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忘了童贯吗？
宦官这个群体，跟文人是天敌，而话语权掌握在文人手里，所以宦官通常的形象都是邪恶的变态，惑乱朝纲，专权惑主。
但是呢？任何群体实际上是一样的，总不能宦官都是坏人，文官都是好人吧？
宦官和文官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样的，都有好有坏，你印象中的那些邪恶的宦官，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宦官并非朝廷官员，也非官僚系统的，所以并没有权力（执政权），那他们怎么能祸国殃民呢？显然是皇帝把权力过渡给他的，让他们行使皇权。
他们的本质是皇帝的秘书、助理，给予权力后，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但是还是皇帝的爪牙鹰犬，抗衡的就是文官、外朝宰相之类的人。
而话语权掌握在在文官手里，对他们的对手，自然是极力抹黑了。
宋朝以前，类似于贵族政治，皇权衰弱，自然需要更多的助手，比如女后、外戚、宦官、小人来做盟友助理，
而宋朝科举成熟之后，进入官僚政治时代，皇帝对官僚有先天优势，所以不需要女后、外戚、宦官来辅助自己，所以宋朝以后，这几类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明朝除外。
宋朝的宦官就是这样的存在，并不是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不需要他们对抗文官、权臣了，
不好意思，北宋宦官不仅势力空前膨胀，而且与宰执勾结掌控政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徽宗在位时期，只有四位武将被授节度使官衔，却有宦官七人被授予。童贯是宦官中第一人。
崇宁末年（1106）到政和元年（1111），童贯主持西部军政，当时宋军主力聚集西部，童贯的胡作非为，给此后的战争败北埋下了伏笔。
而且联金灭辽是宋徽宗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也是压倒北宋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童贯正是联金灭辽决策的提议者、决策参与者和主要实施者。
北宋后期宋朝在军事上的失利及走向灭亡，宦官于中起的负面作用是非常严重。
这一点，南宋初的人看得很清楚，绍兴二年（1132），就有人上奏就指出：
自崇宁以来，宦官握兵，驯致祸变，天下之人言之切齿。
军事上的失利也就算了，宦官所做所还大量激起民愤，宋钦宗下诏声讨童贯十大罪状中就有“首荐朱勔起花石”一条。
宋徽宗时还出现了宰执与大宦官勾结的情况。最典型的是蔡京与童贯、王黼与梁方平的勾结。
宦官势力恶性膨胀，造成了重大祸害，当时的人对此深恶痛绝，官员们甚至还发起了几次诛杀宦官的群体性事件。
南宋初逼宋高宗退位的“苗刘之变”，就是是宦官问题。
可以说，宋代的“阉祸”丝毫不比前代轻，北宋的“阉祸”比前代更深刻，更严重。
据宋史记载，宋朝没有太监专权的原因简要的可以概括为：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一、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汲取了前朝的弊端，对宦官的编制人数，官阶高低，权力大小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硬性的制度有效的限制了宦官的无序发展。
二、大宋执行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赋予宰相的权力极大，很多事情都要通过宰相的裁决才能执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宦官干预朝政的空间。
比如宋真宗的一个太监年老了，想回到老家做一个刺史的官，结果到了宰相王旦的这里，王旦就和宋真宗说，你今天给了这个老太监做刺史，明天再有一个太监要求做枢密使—国防部长，你怎么办？宋真宗被问的哑口无言，也只能不了了之！
三、正是因为宦官都被制度卡在了笼子里，他们要想像汉朝，唐朝的太监那样干预朝政，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的为国家做力所能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