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盖棺定论"，但郭沫若先生自1978年6月12日逝世后，反而是对其评价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呈现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
悼词，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总结与评价，在郭沫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称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评价不可谓不高。
此后，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学术界基本是肯定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卓越贡献。
但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思想、学术界风气渐宽，加之海外观点进入大陆的影响，对郭沫若的评价呈现多元化，甚至是"两极分化"的现象。
郭沫若无疑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一生所做的“好事"，除政治上的，主要体现在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上，有目共赌，这点是抹杀不掉的；那么，他一生又做过哪些"坏事"呢？他为什么要做"坏事"？
郭沫若在政治立场上算是“从一而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入党。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后，遭到通缉。1942年，中共尚在延安时期，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在政治信仰上郭沫若并未投机。
共和国建立之初，郭位高权重，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学者为保持自已独立人格采取远离之策。如今，反思那些伤人甚多的运动时，不能不佩服陈、吴等人的高明，与他们对比下，郭沫若却是运动的拥护者和喇叭，当时的言论、表态自然被人诟病。
1955年4月1日，郭沫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1957年7月14日"郭沫若答记者问"，表示要"彻底反击右派"。1966年9月，郭列席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活动……
郭曾在一会后即兴表态："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检讨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表示"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如果这是出于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的心理话，应该没有几个人相信。对郭在政治上“跟风"，不可看成是郭政治上多大的"污点"。当时，很多政治上的大人物都做过违心的事，体制使然，将怨气、怒气发泄在郭沫若等几个文人身上不公平。究其原因，还是对文人所谓的"骨气"要求过高。包括茅盾、巴金、曹禺、老舍，都曾经有过"表错态"。可以说郭沫若“私德有污"，但郭并没有越过道德底线去伤害别人，除了睡在定陵里三百多年的万历皇帝。
郭沫若的个人私德也常受人指责，主要是他对待婚姻恋爱的态度。
粱衡先生有一篇文章——《大无大有周恩来》，文中赞颂周总理的人品风格时说："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见《读者》1998年第5期)由此可见，郭沫若只属于那个时代未能免俗的众人中的一位。因此，在他那三次婚姻生活上并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指责之处，该受指责的又何止郭一人。
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些失误，笔者始终认为不算是做"坏事"，应该更多是学术范畴的争鸣。
解放后，郭沫若写作了大量新诗，如《我向你高呼万岁》、《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今天看来的确不可思议。但解放后郭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代，跨入新中国领导人序列，这时侯，己不能用"诗人"去要求他。
郭沫若已作古四十多年，评价历史人物，中外史学家都主张抱“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了解之同情"就是设身处地了解，就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切不可惯性思维，人云亦云，应建立在科学研究成果上的共识性结论，以一个人的某些“坏事"(短处)去否定一个人的一切长处，这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郭沫若，首先要将他放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不能用道德评价取代历史评价。
当然，笔者也不是为郭沫若所做的“坏事"推捼，实际上，其主观上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图片源自网络，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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