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是大致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所有史书不会达到绝对可信。陈寿也没有经历所有三国发生的事情,他通过道听途说和有关资料来写《三国志》,然而道听途说和参考资料也并非绝对可靠,所以即使他是正人君子,他写的《三国志》也做不到绝对可信。
陈寿是今天四川南充人,当时属于巴郡,为蜀国属地。在蜀国为官。是蜀国谯周的学生。谯周为蜀国劝学从事,多次反对诸葛亮、姜维北伐。蜀国灭亡后,陈寿到晋朝做官。
陈寿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目击者者,经历了整个三国时代,直到晋朝灭东吴。他写当时的历史,可信度非常高,文笔质朴,简练,当时很多人称为良史。280年,晋国灭吴国,陈寿还在,他又用10年时间继续完成了《三国志》的写作。
他的父亲去世,他守丧期间,让婢女为他喂药,这个遭到议论、讥讽,是有过失,但是不会影响他写书的内容。
有的人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所杀,他的父亲也受了刑,髡(kūn)刑,剃去头发。陈寿在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有,诸葛亮长于治理政务,军事机变非其所长。认为陈寿是在故意贬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这个应该与三国演义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诸葛亮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到神化,近似妖。比如诸葛亮会呼风唤雨,会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按三国志,诸葛亮并没有过江东,也没有舌战群儒,当然也就没有上述诸葛亮的传奇故事,过江东与孙权谈联合的是刘备自己。刘备在诸葛亮没来之前已经击退了曹操南下的夏侯惇、李典、曹仁的军队,也就不存在诸葛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故事。诸葛亮指挥的战斗是平定南中,主要是用安抚的手段,当时马谡为参军。再就是诸葛亮5次出祁山进行北伐,都没有成功。而诸葛亮本身北伐的行为,挑起战争一直遭到谯周的反对,而陈寿是谯周的学生,应该是支持他老师的意见的。陈寿对诸葛亮正面评价: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可见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这个可难说了,正人君子写的史书就一定可信吗?
首先,每个人的人性都有善恶两面,自然地每个人的人性也都有正、邪以及真、伪两方面,只不过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此消彼长不均衡罢了。
其次,史学家在写史书时,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政治、人文环境,自然地史学家的史观也会受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学术风气、和时代风潮的影响。
陈寿所处时代三国时期和西晋时期,司马师统治以严酷著称,他也不可能无所顾忌任意在史书上挥写完全的真实,史官也怕死也怕当权者也怕他们的严刑苛吏,不可能完全实录。
比如,关于赤壁之战:《三国志·先主传》提到“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 《三国志·吴主传》、《三国志·吴书九》等多处,均以周瑜为主,“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记载道:“权将周瑜败之于赤壁、乌林”,
《资治通鉴》、《续后汉书》等史料、包括历来的史评均承认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巨大功劳,而《三国志.武帝记》只字不提周瑜,看来还是陈寿作为晋臣用了春秋笔法,为曹操赤壁大败遮掩。
而且矛盾之处不只这一个,这里就不列举了。所以任何人都脱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他做的事写的东西一定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绝对可信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应该是可信的。
陈寿出生在蜀地,四十八岁蜀国灭了之后才从成都到洛阳,原巴东太守罗宪,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可聘用的原蜀国之人,其中大名单中就有陈寿的名字。
就这样,陈寿举孝廉进入西晋为官,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由于他工作上的条件,因此能够大面种接触到魏、蜀、吴三国的存留的档案和相关书籍,所以才有条件写出《魏书》、《蜀书》和《吴书》统称《三国志》。
现代人都认为陈寿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的客观。因为陈寿一生有很多不如意,而在书写史书的时候却没有带半点怨气,一般不会随意褒贬人物,力求最忠实地还原历史,还原每个大小人物的本来面貌。
但是,人非草木,陈寿毕竟出生在蜀,也难免有思故国之情
“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寻绎而得之。”
清代最负盛名的学者王鸣盛,认为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有伤悼故国旧君的心情,读者可以在读《三国志》时,体会出来。如:
《蜀志·后主传》中,后主刘禅向邓艾递上降书时,邓艾接到到降书后大喜,忽然笔锋一转,写到当天刘禅的儿子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了了几句,就把大喜底下的一丁点血腥味飘了出来。
同样《蜀志·姜维传》写到姜维撤回剑阁与钟会大军对峙的时候,一方面等待刘禅的圣旨,到底是固守成都,东入于吴,还是南下建宁,可最后的等来的答案,以上三种设想都不是,竟然是缴械投降的命令,姜维的军队只好
“投戈放甲,诣(钟)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
拔刀“砍石”却砍石头。而不是拔刀“砍向敌人”,几个字的差别,把当时蜀军将士的悲愤满怀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给显示了出来。
