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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河南大败,37天失城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双双被撤职查办,蒋介石第一心腹陈诚临时出任司令长官,并在西安举行中原战事检讨会议。陈诚经过调查惊讶的发现,战区各仓库平时把作战用的军粮以高利贷的形式发放给民众坐吃利息,盗卖军粮更是司空见惯,洛阳城内出售的粮食有一半是军官倒腾来的,与之对照的是,河南百姓已经饿的卖儿卖女了,坊间盛传“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和之后的粮食紧张是怎么造成的呢?重要原因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盲目扩军和“与民争粮”,汤司令把自己的基本部队从一个第31集团军扩充成为四个集团军约40万人马,而再加上第一战区其它派系的部队,以及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和第五战区在河南境内的驻军,这一数字达到100万之众,尚不计侵占河南部分地区的日本侵略军。

粮食是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物资,战时一般由国家统一控制和调拨,吃不饱饭的军队是没有办法作战的,而军队又是完全脱产的庞大耗粮群体,因此在抗战时期只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军粮问题,一是在驻扎区域就地征收,二是通过粮食高产区的交易和流通,三是从国外进口或得到援助。



本地自产和征收军粮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重要粮食产区迅速沦陷,供给出现严重失衡,粮食已经非常紧缺,部队的口粮标准一再下调,从抗战前的每天三顿饭改为二顿,还未必每顿吃的饱。抗战相持阶段的主战场就是河南和湖南,湖南是鱼米之乡,所以薛岳第九战区的几十万大军尚可维持,甚至还可以结余一部分转运西南大后方,所以湖南的坚守意义非常重大。

1943年日寇第11军发动常德攻略战,其重要目的就是摧毁这个粮秣重镇,破坏重庆政府的抗战后勤。而河南却只能依靠风调雨顺,一旦出现“水旱煌”灾,粮食产量就会锐减。比如1942年河南大旱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尽管重庆政府决定当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一石约120斤),这仍然大大超出了河南民众的承受能力。

结果蒋鼎文和汤恩伯等人最终征收了285万石约3亿4千万斤,如此的横征暴敛终于让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耗尽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逃荒或死亡。



粮食贸易和区域流通

侵华日军自然清楚粮食的重要性,所以对河南地区进行了严密的物资贸易封锁,此时中条山防区已经全部沦陷,黄河以北都是敌占区,黄河自然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封锁线;而豫南自信阳到武汉地区被华中日军第11军所占,豫东地区也被日军华北方面军所控制,河南等于三面被封锁,粮食等重要物资根本无法运进来。狠毒的日军同时严禁灾民流向日占区,百姓唯一有活路的只有经豫西前往陕西,这就是大批灾民西逃的原因。

河南大灾爆发的时期,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即河南全省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则控制着其余68个县,军队驻扎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另外还有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如此混乱的战场局面不仅使得粮食大幅减产,粮食流通也至为困难,



国外采购和国际援助

抗战期间这个渠道获得的粮食数量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国民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要用来购买更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一方面是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被鬼子基本封闭,从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定《日苏中立条约》开始,北方已无外援通道,而华东、华南沿海全部被日军封锁,甚至是大西南通过越南的出海口也被切断,唯一的输血管仅剩滇缅公路,其有限的运输能力只能保证优先保证进口军用物资,到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滇缅失败以后,这条通道也不复存在。

而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严密封锁和“三光政策”下更为困难,1940年以后各部粮食普遍不足,不得不以黑豆、麦麸等充饥,129师甚至发布命令:部队不得扒榆树皮吃,以免“与群众争食”,可见情况之严重。但是八路军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同时各部队能够开展大生产自救,比如359旅的南泥湾,这是国民党部队所做不到的。



总体而言,抗日战争毕竟是民族战争,中国军民还能够同仇敌忾共渡难关,重庆政府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的军粮供给政策,并对军粮供给机构、办法、渠道、标准进行了一些列调整,同时尽最大努力挖掘大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能力,在抗战中后期有了较显著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上升,总产量虽有起伏,大体上呈较明显的成长趋势。

以1939年国统区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水稻产量增长了54%,棉花产量增长了77%,麦产量增加幅度竟达11倍,基本还能够满足军队粮食需求,但是非战斗人员和百姓的日子要苦得多了。



