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拓跋焘决定亲征盖吴，到达长安时，发现寺院内藏有兵器，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再加上大臣崔浩再度劝谏太武帝灭佛，同年再度下诏进行全国灭佛，此次灭佛运动，使沙门无长少悉数坑之，佛经、寺院、佛像悉数被毁，对于当时的佛教徒而言，此次灭佛是一次空前残酷的“法难。”
再来看看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的原因：
（一）、崔浩、寇谦之等崇道派大臣撺掇太武帝拓跋焘崇道灭佛，本质是本土宗教对外来宗教的反击
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国家所颁布的政策与统治者的意愿有直接关联。太武帝即位之初，秉承先辈治国方略，尊崇佛教。至少在始光元年 (公元 424年 ) 到太延四年 (公元 438年 )这十几年间，太武帝拓跋焘是十分尊崇佛教的。因为佛教本身就有柔化人心、辅助教化的功能，拓跋焘也懂得佛教的社会功用，因此在这十几年间，佛教因为得到皇帝的推崇，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拓跋焘在即位之后的十几年间里，与高僧谈论佛法，亲临佛教节日，是极为尊崇佛教的。而到了公元438年，拓跋焘因为要对付北方劲敌柔然，采取罢沙门年五十岁以下为民补充兵源，这等举动就是太武帝准备灭佛的重要信号。从一 开始的礼敬沙门到疏远佛教，乃至发展到最后的大规模灭佛运动，这中间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导致太武帝从礼敬沙门到崇道灭佛的，与崔浩和寇谦之等崇道派大臣的撺掇有巨大的关系。
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魏书 释老志》
寇谦之作为北朝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于公元424年到北魏都城向刚刚即位不久的拓跋焘讲授自己的道义思想，并得到拓跋焘身边重要的大臣崔浩的支持。面对佛教在北朝迅猛发展，进一步压缩中原本土宗教的发展，所以寇谦之和崔浩的联合，可以看做是儒家与道家等本土宗教对外来宗教佛教的反击。
为了巩固道教在北朝的主导地位，二人渐渐的将太武帝拓跋焘引导向崇道灭佛之路。在其二人的撺掇下，拓跋焘信奉道教。在崔浩与寇谦之的引导下和对佛教的不断诋毁，对佛教极为反感，并在太延四年（公元438年）、太延五年两度下诏罢佛教徒为庶民。且在公元440年正式打出尊奉道教的大旗，奉道教为国教，并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在太平真君三年，备法驾 , 亲自到道坛接受符。
在重臣崔浩与寇谦之的引导下，太武帝拓跋焘与佛教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并且产生抑制佛教发展的想法。太平真君七年时，在平定盖吴起义的过程中，路过长安时，发现寺院内藏有武器，崔浩趁机建议皇帝开展灭佛运动，太武帝拓跋焘因而下令在全国灭佛。
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魏书 释老志》
崔浩代表儒家，寇谦之代表着道教，二者都是中原的本土宗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以其独特的教义理念，特别能够给予人民精神寄托，因此佛教在中原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且北魏立国之初，便崇奉佛教。儒道两家不甘佛教一家独大，因此对佛教展开反击。所以崔浩作为北魏重臣，一直在皇帝身边诋毁佛教，让皇帝逐渐走向崇道灭佛之路。因此，太武帝灭佛与崔浩等人的煽动有直接关系。
（二）、佛教发展过于迅猛，拥有武装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太武帝灭佛也是迫于国内严峻形势
会盖吴反杏城 , 关中骚动 , 帝乃西伐 , 至于长安 。先是 , 长安沙门种麦寺内 , 御验牧马于麦中 , 帝入观马 。 沙门饮从官洒 , 从官入其便室 , 见有弓矢矛盾 , 出以奏闻 。帝怒曰 : “ 此非沙门所 用 , 与当盖吴通谋 , 规害人耳。”——《魏书》
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在镇压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时，路过长安，发现长安寺院内藏有兵器，便怀疑讲寺之中 , 致有凶党。因此正式下诏在全国灭佛，毁坏佛教建筑，焚毁佛家经典，佛教徒不论老幼一律坑杀。太武帝此次的灭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因此，盖吴起义被认定为诱发此次灭佛运动的直接原因。
但是从太武帝正式下达灭佛诏书的前面几年的国内形势来看，太武帝灭佛不仅仅是一位盖吴起义的刺激。而是，佛教的快速发展，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寺院内拥有属于佛教的私人武装，且势力不小。且北魏在北方一直对外征伐，进行统一战争和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 。攻灭的国家、民族又多生反叛，太武帝害怕这些反叛势力与佛教武装势力相勾结，从而先行灭佛，杜绝双方勾结，酿成大祸。
