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说明,在1946年6月之前,林彪并非是东北我军的“一把手”,很意外是吧?历史事实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是彭真同志,林彪仅仅是负责作战指挥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尚没有东北军政总体方针的决策权。
(彭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延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从9月起大批八路军、新四军和党政干部奔赴关外。由于当时蒋军尚未到达东北,延安判断有“和平接管”东北的可能,因此具备城市工作经验的彭真成为东北局书记的理想人选,并很快到任屡职。
正在赶往山东的林彪也接到了新的命令,10月16日延安专电彭真:“已会林彪急至沈阳协助你指挥作战”,注意是“协助”。10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在我军特有的双首长制度下,以及军政一体的战争年代,政委的份量其实更重。
(林彪)
随着杜聿明率领的蒋军大举进犯关外,东北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起来,我军部队来源分散、缺乏后勤支持、武器装备不足的缺点一一暴露出来,不得不连续退出锦州、沈阳等大中城市,且战且退。不久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但军政领导排名并没有变化。
1946年3月,彭真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东北的军事形势和战略方针,会议期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彭真等认为我军在东北仍然具有优势,应该选择主动进攻,“先打长春,后攻四平”,并且在长春建立政权,力争与蒋军分庭抗礼,并要求民主联军坚决执行这一命令。
然而林彪、黄克诚等将领则认为我军暂时处于明显劣势,不应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死打硬拼,同时批评彭真没有抓紧建立根据地,也没能给东北我军提供良好的后方和后勤保障,致使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双方分歧明显,谁也不能说服谁,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彭真致电延安,要求撤换军事干部,而林彪也发电陕北陈述意见,反映东北局主要领导盲目乐观。此时的国内形势属于“边打边谈”时期,为了加重谈判桌上的砝码,延安搁置了东北方面的争议,要求民主联军全力坚守已经解放的四平街,实际等于间接支持了彭真的意见。
(彭真、林彪和罗荣桓)
1946年4月开始的四平保卫战成为了“和与战”决策的分水岭,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最终不得不放弃四平,同时在蒋军的疯狂追击下又被迫放弃长春,撤至松花江以北与敌人才形成对峙。
战争的事实证明,林彪、黄克诚等将领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东北局内部的分歧,也造成了不停的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东北班子到了必须改组和换帅的地步。1946年6月,延安发布命令以林彪为新一任东北军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真调回延安工作,同时致电林彪:“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彭真)
林彪上任后立即决定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同时抽调三分之一的主力部队和12000名干部下乡,在东北广大农村实行剿匪、土改、建立政权、动员参军、推动生产等工作,使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员和后勤都逐渐得到可靠的保障,部队迅速恢复了元气和士气。
这次“换将”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快得以扭转,1947年1月起,林彪指挥我军连续取得“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至1948年初我军改称“东北野战军”时,部队已经发展到46万余人的强大力量,并且逐步取得战略主动权。
东北野战军在九个月后发起辽沈战役,年底东北全境解放,而这一伟大的战略转折和取得东北解放战争最终的胜利,仅仅用了二年半的时间。
(林彪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