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弘时死于雍正帝的谕令，哪怕是较隐晦的授意和唆使也完全没有丝毫痕迹可查。所以说雍正帝杀死自己的骨肉弘时，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反倒是可以通过了解雍正帝对这件事的处理方法，看出他当时已经保持了足够的容忍和克制。当然，这里说的容忍和克制是相对的。
雍正帝和弘时这两父子所演出的人伦悲剧，是帝王家天下的必然衍生物，他几乎伴随着所有朝代，或许某一任帝王没有类似状况，但以朝代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无论是父子、夫妻、兄弟手足，包含所有亲情友情，一旦涉及帝位更迭的权柄、利益，往往就会引发此类乱象，这本不足为奇。
比如大唐开国伊始，秦王李世民与李渊所面对的父子帝位更迭，为防倒戈清算涉及生存，也算无奈之举，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储位之争，按李世民的说法这是处于你死我活境况下的正当防卫行为，弟弟李元吉更不必讲，纯属自卫反击，而且还不是李世民亲自动手，完全没有弑弟的心理压力。玄武门之变大家耳熟能详，这样一出宫廷政变大戏，涉及了皇帝、后宫、兄弟、朝臣、储位、嫡系等一系列关系，再历经筹谋、收买、设伏、相杀、逼宫等又一系列的行动，行为&目的自始至终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攀爬至权力巅峰，因为皇权利益大于一切。
但对应弘时事件，我们会发现，史料上的记载很少，似有所忌讳，而某些学者也属金无足赤，难免有误解的地方，这就让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真相感到愈发不可捉摸。
我们可以透过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应事件、人物言谈、行为举止包括一干奏章批复，进而了解这件事的发生过程与深层原因。事件的剖析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是父子关系离隙的由来，即弘时、弘历的储位之争；
二是自知无望继承大统的弘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情绪与行为；
三是雍正帝对于这件事的具体处理方式，并借此说明弘时是否真的死于雍正帝的谕令或授意、指使。
储位之争
我们并不需要爬入书山史海去研究帝王家的生活点滴以及搜寻雍正帝对待儿子们的厚此薄彼，因为仅仅一句话就透露了雍正帝关于继任者的选择，或者当时说的还不够明确，但确足以让包括朝臣在内的所有人清晰的知道，在继位人选上，很明显弘时不在候选之列。还未争论便已结束，所谓的储位之争只是弘时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本有机会，但雍正帝处事不公，本该他的储位却偏心给了弘历，其实他是完全没有资格和弘历争的。
雍正元年：
“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
当时的弘时已经19岁了，何来“诸子尚幼”？按雍正帝的说法，完全没有把弘时算到继位备选人员中来，这是排除法。
弘时的三位哥哥，因为着急投胎早已不在人世，他本是雍正帝四子，因兄长弘昐幼殇，未列齿序，所以弘时是三阿哥，被淡化的身份是“皇长子”，上面没人了，这就让弘时在继位问题上有一定遐想空间，而事实证明，不是遐想，这很纯粹的就是瞎想，“诸子尚幼”就让弘时心凉一半。
还是雍正元年，康熙帝死后第一个忌日，非常重要的日子，就在大家问都没问，自以为雍正帝必定摆驾亲自参与祭祀的时候，“以孝治天下”的雍正帝竟然没有亲自参与，而是委派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参与祭奠。
这就释放出三个信号：
一、朝堂不稳。皇位依然有人觊觎。雍正帝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并没有完成高度集权、打击异己的目标，在这种形势下，雍正帝无暇抽身参与祭奠，是否有安全因素方面的考虑，不得而知。只能假设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避免谋逆刺杀，或者调虎离山，京中生变。
二、半公开化。早在雍正继位之初，因为担心内部斗争过于激烈，自己有性命之虞，所以提前秘密立储，人选毫无悬念，只差正式公布，而通过此次祭奠，雍正帝再次向所有人昭示了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爱新觉罗·弘历。并且这种昭示行为还进行了两次，因为雍正二年的康熙帝祭拜仪式，同样是弘历代为祭奠的，这可不是野游，其中的所显露出来的政治意义极强。好比当初胤禛代为祭天一样，不是说随便是个儿子就有资格代替皇帝去履行职责。
三、顺应先皇。康熙帝同样偏爱弘历，初见弘历对这个孩子就非常喜欢，还非常迷信的找人算了算八字，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于是很快就把弘历接到皇宫中教导抚养，从庶吉士福敏学文，由允禧教习骑射，由允禄教习火器，去避暑山庄游玩也不忘带着这个宝贝孙子，对弘历非常喜爱并且重视，不由得令人想起大明王朝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曾经给朱元璋的暗示：“好圣孙”，皇位问题上买一赠一的好事，令康熙帝老怀大慰，所以弘历祭奠也有告慰先皇的意思。
叛逆情绪
做为大阿哥，最初的弘时是有一定优越感的，还在立嫡立长观念中打转的弘时，完全忘记了父辈中尚被圈禁的的庶长子允褆。弘时的某些性格特征，比如，脾气耿直，爱憎分明，仗义直言，宁折不弯，在雍正帝眼中都不是什么优点，因为憨憨的弘时把这些特性，一股脑的都用在了雍正帝的身上。
