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在南京召开“年会”,总结和检讨各战区的军事形势,所辖各方面军、军的司令官和参谋长都来参加,会上华北方面军(亦称北支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大吐苦水,声称本部兵力太少,根本无法应付华北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更无力对中条山防区国民党第一战区的两个集团军采取攻势,说来说去一句话,要求增兵。西尾即将奉调回国,便随口承诺从华中调拨两个师团加强华北。
(多田骏)
当时的华北被视为日军作战的后方,日寇华北方面军的辖区包括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亿左右的人口,而方面军兵力在1941年约为9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共245000人, 拥有马匹52000头,重炮740门和汽车8000辆。表面看起来总数要超过在华日军的任何一个兵团(不含关东军),而实际上兵力密度是最稀薄的,每平方公里只能摊到0.37人,驻扎的武汉地区第11军的兵力密度是它的9倍。
因此,多田骏陈述的倒也符合事实,华北日军的一个师团至少要分布在200个左右的据点,作为战略后方,华北方面军序列几乎没有甲种师团,几乎都是第36、第37、第65师团这样的警备师团,作战部队是三个联队9个步兵大队36个中队,用来守备200个据点的话,平均一个据点一个小队都做不到,何况据点还有大小之分,日军必须在大的据点保有一定的机动兵力,通常情况下,县城才驻有一个中队的日军,交通沿线的一个炮楼驻扎一个班(分队)是常有的事情。
(日本军曹)
之前曾经有过专答,二战日本军队的“军曹”不是军官而是“士官”,属于“职业士兵”范畴,其军中地位和作战能力要高于征招来的“普通士兵”,士官军衔则分为三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和伍长(下士)。日军的小队长基本都是少尉衔的军官,而小队副可以由曹长和军曹担任,最基本的作战单元“分队”的分队长一般是由军曹担任,这也是军曹的标配职务。如果是只有一个炮楼的小型据点,根本没有军官的存在,担任分队长职务的军曹可不就是老大嘛。
但是,这个炮楼可未必只有该分队的13个鬼子兵和一挺歪把子、七八支三八大盖,别忘记华北的伪军也是数量庞大的,不仅有被称为“皇协军”的10多万华北治安军,华北日军还在各地组建地方性质的警备队和警察队,总数甚至超过了华北伪政府的正规治安军。多田骏滚蛋冈村宁次到任后,日军大肆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加之部分国民党军队投敌,使华北各类伪军的总数达到峰值,抗日形势急剧恶化。
冈村宁次采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利用交通线连接成网状的封锁线,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压缩和封锁的主要手段。仅冀中地区沿交通线修建的据点或炮楼就多达500余个,平均每10公里就有一个,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冈村宁次采用了日伪军混驻的办法,小型据点或炮楼的标配是:一个分队的日军和一个排(小队)的伪军。
据点里伪军的排长或者小队长虽然是军官,但他们却是奴才,真正说了算的是日本鬼子,因此日军的分队长才是据点的头目,由此造成了日寇曹长和军曹指挥伪军少尉甚至中尉的奇葩情况,手下指挥的人数可以达到好几十。
这些日伪军不时下乡抢粮抓丁,华北民众遭受了巨大苦难。而缺乏攻坚火炮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每攻克一座炮楼和一个据点,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需要指出的是,如题所问的情况只存在于抗战时期的华北地区,在华东和华中等主要交战区省份侵华日军是不敢这么干的,国民党正规军不乏平射炮等武器,孤零零一个炮楼和几十个鬼子伪军简直就是送人头了。况且,伪军有个共性,他们不大愿意跟国军作战,因此大部分伪军都成为维持治安和驻守炮楼的“棺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