这些看起来,很不经意的描写,都表现出陈寿和其他蜀人一样,在这一历史转变时刻的挫败感、屈辱感。假如没有同样亲身体会,陈寿恐怕也很难描写出到这样的细节。
因此,蜀灭之后,当陈寿移居洛阳,与其他史学家不同,所写历史虽然是前朝之事,但蜀却是自己的故国,所以,陈寿编写三国历史时面临的就是一个难题,如何客观描写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中,客观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故国和今朝,做出客观的评断呢。
但是,陈寿在《蜀志》中,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认为正是谯周的建议,让蜀能躲过生灵涂炭这一劫,即在在大兵压境之下,不要反抗,提议后主以投降换和平。
这明显是带着个人的感情色彩。
另一方面,陈寿本是谯周的弟子,通过史料可知,对于谯周劝刘禅降魏,这一个环节描与得相当细。是非曲直我们很难判断,因为无法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但有一点,即使是刘备、诸葛亮还在时,部分蜀人和从北方过来的儒者本来就有向魏之心,谯周有这种行为也算是情理之中。
但是,陈寿在《蜀志》中,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认为是谯周的计谋,为蜀能躲过一劫,避免蜀地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劝刘禅用投降的方式换取和平。而且说得大言不惭。
这明显是带着个人的感情色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如果如谯周所言,那刘备、孙权还忙乎这么久干什么呢,何不直接投降于曹操岂不更好?
因为谯周一价值观,让陈寿在写《三国志》时,也认为魏是正统,这一点反而没有多大的问题,魏篡的是汉,晋篡的是魏,而陈寿谋事于晋,自然也必须认为魏是正统。
再如:古时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殂,不同称谓,显示尊卑有别。陈寿在《三国志》写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说是“崩”,写孙策、孙权之死,为“薨”,写刘备之死,则是“殂”,而刘禅之死是“薨”。这些用字,代表了陈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定位,对于刘备、刘禅而然,又是很不公平、不尊敬。
反正是有点矛盾!
总体而言,《三国志》绝大部分内容相对客观,涉及到蜀志时,多多少少会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难免的,陈寿已经很了不起了
陈寿是正人君子,所以他写的《三国志》绝对可信,对吗?
其实三国时期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根本没有人会知道,只有从短短的文字记载的摸索了。
人们大都是看《三国演义》,毕竟三国演义写的精彩极了,比三国志好看多了。但是不得不说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小说,里面有不少虚构的成本,论历史的真实性就没有办法和《三国志》相提并论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时期的史学家,距离三国时期相隔不远,可信度还是很高的。都知道无论哪个史学家写历史都会带着自己的好恶和感情色彩,往往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有些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就无从得知了。
三国最后的胜利者是魏蜀吴,留下最多历史记载的是曹魏和东吴。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关于同一件事双方的记载不同,无论曹操也好,孙权也罢,好像都是只有自己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其他人都是错误的。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失败者留下的历史记载,比如董卓、袁绍兄弟、公孙瓒、刘表等等,估计他们的历史记载肯定会和曹操孙权记载的不一样吧,无非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宣传而已。
陈寿的三国志,关于同一件事都是按照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留下的历史记载整编记录写作的,反正我都把你们三方各自的留下的历史记载给写出来,到底谁对谁错任凭后人评说。也正是因为这样陈寿的《三国志》可信度才比较高,也正是因为这样,那才是真正的历史。但是历史的话语权完完全全又在胜利者的一方,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
陈寿是不是正人君子不知道,但是陈寿写的《三国志》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任何人都受时局及思想的影响,对人和事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公正的评价。时局是不得不屈服的,思想是被影响的,所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陈寿亦不例外,他受时局的影响,把魏尊为正统,而因为父亲为蜀汉臣子,及自己为蜀汉降臣,所以崇尚诸葛,提云长之功,皆为耳读目染,著书时情不自禁所为!
正人君子和作品可信是两个概念。
正人君子是人,陈寿是不是我们暂且抛开,因为没法论证,同时也是建立在群体价值观基础上的,换个世界换个国家可能就有不同的评价。
作品可信不可信是事,不分群体国界,你吃了土就是吃了饭,换作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界它都是指吃了土这个事,就算是说成你吃了泥可能都有歧义。
同样是吃饭,前者就更好比是“你吃了仇家的饭”,后者就只是“你吃了饭”。
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客观。
那么,就可以来下个结论了,陈寿是正人君子,但他的作品可信不可信就不好说了,只能说,大家考证下来,认为是基本可信。
再说,三国志是史,它的依托是过去人现在人的说法人再加上自己的考证,难免这些素材和考证没有问题。
所以,两者不能画等号。
亲眼见都未必是真实,更何况大部分都只是看别人的记载听别人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