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说："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一是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凣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是一座凿山深埋多室结构的石室墓，不仅在岭南考古是首次发现，就是在全国汉代诸侯王墓也是罕见的。它不仅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山东济北王墓、曲阜鲁王墓有别，更与北京大葆台"黄肠题凑"墓、湖南马王堆土坑木椁墓等不同。这就为研究汉代王侯墓形制结构和造墓方法增添新例。对广东古建筑史的研究也提供实例。
（二）西汉玺印的重大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的玺印多达23颗。这是迄今国内汉墓中出土最多的，而且这些玺印应是南越国自己铸刻的。它对研究南越国的历史和礼仪制度以及我国汉代玺印制度，增添了一批珍贵实物资料。尤以主棺室和"夫人"室的发现最为重要。主人室的"文帝行玺"龙纽金印，是全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颗西汉金印，也是目前唯一的汉代龙纽帝玺，它还是墓主身份最可靠的证物。从该玺的文体制作工艺和使用痕迹看，应是南越国自制的实用印玺，意义重大。从全国看，迄今只见到一方"皇帝行玺"封泥和1968年在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行玺"螭虎钮白玉玺。其他如东汉"朔宁王太后玺"金印和"广陵王玺"金印均为龟钮。南越王墓主室出土一方"帝印"螭虎钮玉印，西耳室还出土2枚"帝印"封泥。此方"帝印"应为南越王印玺，这种直书"帝印"文物国内未见。帝印当指皇帝之印，这也进一步证明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僭号称帝的史实。
（三）丝缕玉衣的发现和复原
目前全国发现的汉代王侯玉衣有6件，其中有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广州南越王墓墓主玉衣为丝缕，该玉衣由2291块玉片所组成，经专家长达3年的辛勤劳动得以完整复原。这是目前汉代玉衣中年代最早的一套，比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镂玉衣还早。据专家鉴定，部分玉片的质料可能出自粤北曲江县。据地方志记载，曲江县有玉山。从石峡文化的一些玉器的质料看，可知曲江玉山从新石器晚期已经开采。不过，笔者推测，南越王墓的各类玉器及其不同质料应有不同的来源。
（四）玉器的大量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多达240多件（套），约占全部随葬品1千多件（套）的十分之二。种类有玉衣、玉璧、组玉佩、玉印、玉剑饰、角形杯、玉盒、带钩、玉舞人等19种，是汉代考古的一次空前发现。在各种玉器中，不乏佼佼者，这里不能尽述。其中最引人注意和兴趣者，如墓主身上的20多件大玉璧和夫人们佩带的组玉佩，使人们对汉代玉佩的组合和形状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如各种形式的龙凤透雕的造型奇特的玉璧、玉佩，故其中一件龙凤纹双重玉佩被造作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如犀角形玉杯、承盘高足杯都是考古发现上罕见的。西耳室一件漆盒里珍藏玉剑饰43件（包括首、格、璲、珌4种），雕工精湛，完好如新，表面涂硃，为汉代玉剑饰的珍品。
（五）铜镜有新的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各式各样铜镜达39面。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有3种。
一种是带托铜镜，国内罕见。它由镜托和镜面两件、中间用漆胶粘合而成。镜托上纹饰极其美观精致。托面错金银丝和填绿松石，托面有 9枚乳钉，正中有一枚乳钉作为中心点，边沿有3个环钮，环钮绑扣3条绶带到中央，丝绸绶带尚存。制作工艺精巧。这件 铜镜装饰和山东淄博出土的一件战国镜十分相似。
一种是"山字纹"铜镜，其中"四山纹"镜2面、"六山镜"1面。据研究，"山字纹"镜流行于战国楚地，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均有出土，而以湖南最多。在湖南楚墓所获的铜镜中，"四山纹"镜占70%以上。"三山镜"和"六山纹" 镜目前只见于著录和传世品，且为数极少。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面"六山纹"镜。（详见孔祥星、刘一曼著：《中国古代铜镜》一书第30-35页）。可见南越王墓发现的"六山纹"镜弥足珍贵。
