- 阿合马的征税特点是：一方面让农民去借钱交税，一方面自己借钱给农民交税，自己收利息钱，利滚利。所以在阿合马管理的土地下，不但税收可以如期上交，而且多快好，从而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很快就被任命为“中书平章事兼领转使”，掌握着大元帝国的政权和财权，虽然这政绩是靠着剥削汉人百姓而来的；
- 刘秉忠死后，阿合马总揽大权，不但手握财权、政权，还兼任了吏部尚书这个六部之中权力最大的“天部”，权势滔天，连中书省左右丞相都比不过他，忽必烈还设立了尚书省，以改变中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由阿合马为平章尚书事，负责打理整个尚书省，和蒙古旧派贵族、任中书省丞相的伯颜、安童对抗。
阿合马担任大元财政总监二十年，大力排除刘秉忠制定下来的汉法，又随意安置心腹入掌大权，罗织罪名陷害蒙古旧派贵族，对下其敛财手段又与民心背向，引起了民愤，最后发生了轰动朝廷的“阿合马刺杀案”，阿合马被汉人王著所杀，事后王著死于狱中，案件很快就归了档，反而本是受害者的阿合马被抄家灭族。
阿合马的死象征着汉化派和旧势力的最终胜利，之后取代阿合马接手帝国财政的，是汉人卢世荣，不同于阿合马抢百姓钱的做法，卢世荣是抢蒙古贵族的钱，以增加关税、畜牧业税来征收，此举自然引起了蒙古贵族的反击，很快，卢世荣被罢官免职，而一直坚定汉化的太子真金，也在日夜惊忧之下去世，大元汉化政策自此付诸流水，只能依旧实行蒙元贵族政策。无法汉化对元帝国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太子真金死后，朝廷皆由蒙古贵族把持，汉人被大力打压，就连最重要的科举考试都被迫停止，直到元仁宗时期才开放，而此时距离元帝国被逐出中原的日子，也已经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了。
在蒙古贵族掌权的光阴里，元帝国始终无法完成封建转化，经济逐渐走向崩溃
在我的问答里，有一篇关于《大明大量发行宝钞，是否导致大明灭亡的主要原因》的回答，里面已经提到过宝钞制度才是毁灭了元朝的“罪魁祸首”。
而之所以会如此，其内在原因还是因为元朝的汉化不彻底，实权几乎都由蒙古贵族把持，他们没接受过系统化的汉学知识，不懂如何治国理财，在阿合马时期就靠着放高利贷来瘦下肥上，而到了中后期时，元朝更是只能靠着大肆刊印纸币来应付度日。
- 忽必烈中统年间，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开始发行“中统元宝交钞”，规定二两钞等于银一两，十五两等于金一两，为国家唯一通行货币，严禁金、银、铜买卖。但由于仅在河北一带进行经济试点，加上元朝新建国力极强，所以宝钞制度在河北的流通使用还算是正常；
- 到了阿合马掌权时期，纸币印发泛滥，价格下跌，物价上涨，而朝廷并没有及时纠正，反而继续印发纸币救市。从忽必烈到元顺帝时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元朝就发行了四种纸币：中统、至元、至大、至正，官府肆意定制纸币价格，企图稳定物价，比如武宗时期，至元纸币的价值，就等于十倍中统纸币；
- 滥发纸币的危害我想现如今的人都知道，别以为拿到手的钱多了，日子就好了，实际上纸币的正常运转，是要取决于金银商品价值的稳定，一旦纸币多了，通货膨胀自然开始，造成钱不值钱的危机，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金圆券也是这个道理，一张价值五千万的金圆券仅能购买一根火柴的怪像，其实早在元朝时期就开始了。
元朝统治者始终排斥汉化，没有合格的理财高手坐镇，一遇到大事就滥发纸币来应付，而金银矿物、丝绸布匹这些实货，却要么给统治者中饱私囊，要么用来赏赐结构庞大、臃肿的蒙古宗亲，尤其是作为元朝屏障的四大汗国，该有的赏赐更是一分都不能少。
武宗至大四年，国家建设支出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而国库中仅有十一万两，于是继续发币，这一年就发至大纸币一百四十五万锭，发币量为中统年间的一千多倍，收支极度不平衡。到最后宝钞制度彻底崩盘，民间甚至开始了自造货币来进行贸易，有观音钞、画钞、波钞等，币制混乱，物价飞涨，而统治者依旧醉生梦死，地方上却是民不聊生。到元顺帝时期，元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各地民变四起，国家经济面临严重的赤字，而税收规模仅次于农业税的关税，也因为倭寇横行而被迫禁海，朝廷设置的市舶司所能收上来的税收不足十分之一。虽然顺帝中期，丞相脱脱掌权，开始大力实行汉化治国，恢复科举，开放盐税等等，短时间里起到了稳定物价的作用。