魏虏攻凉 , 城民素少 , 乃逼斥道人 用充军旅 , 队别兼之。及冲所拟 , 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军 , 将魏主所。谓曰: “道人当坐禅行道 , 乃复作贼 , 深当显戮 , 明日斩之! ”……帝弟赤 坚王亦同谦请 , 乃下敕止之。犹虏掠散配役徒 , 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 , 朗与同学中路共叛。——《续高僧传 僧朗传》
这段历史记载着北魏攻灭北凉时发生的事情，可以发现三千僧众登城作战与北凉兵共同抵御北魏。一来可以佐证太武帝时期佛教确实拥有私人武装势力，二来可以发现此时太武帝对佛教徒参与战争极为不满，因而对佛教的厌恶越来越强烈。而后来本应对这三千僧兵斩首，受到大臣的劝谏太武帝对这些僧人进行赦免。
北魏征服一个国家，有迁徙其民众的习俗，也是其稳定统一的一种措施。这些得到赦免的僧人随北凉民众随着军队迁徙至北魏为其安置的地区，哪知，这些僧人与北凉民众中途叛逃。僧兵参与战争本就引起拓跋焘的不满，而对其赦免，反而与其他人共同叛逃，这种极为不合作的态度，更加引起太武帝对佛教的戒心和不满。
北魏在太平真君七年正式下达灭佛诏书之前，国内的形势是很动乱不堪的。从始光二年(425年)进攻胡夏国开始，到太延五年(439年)灭亡北凉统一北方结束。除柔然、吐谷浑以外，北方各民族都被北魏所征服。伴随着国土与国民的增加，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如内徙诸族的集体叛逃、被攻灭国家的人民叛乱、北方汉人起义不断等都在威胁北魏的统治。这些暴乱造成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使太武帝的神经一直紧绷。所以太平真君七年亲征盖吴路过长安时，发现寺院内藏有兵器，便一口咬定僧兵与起义军有勾结。从而下达灭佛诏，屠戮僧人。
（三），北魏连年征战，国内经济压力较大，佛教享有许多经济特权，寺院经济与国家有着激烈的经济利益冲突，因此灭佛势在必行
北魏在太武帝时期，从公元425年进攻胡夏国到公元439年北凉灭亡，统一北方，间隔十五年。长达十五年的统一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物力财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外战争必然会造成国内巨大的经济压力。
佛教有着柔化人心、辅助教化的社会作用，是国家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因而佛教在北魏的发展得到了历代君王的扶持，就连拓跋焘前期也十分崇奉佛教的。但是佛教快速发展，享有诸多经济特权，如佛教徒可免除徭役、赋税、租调，且当时佛教得到君主的支持，其大肆兼并土地，使得许多百姓沦为其佃户，称作僧抵户 ，国家还把犯重罪者与官奴送往寺院为奴，称作佛图户。
在这样的优待政策下，佛教的寺院经济急速膨胀。造成了寺院豪华、僧徒众多、浪费财物等现象。而太武帝长年进行统一战争，国内经济压力已然巨大，而寺院则不断占有国家的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北魏时期，全国有僧尼二百多万人，寺院三万多座，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可想而知。
太延中 , 凉州平 , 徙其国人于京邑 , 沙门佛事皆俱东 , 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 , 诏罢年五十以下者。——《魏书》
因而在太武帝亲征北凉时，为补充兵员，罢沙门年五十以下以扩充兵员。而灭掉北凉后，北魏统一北方，太武帝下诏再度罢佛教徒年五十以下者为民。这里就有疑问了，第一次下诏罢佛教徒为民是为了攻灭北凉而补充兵员，北凉被灭后为什么还要下诏。第二次下诏罢佛教徒为民，是因为佛教徒人数太多了，这些佛教徒不事农桑，减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不利于北魏战后的经济恢复。进一步说，此次下诏就是为了增加社会的劳动力。
故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魏书》
上面的历史记载可以说明，太武帝在统一北方后，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希望可以快速恢复北魏的国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赋税，有着经济特权的佛教，必然是太武帝必须打击的势力之一。且佛教徒众多，社会劳动力减少，因而采取灭佛运动只是为了打击佛教的发展，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北魏战后经济的发展。所以，太武帝快速恢复国力，打击佛教，抢夺佛教手中的社会资源是那种社会背景下的必然措施。
浮人语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之厄”（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和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其共同点是佛教占有过多的经济资源而招致统治者的不满。且古代中国多实行重农政策，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佛教徒数量过多会导致国家赋税收入的减少，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因而太武帝坚决打击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的现象。
所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行为，虽然残忍，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