再一种是绘画铜镜，共发现4面。其中一面直径达41厘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镜。本人和吕烈丹在细心清理镜背时，意外地发现有多组人物画，三三两两的分布在镜背的内外区，是用白色或青绿色颜料描绘上去的。图像有2人击剑的，有3人供手站立旁观的，十分传神。这种绘画图像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的风格十分相似。值得指出的是，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器物，如"山字纹"镜、漆木屏风、铜虎节、铜鼎、玉璧、组玉佩、铜甬钟等，既有战国的风格，又有楚式、汉式等民族的作风；既体现了汉越关系，也表现了南越与楚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与联系。
（六）刻有铭文的铜勾鑃、铜虎节和铜戈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器达500件，在各种质料的器物上，有数十件刻有铭文者，它对研究南越王墓、南越王国及其相关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有铭文的器物，乃是南越王墓的最重要最具价值之发现，盖岭南迄今发现的先秦器物中，尚无一件有明确的汉字。故《西汉南越王墓》专刊特辟一章：《出土文字资料汇考》。这里仅举3例。
（1）铜勾鑃一套8件，出东耳室乐器室。该室还有带钟架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和2套石编磬，体现了该墓承袭周秦以来"钟鸣鼎食"的礼乐制度。此套勾鑃之重要，在于每件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篆体铭文，每件下面刻"第一"至"第八"。这个"文帝"是指南越文帝（文王），并非指西汉文帝。南越国"文王"即位于汉武帝建元四年，"文帝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这一套铜勾鑃是南越文帝九年乐府中的工师所监造的，也表明南越王国仿效秦汉设有自己的乐府。广州建城历史有多长？文献记载说法不一。"文帝九年"即公元前129年，故这套有明确纪年的8件铜勾鑃的发现，清楚地证明广州（古番禺）建城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2）铜虎节一件，作老虎形，长19、高11.6、厚1.2厘米。两面均错金，饰斑纹金箔，正面虎身斑纹间刻铭文一行5个字。末一字难认。据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的考释，可释读为"王命命车徒"。这类虎节以往在岭南未发现过。关于符节的用制，据《周礼·掌节》载，"凣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小行人》亦载"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由此可见先秦符节有不同的形状、质料和用制。如1957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为舟节，形如圆形竹节，铜质嵌金铭文，铭文达300余字，记载楚怀王时鄂君率领船队经长江"洮阳"等地经商的情形。舟节上有"王命命集尹"之句。据《西汉南越王墓》专刊第10章铜符节条，传世的龙节似戒尺，虎节作伏虎形，与南越王墓虎节相类。龙节、虎节下面铭文均为"王命命传赁"。从龙节背面尚有铭文。推测虎节应有两片，双方各持一片，用以杜绝诈伪者。出土地点可考者有两器：一件龙节，1946年出自长沙黄泥坑；一件虎节，出自安徽寿县楚墓。由此可证龙节、虎节和上述舟节皆为楚器。南越王墓所出之虎节，形制字体与传世之龙、虎节皆同，然文例作"车徒"而非"传赁"。"传赁"（即专任）为乘传及宿上驿使者所用。"车徒"则多属军事性质，盖战时用以征调车徒之信符，故南越王墓所出的虎节，很有可能也是作为兵符使用的。