解放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看过《北平无战事》的都应该记得,北平200万市民和几十万军队,竟然全部要依靠美援粮食度日,陈明仁坚守四平成功,却因为用大豆包垒工事落下个“糟蹋美援物资”的罪名而被撤职。

而淮海战役解放区民众支前粮食却达2亿2千万斤,鲜明的对比证实:国民党之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尤其是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供给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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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部队吃饭的事情可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关键性问题!“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是古代统帅们首先要想到和解决的问题!要不然传说:诸葛亮出岐山的时候制造了“木牛流马”呢?甚至《三国演义》当中多次出现了敌对双方截粮道和焚烧敌方野战粮库的场景…目的就是让对方没饭吃挨饿,最后只能投降战败,秦军坑杀赵军“60万”(《史记》有误,不可靠的数字)就是截断了赵军的后勤补给线…使赵军成了“饿兵”。

农业社会是冷兵器战争,士兵的体能很重要!吃不饱饭没体力怎么可能去肉搏?所以一般“兵勇”,那个时候的个人粮食消耗就多于常人,古代战争当中不乏十几万或者几十万人的战争场面……那这么多军队的口粮是怎么来的?既然要去征讨和灭其国,首先就要做战争准备工作,秦国统一华夏那个年代,秦国由于位置处在接近西北与楚国、赵国地理位置相比较属于较干旱地区,为了积攒统一华夏所需要的军粮,从秦惠文王(芈月她老公)、秦昭王(芈月儿子)开始,秦国相继改造了“八百里秦川”引渭河之水进行灌溉,除此之外还修建了“郑国渠”,派李冰父子入川修建“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产量低和耕地不足的状况!所以,大军的粮食问题是国策,要从战略高度去解决,仅靠在老百姓嘴里抠粮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至于往前线运粮食更是问题,当时交通不便,而且运输工具也差得很!为了防止粮食霉变都不进行脱壳处理,还需要大批的青壮劳力和牲畜去运输,遥远的路程加之运粮队自身的消耗,一石粮食运到前线仅剩下五分之一!所以,这就需要不断的运输!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征讨匈奴时就为了节省运粮时间,在从咸阳到塞北边关800里的路程上修建了“秦道”,也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运粮时间也从一开始的月余缩短到十天左右。在野战粮库达到一定储备之后快速的解决战争速战速决!根本消耗不起!《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下攻城,就是这个道理,攻城不但死人多而且时间也久!

而秦朝和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是因为军队太多(一个“兵勇”需要十个以上的青壮劳力供养),土地承载有限(宋朝每亩地才120斤)…正常年份军粮缴纳和自身口粮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但是一遇到灾荒年份…肯定要引起民变的!秦朝也是因为这个垮掉的!

电影《一九四二》的剧照,当时河南受了严重的旱灾:“省主席”李培基与负责河南防务的蒋鼎文的对话…李希望蒋免除河南上交的军粮,蒋则说:现在是抗战时期,一两个老百姓没饭吃饿死了不打紧 !当兵的要是都饿死了谁去打仗?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就已经说明了灾荒之年保民还是保军的政治问题。

进入到工业化时代的战争粮食消耗就更加巨大了!会战(战役)级别的战争双方参战兵力超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由于工业的进步对于农业的促进极大,当时的参战工业化国家军队都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粮食短缺问题,就连德日这样的国土面积狭小国家,国民虽然出现了食物短缺和配给制度,但是整体国民大面积挨饿甚至饿死的现象只是极个别现象,而德日军队虽然没有美军食物那样丰盛,在不被围困的情况下吃饱不是问题。这与农业社会战争中的粮食问题有本质上的区别。
二战期间著名的美军口粮,里面有著名的“斯帕姆”午餐肉和好时巧克力。在后方加工、包装后,通常情况都是以班为单位整箱供养,可以完全提供所有人需要的“卡路里”。

所以,当战争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以后,也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才有资格发动战争!农业国家只有挨打的份!
随着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极大的发展,不但可以让指战员们在任何作战环境当中吃饱并且吃好!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要比祖辈父辈那一代人有了本质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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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一支军队要想打胜仗,后勤补给一定要跟上。粮食都是由农民种出来的,在古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部分粮食,而国家也会修建大量粮仓,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在人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都流离失所,那么粮食从哪里来呢?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这些群雄为了养活军队难免强制征粮或是纵兵抢粮,如董卓权倾朝野之时,就派兵搜刮民财,劫掠财物。曹操为了赚钱养活军队居然去盗墓,为此还设立了一个摸金校尉的官职。不过光靠这些是难以长久维持军需,毕竟军队多吃一口饭,老百姓就得少吃一口饭,而战时军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光靠从老百姓手中获取粮食是不够的,所以后来干脆将士兵拿去种地,即兵农合一,亦战亦耕。