可是脱脱毕竟是蒙古人，其更化措施始终脱不开蒙古人的框架，即使对朝廷结构有所变动，但却没有动过蒙古贵族这只大老虎，他们有着免税的权力，毫不顾忌地兼并农民土地，继续进行着奴隶式的管理。结果就是：国家大力开扩税源，增加赋税，而大头们依旧脑满肠肥地做着大地主、大土豪，百姓依旧贫困，依旧受剥削。
事实上，从忽必烈时期起，元帝国就遭遇了多起汉人起义，只不过因为元朝虽然放弃了民生，但没有放弃军队，士兵战斗力直到元末还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才能屡次镇压住叛乱。可至正十一年，由于修理黄河而引发的白莲教、红巾军起义，很快在帝国内部燃起了燎原之火，天下大乱了，元朝的统治也就到头了。
总结：元朝之亡，是亡于通货膨胀，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他们拒绝汉化，使得元朝名为封建王朝，实际上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自古每个朝代，几乎运转到一段时间后，原先帝国的弊端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汉唐宋明清皆是如此，元朝自然也不例外，而元朝的弊端，就是蒙古贵族摆脱不了原先的特权身份，不愿进入封建社会，不愿接纳汉人，而统治者们也害怕沾染到汉人那重文轻武的堕落风气，一昧地维持蒙古强硬的治国制度，连忽必烈这样的雄主都不能脱俗，何况是后面的诸位元帝了。
而在蒙元特权制度下，汉人永远被当做四等公民，接受着上层建筑的随意剥削和奴役，反元情绪日渐高涨，经济矛盾逐渐演变为民族矛盾，元朝疆土虽大，但其统治力并不足以影响到各地，汉人和蒙古人始终敌对，到最终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创下建立蒙古大汗国之后，这个彪悍的民族并没有停止过对外扩张的野心，以强悍的武力创下了中华历史上最大的王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疆土横跨亚 欧两块大陆，具历史记载疆土超过1600万平方公里。就是这么强大的帝国却在短短百年而灭亡。
而其灭亡个人认为有三点，一是马背上建国，依然是在马背上毁灭。从蒙古汗国建立到灭亡一直都在扩张中。二是经济体系崩塌，元朝末年通货膨胀导致打下来的那么大疆土而没有钱去治理。三是在文化的大融合下，元朝没有顺应趋势被同化，而是被驱逐。
一，马背上建国，马背上灭亡，黄金家族的铁骑在当时是让所有国家而颤栗的军队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扩展一直都没停下过，战线拉的太大。第一次失败是以跨海征战日本，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遇到海上飓风，导致损失惨重。第二次失败是第二年征战印尼爪哇国，背腹受敌，以失败告终。本来是以战养国，却没有捞到好处，两次战争大量征兵，使国内民不聊生，过重的赋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二，经济体系崩溃，元朝打下那么大的疆土，战争搜刮的财富还是很多的，能支持蒙古皇室的奢侈挥霍。但是忽必烈改变之前的货币政策，开始使用“中统钞”纸币来代替之前繁重的铜币等，本身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却缺少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导致后期假币增多，皇室对纸币印发也没有控制，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捆钞票换不了几个鸡蛋。货币体系崩溃加快了元朝的崩溃
三，元朝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创立初期进入中原也有做文化方面的改革和融合促进。但是元“一省制”虽然加大了中央集权，但是也导致权利都集中在蒙古族手中，做为汉族千百年来发展的中原地区，文化融合和兼容性还是很强的，过度的权利分布在蒙古人手里，导致了元朝内部的腐败和权利的排他性，为后期农民起义创造了环境。
以上是个人认为的元朝不到百年灭亡的原因，但一个王朝走向灭亡原因有很多种，希望多多补充。
归根结底一句话，打江山与治江山不是一回事。