（3）秦相邦张仪铜戈。此戈发现于东耳室编钟架旁。同时还有另1件器形相近的无铭铜戈。据研究，此戈与关中所出秦戈同，铭文格式亦具秦兵器特点，故定为秦国制造。内上铭文三行，刻工浅细，尚可辨读。第一行为"王四年相邦[张]义口口口"等。"王四年"当即秦惠王后元四年（公元前321年）。据文献记载，张仪相秦惠王，前后历时18年。《三代》著录有"相邦义戈"，铭文曰："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樻"。"十三年"当即秦惠王更元前十三年（前325年），早南越王墓此戈4年。"义"与"仪"通，故张义确系秦相张仪。值得注意的是，南越王墓的兵器皆铁制，此2件戈形体较小，与铁兵殊不类。故作者认为，此2件戈似为秦平南越时带来的，随后兵器大都改为铁制，过时了的铜戈就成为南越王的珍品，被改用为礼乐时的仪仗器，迨及"文帝"死乃随之入葬。此时上距此戈的制造年代已历110年左右。笔者举此铜戈为例，意在联系及秦平南越，秦始皇先后派尉屠睢、任嚣、赵佗等将领，后赵佗始建南越王国，以及广州区庄秦墓曾发现一件有铭文秦戈，南石头秦墓也发现过"蕃禺"烙印漆盒。这一切，都表明南越与中原秦国的密切关系。再次，戈属勾兵，安装长柄，是战争中杀伤力很强的兵器。岭南迄今发现的商周战国青铜戈，已有20多件。其中有中原式、楚式的，也有地方或百越式的。从各地出土的铜戈，是探寻战争轨迹的证物。但岭南的先秦青铜戈，没有一件是刻有铭文的，所以南越王墓和广州区庄秦墓发现的有铭文铜戈，能更具体地研究相关历史。
（七）平板玻璃的新发现
南越王墓出土有蓝色透明的平板玻璃牌饰11对22件，每一块由长方形鎏金铜框镶嵌而成，出土时有丝织物包裹，出土登记标签写作玉器。笔者在整理时发现是透明的玻璃状物，高兴地报告了麦英豪队长，他也认为是玻璃。就笔者所知，我国以往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和汉代的琉璃饰物，主要是圆珠形珠饰，最著名的如"蜻蜓眼式珠"即圆圈纹珠。另外，长沙、衡阳、资兴战国西汉墓和南越国时期墓葬还发现有玻璃珠、璧和玻璃杯等，但从未发现过平板玻璃。因此南越王墓发现的平板玻璃，当属全国首次发现，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平板玻璃。经鉴定，属中国自己制造的铅钡琉璃，而不是外国进口的钠钾玻璃系统，对研究我国古代玻璃生产发展和南越与中原楚地的物质交流具有意义。
（八）铁器的重要发现
铁器的发现和使用，对于岭南古代社会的开拓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广东在战国时期已经使用了铁器，但发现数量不多，如始兴白石坪、曲江龙归、深圳叠石山和封开南丰利羊墩等战国遗存，发现过钁、斧、锛、臿9件工具和农具。 秦平南越后，铁器有了大量的发现。如南越王墓出土铁器246件，广州182座南越墓中有51座出土铁器83件，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出土14件，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数件，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25件，平乐银山岭123座南越时期墓中有98座出土206件，等等。这批近600件铁器的发现，是与秦汉时期岭南社会有了一个飞跃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史书记载表明，南越王国的"金铁田器牛羊马"需要仰赖于西汉朝廷的供给。
在南越王墓的246件种类铁器中，与以往发现比，有三项特别值得说说。一项是铁铠甲和主棺室发现的15件铁剑等。铁铠甲重9.7公斤，由709块铁片组成并可复原，在岭南是首次发现。墓主身旁两侧的10把铁剑，有些长达110-130厘米，剑鞘上还附有玉剑饰，这是以往罕见的，也表明西汉的铁兵器比东周的铜兵器更坚韧，更先进。第二项是在西耳室一个漆木箱发现54件铁工具和3件铜锯片，经笔者整理并绘制了器物图；在另一个竹编物出土27件铁工具。这81件铁工具有：锤、锛、凿、铲、削、锉、刮刀、服刀、弯刀、铲刀和锥等。还有一个编号的粗细铁针多达500枚。这批铁工具的发现，一方面反映南越国时期铁工具对铜工具的取替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工具的多样化和工艺的细化。如广东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削刀和铜刮刀是常见的，具有南方特色的工具，到了西汉前期才出现铁削刀、铁刮刀，害封开南丰利羊墩西汉墓中也有发现，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指示物。服刀、锉刀、弯刀和铁钉等，则是新的发现。5件服刀带有刻花的骨鞘，骨片面性刻工精美。服刀应是腰间佩带的刀具。特别是9件不同尺寸的铁锉，有些长达31至33厘米。形式有方锉、扁方锉、半圆锉、平锉，锉身有密密的齿。经检验，是用含碳不同的钢料锻打折叠制成的，反映了南越国时期在锉刀加工工艺的成熟。第三项是后藏室出土一件大型越工铁鼎。通高48厘米，重26.2公斤。它是证明南越王国能够自己铸造铁器的典型证物。不过，这次南越王墓发现的铁农具很少，仅有臿、锄、镰8件。没有发现如福建武夷山市闽越国城址和云南石寨山西汉遗存的铁犁和五齿耙。广东发现的犁、耙和牛耕模型器要到东汉及西晋。经检验，南越王墓铁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铸造，其次是锻打。由于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越式大铁鼎，有的学者提出广东的冶炼业当始于西汉。这个看法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铁鼎等铁器是铸造和锻造的，尚未有冶炼的，二是他们可能忽略了铸铁与冶铁的区别。这在《西汉南越王》专刊中已有具体的论证。