民国乱世,老百姓过得也很惨,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真是伤透了头脑,毕竟当时我国大部分肥沃的土地都已经被日寇侵占,所以国府在努力争取外援的情况下能省则省。而我军就不同了,除了老百姓提供粮食外,我军还自己种植,如开发南泥湾。

在苏联建立时,苏维埃政权就采取“余粮收集制”,即农民除了保留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外,其余余粮全部上缴,这样虽然损害的农民的利益,但是也使苏维埃政权消灭了敌人,保卫了革命成果。所以说,在战乱年代,人民才是最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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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豫湘桂会战之前,先搞清楚基本概念再说。

豫湘桂会战中,没有河南大败,只有豫中会战的大败。

而豫西战役则不能说是大败,尤其是最后的灵宝战役还阻挡了日军的推进,打破了日军攻打潼关的机关。

至于豫中会战也谈不上大败,因为国军伤亡不过2万人而已。

豫中会战中,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伪装打通平汉线铁路,实则将汤恩伯的主力尤其是13军引诱到豫中平原地带,将其合围歼灭。

在战役开始,汤恩伯认为豫中都是平原,他只有14万部队,而日军可能又十多万(12万人),还要大量重武器(691辆坦克装甲车),不应该在豫中决战。

但当时军委会认为不能随意放弃豫中,必须尽量战斗,消耗日军实力。

结果,此次日军以泰山压顶的势头,以重兵猛击豫中。

国军誓死抵抗,出现了包括许昌会战在内一个师几乎拼光的战役。无奈敌我力量悬殊,导致连续的失败。

然而,汤恩伯很快发现了日军的意图,抢在日军包围圈形成之前,率领主力果断突围,跳出包围圈,退到豫西伏牛山区,保住了本钱。

稍后的桂柳会战中,13军也参与其中。

这种作战在今天看到,没看到有什么错误,反而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谁通过日寇在平原决战,才属于头脑有病。

当年八路军最巩固的冀中根据地,拥有10万人枪。然而日寇拼凑了2万多日军,一个51大扫荡就把冀中根据地全部摧毁占领。

现在日军总数超过10万,汤恩伯正规军12万,你怎么阻挡,就靠嘴炮去挡?

抗战是持久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暂时撤退。

难道有的人撤退就是转移到外线作战,汤恩伯撤退就是37天失城38座的大溃败。

至于河南的军粮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因为1942年前后几年的自然灾荒。

这导致河南全境以及周边出现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当时不仅仅是国军控制区出现饥荒,日占区和八路军控制区也是一样。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八路军之晋冀鲁豫根据地但是也有严重饥荒,据宋任穷披露,“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

军事第一,必须优先保证军人的粮食供应。

如李宗仁都曾经在第五战区派军队去镇压村民,因为他们拒绝交出余粮。

第一战区多次拨出军粮救灾,亦免除在河南本地征发“柴草麸料”(惟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虽经河南省府一再恳告,仍坚持在河南征发“柴草麸料”)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在战后痛骂汤恩伯抢粮食,主要是两人有私仇。

出现饥荒以后,汤恩伯部队也是尽力救灾。

类似的东西,萨沙说过很多次了。比如1942年汤恩伯曾经拿出大量军粮赈灾,仅拨给鲁山县的就有150万斤。汤还提倡官兵节约粮食700多万斤等等。

实际上,汤恩伯只是军事将领,并没有行政权力。救灾同他根本没有关系!


军队在面对缺少粮食的时候,一律会使用各种方法征集农民的粮食。

萨沙写了这么多年的军史,对于近代中国战史都是比较了解的。

我敢这么说,在军粮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所有军队都是只有一种方法,直接抢和变相抢。

原因很简单:兵无粮则散。

如果想要保证军队,只能从农民头上夺走粮食,没有第二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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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军队吃的粮食,马吃的草料,也都是种出来的!