蒙古人二十万铁骑横扫欧亚两州无人很敌，打江山易，守江山是做人的工作，蒙古人正因为缺少治理的人才，所以才很快丢了江山。
元代的中国，疆域及其广大，东起高丽，西至欧洲，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横跨欧亚大陆，对欧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产生很大影响。
蒙古的人种观念极强，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诸国人）、汉人（契丹、高丽、女真等）、南人（南宋汉人），这是根据征服与被征服的地位而分。又有十等人之说：即官、吏、僧、道、医、工、猎、民（一说为娼）、儒、丐。蒙古崇尚喇嘛教、道教，故僧、道地位较高；贱视读书人，故儒几与娼、丐同。正因其固守野蛮，不肯接受中国的文化，所以仅仅八九十年，元朝便轰然崩塌了。
其官制，则以蒙古人为正职，以汉人、南人为副职。因其无文化，不得不用汉人处理政务。
其兵制，亦分为四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其兵源正与四等人的分类同，全是以压制汉族为目的。
法律上亦不平等，蒙古人杀死汉族人，仅罚其烧埋银及出征。
选举上，蒙古人、色目人考试题远比汉人、南人容易，且选官也高一等。
蒙古最先曾想把征服的中原汉族人全部杀光，将田地改为牧场，因耶律楚材所谏乃止。而汉族人又多被蒙古人虏为奴隶。
蒙古为防止汉人、南人的反抗，禁止汉族人私藏兵器，违者处死；又分二十户为一甲，令蒙古人为甲主，衣食财物为所欲取，童男少女惟其所命。
明太祖朱元璋大兵起，元顺帝北遁塞外，其后代去帝号，称鞑靼可汗，明成祖两次亲征，追至蒙古发源的斡难河，大破之。鞑靼遂并入瓦剌部。
大家好，我是唐岛渔夫
我来从我的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元代灭亡的这么快。
事实上，元代的大多数皇帝们，根本谈不上对皇帝这份职业的敬业与不敬业，因为他们压根没搞清楚中原皇帝是什么——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他们与其说是把做皇帝当成一种职业，不如说是把皇帝当成一种皇室福利。皇帝这个位子，你爽几年，再换我爽几年，至于皇帝这个职业定位是什么，职业发展途径是什么，职位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是什么，并没有几个人在意。
元代的皇帝们，对于整个国家的盘剥和搜刮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对这个国家治理的兴趣。换句话讲，对于农业，他只管收公粮，不会在乎农民们有没有水灾旱灾虫灾；对于商业，他只管收交易税，他不会管你商业环境是否健康，国家对于整个商业环境是否有宏观调控。我虽然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不假，但是这个国家跟我个人关系不大，只要到时候给我提供我需要的东西就好。正因为如此，跟大多数人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实际上元代的老百姓非常自由，因为没人管。朝廷只是关注有没有人反抗，反正只要你反抗我就镇压你。而对于平时的社会如何发展，老百姓如何生活，这事不好意思，跟中央政府没多大关系。所以，自由自在的老百姓们，创造出了元杂剧，也是这种反映自由主义的文学样式。
忽必烈本人虽然粗通汉语，但是他的大多数子孙们对于汉语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在元代朝廷，蒙汉翻译这份工作格外吃香，当然，也不排除中间有个别滥竽充数，两边糊弄的主。正因为不懂汉语，所以为了方便交流，皇帝身边的权臣，基本都是在蒙古贵族和色目贵族中挑选，汉人大儒则很难走近到皇帝身边。退一步，即便是有汉人士大夫进入中央执政集团的法眼，也不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在前朝的大宋王朝，士可杀不可辱的文人士大夫，在元代动不动就被皇帝打屁股。这种野蛮的士可杀又可辱的元代廷杖制度，甚至深深影响了后世汉人建立的大明王朝。