弘时已经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或说根本没有候选之说，帝君胤禛完全属意弘历继统，再无二人。弘时心凉于“诸子尚幼”的言语中，而后又承受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和打击。对康熙的两次祭奠充分说明了，所谓诸子年幼，其实说的仅仅是弘历一人而已（三岁的福惠同样没希望）。
不能说雍正帝对这个孩子毫无关爱，但什么都怕和弘历比，相比之下，也难免弘时会有叛逆情绪，上一代九子夺嫡，弘时看在眼中，对于政治斗争，他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可惜他并不是得宠的那个弘历，所以无论他有什么主张，什么诉求在雍正帝看来，那都是多余的，根本也没想让你弘时管，而弘时偏要管，还偏要把“刀”往雍正帝的肺管子里插。
过激行为和雍正帝的决断
雍正四年，胤禛终于如愿以偿，大仇得报，于正月初五把允禩、允禟，也就是雍正帝口中的阿其那和塞思黑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允禩便被革除了王爵，请注意：
正月初五，允禩、允禟由宗人府除名。
二月初七日，囚禁胤禩，将其囚禁于宗人府。
二月十八日，先时皇三子弘时因事获罪，交与胤禩为子。
正月二十八日，将胤禩之妻革去“福晋”，休回外家。
为什么倒霉都能赶的这么巧？为什么交与雍正帝最痛恨的罪臣允禩为子？这个问题被刻意隐藏了，我们只能从降罪原文和建议为弘时“平反”的奏本中，寻找线索。
雍正：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 令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 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其黄带，交与允裪，令其约束养赡，钦此。
这段话说的令人如堕云雾，最终获罪的原因是“为人”，弘时为人有何不妥？做出如何忤逆之事才能遭受这样的惩罚？各类文献查找都是半字皆无。
雍正死后：
乾隆帝治下兴起了翻案风，有允禄等人于是上奏：
我们业已查清，从前三阿哥（弘时），是因为受到阿其那（允禩）株连而获罪的，而弘时与允禩并非同罪，现在弘时已经死去多年，希望皇帝念兄弟之情，再将其收入谱牒，这样做也符合情理，我们会遵照您的谕旨，将其载入玉牒，如皇帝同意，我会交给宗人府办理。
乾隆帝：皇考因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特别加以严惩，目的是教导朕和朕的兄弟们，以儆效尤，现在三阿哥去世多年，我就准奏，念兄弟手足之情，将其收入谱牒，著总理事务王大臣斟酌商议办理。
Tips：所谓总理事务王大臣是官职，当时的在职人员就是允禄，乾隆帝继位之初，暂时废止了军机处职能，改称总理事务处。
以上是弘时的平反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要点：
蹊跷的“株连而不同罪”，这说明弘时根本没有参与各势力派系，否则应论同党，而何来株连？
杀鸡儆猴的对象不止弘历一干兄弟，其实主要的目标是警示那些阿其那塞思黑的余党，你们谁还为他们叫屈？亲儿子弘时我都严惩了，你们也想给允禩当儿子？
弘时只是名义上“过继”给了允禩，并交由允裪约束养赡，虽然当时雍正帝的愤怒无以复加，但下手还是有分寸的，就好像说了句气话（打个比方）：你给他叫屈，你到底是谁儿子？你去当他儿子好了！但是这个处罚相对真正的朋党一众已属极其宽大，毕竟是养赡又不是圈禁，允禩的儿子弘旺可是长期监禁。
赐死弘时？
出于舔犊之情，法外开恩。法外开恩以后再赐死？得脑抽到什么程度，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辩驳的了。
关于---“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的解释：
“削宗籍死”不是削去宗籍后立刻赐死或其他原因当时死亡，是说先削去宗籍，后来弘时“郁郁而终”。
削去宗籍：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
弘时身死：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
中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是否有朋友脑洞大开的说，是不是允裪暗中下了黑手？
皇帝交代的事情，是让他养赡，允裪敢不用命？雍正帝即便真的要害死弘时也是在圈禁中下手，何必假手允裪，多一人知晓，便多一分弑子讯息外传的风险。
由弘时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弘时属于那种率性而为的人，做事根本不能充分考虑后果，他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势力派系中去，皇位之路已经断绝的他，也没有既得利益可以寻求，却因此遭受株连，由此其率性可见一斑。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即便胤禛已经继位称帝，尚且还要提前立储以防万一，可见情势凶险，而弘时没有半点做儿子的觉悟，也没有弘历的超高智商，不但没有半分臂助，反而在父皇大功告成扬眉吐气之际，竟然为允禩一系开脱求情，可能是于心不忍，也有可能是效法胤禛本人为胤礽开脱的例子，总之最终的结果却是彻底激怒了雍正帝，最终造成自己的悲惨命运，如开篇所言，就这件事情而言，雍正帝已经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养赡而非圈禁，无非是舔犊之情，虽然儿子犯了错，但也让他衣食无忧的过下半辈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