大家看电视经常有大兵到各村催粮的场景,这就是军队直接向老百姓征集粮饷。也有军队要求商户出一笔钱,他们养兵用。《茶馆》里这个事陈宝国就遇到了,不敢不给啊!比较正规的是政府征税,发给军队军饷,军队拿钱买粮。


军队大兵要多吃一口粮食,老百姓就得少吃一口,这个规律永远不变。因此,大兵拿着刀枪剑戟步枪手枪来催粮,老百姓想活命就必须交,否则小命立马玩完。


一些军队在战备时期也会自己开垦种植,更好解决粮饷问题,比如诸葛亮出祁山,之前就要开荒种粮。八路军时期的王震359旅,南泥湾开荒种粮,减轻边区群众负担,传为佳话。


红军时期,有打土豪筹款子的政策,并把它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在全军推广实行。对大土豪和地主的财产全部没收,对中等地主实行派款、罚款,对小地主和富农筹款、捐款,总之是区别对待。

现在和平时期,军费来源稳定,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官兵们再也不用为吃粮食发愁了,自助餐随便吃,新兵家长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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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得好,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就说明了军粮对于军队作战的重要性。那么,军粮从哪里来呢?

第一种,肯定就是来自于百姓,正常情况下走的是征收程序。国家军粮,往往来自于平时国家的粮食储备,无战则储,有战则调用。紧急情况下,那就是通过临时加征手段筹粮。

第二种,就是通过向民间、商人、邻国(或者临近地区)通过商业手段买粮。

第三种,通过对敌占区的掠夺等手段,强行获得粮食,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就如同当年侵华日军一样,在华北、东北沦等陷区强行掠夺民众口粮,只准老百姓吃混合面一个道理。

第四种,是亦兵亦农的耕战体系,类似于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士兵有战则出击,无战则屯垦。既能生产自救,也能给国家和民众减轻负担。

第五种,来自于盟友的援助,就像苏联二战时期面临巨大困境,英美这些盟友就向苏联提供了包括小麦、面粉、种子、糖、肉类罐头、香肠、油脂、植物油、鸡蛋、奶粉、奶酪和其他脱水食品等等粮食援助。

只要有粮,哪怕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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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粮食的来源有四个:

其一,战争之前就储备的粮食,不管是朝廷的京师大粮库,还是地方府衙的各类粮仓都是有粮食储备的,战争或者内乱,起兵的军队往往会占领这些粮食储备。

其二,地主家的存粮,比如李自成的起义军就是抢劫和没收地主家的粮食。

其三,农民的口粮,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以战养战”政策,就是剥夺农民的口粮。

其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如八路军在南泥湾,自己种粮食。

怎么养起庞大的军队的?

如果不自己种粮食,短期的战乱,粮食还不是问题,占领有粮食储备的地方就可以了,长期战乱的话,坐吃山空是不行的,只要想办法,事实上也是养得起的,特别是能够自己种粮食的军队,往往可以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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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年春正月,公( 曹操) 军谯,令曰: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悽怆伤怀。”


曹操感慨,自己起兵本为平定乱世,但内战的巨大破坏力让自己家族的故乡-谯郡人民流离失所,以至于曹操在本乡逛了一整天,居然看不到一个旧识,这种家园被毁的感觉让他非常伤心。


人都没有了,那粮食更不可能有。军队吃什么?


短期的粮食需求当然是可以靠抢劫而来,但如果乱世持续时间长了,谁都缺粮食,那你去哪里抢?,那么就只有唯一一个办法---屯田。


组织人口半强制性的让他去耕田,这就是屯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有组织屯田来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


种田的人可以是普通民众,也可以是军队,所以屯田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 由于土地归国有而非个人,所以到收获的时候,军队可以拿走大部分粮食,只留下少数给种田人维生,短期内是个筹措军粮的好办法。


比如邓艾曾经对司马懿献策,为了进攻吴国,可以在靠近前线的淮河两岸屯田,如何合计组织5万人,保持其中4万人劳作,由于当地具有优质的水资源和田地,所以预计可得三倍于“西”的收获,扣除诸项费用后每年得到的军粮为五百万斛。这样一来,六年后即是三千万斛,这相当于十万士兵5年所用粮食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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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兵荒马乱,粮食也得从地里种出来!还有人设想理想的状态,是动用储备粮,这话当然也对,但是打仗真不能指望储备粮,原因很简单,粮食储存也是要成本的,而粮食储备大多数情况下成本比种地都高,而且最麻烦的事情在于一个国家储备粮食成本最低的就是在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地区储备,而一旦发生战争,看看德国入侵苏联,日本入侵中国,失陷都是哪些地区?