实际上，在当时蒙古贵族们的眼中，自己的根在草原上，至于在汉地做官，就相当于今天总部设在海外的外企常驻中国的销售代表。汉语既然没用，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元代是没有科举的，或者说科举就是六脉神剑，时有时没有。有或者没有，完全看皇帝的心情。甚至皇帝的权臣们还会时不时搞几个“治理天下”的良策来供皇帝参考，比如有个叫伯颜的丞相，曾经给皇帝支招，为了方便管理汉人，可以杀光“张王李刘赵”这几个汉人大姓的帝国公民（“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元史.本纪.卷三十九》）。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于一个已经入住中原半个多世纪以上的王朝的丞相之口。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元代丞相很机智，很有创意。
元代皇帝们这样扯淡式的统治，被推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应该来讲，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一个忍耐力非常强的群体。比如在元朝，即便我是第三等人，第四等人，每天都有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员冲我白眼，说我低贱，我都没有在乎过。但是，至少你要满足我基本的生存权，你要让我吃得上饱饭，不至于饿死；在我吃饱饭的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养活我的家人，让他们要吃上饱饭；此外，在以上两条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要看得到希望，能够有一天脱离我的阶级，改变我的命运和我后人的命运。而在非战乱时期，历朝历代的和平时代，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靠科举。
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元代倒不是说没有保证，而是说压根就没人关心。老百姓属于自生自灭类型，那么在风调雨顺的时节，当然还好说。如果遇到大规模大范围的天灾，而政府又没有帮助老百姓自救，也没有任何的所谓赈灾。那这就一定是农民起义，饥民造反的导火索。
所以，一句话总结——
元代的皇帝根本就没有拿着自己当中原皇帝看待，而是当成殖民者，那么相对应地，他们也拿着中原汉地当成自己的殖民地。
这样的政权，根本不可能长远。
考察世界历史，短时间打下巨大疆土的政权都难以长期延续，比如马其顿帝国、帖木儿帝国、拿破仑帝国等。
这是因为，军事征服只是建立国家的前提，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稳定的行政体系，并开启经济一体化和国家认同感的建设。但在这些方面，元朝是不及格的：
官吏任命方面，有世袭，有推举，也有科举，王公贵族向自己的封地派驻官员，与地方官共同治理，管理体系混乱，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税制方面，南北分治，不同人群实行不同税率，甚至因蒙古人不耐繁巨，管理粗放，干脆实行包税制，将征税权承包给商人，而商人征税随意性极大，税制更为紊乱。
帝位继承方面一团乱麻，原先蒙古人实行忽里台制度，由宗室勋贵协商推举大汗，但忽必烈自己破坏了这一制度，此后元朝一直没有建立稳定的帝位传承体系，皇帝频繁更迭，仅1307 年到1332 年，元朝就走马灯似地换了八位君主，其中两个被暗杀（英宗、明宗），一个失踪（天顺帝）。这一制度缺陷对统治秩序造成致命打击。
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更是薄弱。元朝民众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现象，比如汉人被蒙古人打不能还手；任同一官职，蒙古人与色目人的俸禄高于汉人；汉人不能携带刀具，等等。长期生活在歧视中，人民隔阂严重，国家认同感极其薄弱。
另外，这些短时间打下巨大疆土的军事帝国，长期通过军事征服扩张版图，延续统治，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不擅长内部治理与发展，而军事征服需承担巨大成本，财政负担极其沉重，最终必然崩溃。
最后的疯狂，只知索取却从不给予施舍，对汉人采取十人一把切菜刀，汉人新婚女子要给蒙人先睡三天，六十岁以上老人必须先住进砌好的活人墓里，然后每送一次加封一个砖，直到最后一个砖封住人也就断气死在里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