（九）海外交通贸易证物的重要发现
《史记》、《汉书》明载，番禺（今广州）是秦汉时期南海郡郡治，南越王国的都城，也是我国汉代"粤地"的重要港口和海内外珍异特产的集散地，海省外交通贸易兴盛。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些与海交贸易相关的重要物件，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问题。如长达120厘米的产自非洲的5根原支大象牙。一件蒜瓣形花纹的扁圆形银盒，其纹样具有古代波斯银器的特点。墓主身上的32枚半圆球形金花泡饰，其焊珠工艺具有古代西方的工艺特点。一件漆盒里的药物似乳香，乳香主要产自红海沿岸。多件铜、陶镂孔薰炉，薰炉是用来盛放香料药物的。雕工精湛的犀角玉杯和犀形玉璜。在出土的多件铜提筩中，有一件器身刻铸有4艘战船纹样，这类船纹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和越南出土的铜鼓上也有发现。联系以往广州和广西贵县等地南越墓中发现的木、陶的船模，象牙犀角，、琥珀，红髓玛瑙珠饰，玻璃杯等舶来品，更加能够反映西汉南越国都城番禺已经有了频繁的海外交通贸易的史实。
（十）人殉的特殊发现
南越王墓发现的人殉竟达15具之多，这在全国汉墓中一种特殊罕见的现象。这些殉人包括墓道和外藏椁内各1人，前室1人，东耳室即宴乐室1人，东侧室即"夫人室"4人，西侧室即庖厨室7人。在西侧室7人中，有5个并排在一起，均无棺木，另2具骸骨与猪、牛、羊牺牲混在一起。从外藏椁及各室的"功能"、死者的身份、殉葬处置和随葬品看，如前室出"景巷令印"，东侧室出4颗"夫人"玺或印，西侧室中的一个较年长的有一枚无名玉印等情况看，这15个人殉的身份不是奴隶，而是为墓主殉死或殉葬的宠妃、掌管、卫士、乐师和仆役们。这种残酷、野蛮、落后的人殉制度，在岭南及至全国汉代王侯墓中是极其罕见的。目前所知，仅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墓有2姬妾殉死，7人殉葬，罗泊湾2号西汉墓中有1人殉葬的情状。罗泊湾1号墓在椁室底下设有殉人坑。
从我国考古发现看，"人殉"和"人牲"是有所不同的。在商周奴隶制社会，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牲畜，他们被奴隶主大量杀虐甚至肢解作为"人牲"乱置于殷王贵族墓中，情状惨不忍睹。安阳殷墟、侯家庄均可见到这种大墓。到了春秋战国，"人牲"和"人殉"制度受到社会谴责，于是出现了以"俑"代替殉人制度。到了秦汉，"人殉"制度在中原已经基本废除，岭南却仍保留这种野蛮制度。但秦二世曾令始皇妃嫔从葬。
《汉书·南粤传》曾载，第三代南越王婴齐性情暴戾，喜杀人取乐，这从第二代南越王墓发现的15个人殉现象也得到了证实。
综观上述，1983年8月广州象岗发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套）各类珍贵文物，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从本文上述列举的十个方面，已不难看出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来说，它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极大地充实了《史记》、《汉书》对南越王国的简单记载，极大地复原南越国史的本来面目，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礼仪制度、文化、艺术及海外交通贸易各个方面。它的发现，尤其是一批有文字的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南越王国与汉朝中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关系、南越与闽越、西瓯、骆越以及楚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它的发现及其典型的大量随葬器物，为岭南汉代考古的断代树立了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