就算有储备粮,都是帮谁储备的?单以我国的情况论,日军入侵方向正是我国粮食最富裕的华东地区,以及北方粮食重真华北平原!当时国内粮食储备不能跟今天比,即便如此上海大战三个多月,理论上上海苏南地区储备粮也有时间朝后方运送,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当时的情况是运力不够,需要后送紧急程度比粮食高的物资人员多了去了,换到今天,同样有麻烦,我们假设长三角地区物资人员都要朝武汉输送,运力倒是不缺,道路缺啊!包括长江水道、铁路公路,各大空港,能想象堵成啥样吗?这种时候,上海存着几百万吨粮食,大家觉得是原地烧掉的可能性大,还是运到武汉的可能性大?

这里说的还光是这时从上海、苏南、浙北地区运粮成本的选择,而这个储备粮原本收购后,向该地区粮库输送和存储的费用并为考虑。历史上日本入侵后,我国从北到南,当时主要产粮大区全部丢失,湖广地区也只剩湖北还掌握着一部分,就这还要节余点粮食出来朝后方送,唯一稳定的,就剩个成都平原,借先秦祖宗余荫开发出来的天府之国,在作为大后方厚,结束军阀混战,为前方输送百分之二十的兵员,百分之五十的钱粮!(说到这,作为外省的,必需对四川致敬,抗日中每五个烈士里,就有一个四川人,被俘人数则是各省地方军队最少的,不及中国军队总被俘人数百分之一,川军自己阵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出川六名中将,牺牲四位,第一批出川的四百多团级军官全部阵亡!经常一场会战下来,参战川军从将军到小兵全部阵亡,不投降!不撤退!当的起我辈传扬川不负国盛名!)这说明两件事,一个是有稳定的后方,理顺生产关系,即使在没有化肥的年代里,土地产出也是相当惊人的,另一个是天塌下来也不能放松就地生产,外地征集调集粮食,都是救急不救穷的事,有时候连急都救不了,人不倒锄不停,战乱中,坚持种田的未必都活了下来,但活下来的,肯定是坚持种田的!
储备粮在正常社会经济当中,并非特别为战争准备,主要是起到调节粮价峰谷,稳定种粮积极性,对战争及各类灾害,所起的应急作用,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巨大,因为正常社会体系当中,市场本身流通渠道里就有针对相应市场的储备,居民家中也会有日常短期储备,一但战争空气紧张,这种民间储备也会相应增加,所以从古到今,再怎么战乱,粮食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都集中在粮食的流通上,这一点我们用当时中国举例说服力不够的话,那么用日本来说,日本在中国战场长时间占据战略优势,几大主要产粮区都在占领之下,更有在当时开发的颇为成功的东北伪满洲国,历来是我国稻米大产区的两江全占,两湖占了大半,我们靠个四川,还自己解决大部分粮食问题,他把更好的地方占了,却搞出来个“就地征粮”一下子搞的连自己骗自己的合法性都丢了,难道是真的缺粮?东北不缺,华北不缺,华中也不缺,但是要调动到部队手里,就要挤占别的军事资源,起码在当时大本营参谋本部看来,不如喊部队自己就地征粮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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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分又准备的战争和无准备的战争,不过,不过是哪种战争,战时粮食的来源都大致差不多。

第一种:国家粮库中特意为战时准备的战略粮草

都知道现在国家又战略粮仓,古代也有战略粮仓。兵家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很多时候粮草准备的是否充分、有没有被敌人偷袭烧毁,在很多情况下决定着战争的胜利与否,至少是战争的走向。

所以,从古至今,每个国家都为战争储备着战略粮草,一般而言,级别都是高于普通粮仓的,无论是粮草的质量等级,还是储备数量。

第二种:战争时动用国库资金从市场购买的粮草

这一种和第一种,有着类似的的来源,那就是都是来源于国库。不同的是,第一种是直接储备了可以立马分发给军队使用的战略粮草。而第二种,是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是国库中为战争中粮草的购买特意设立的资金。

待到国家到了战争的边缘,立马就启动这笔资金,让户部兵部协同,一起采购随军粮草。一场战争动辄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要是没有这样的专项资金,那么到了真要战争的时候。朝堂之上,各个部门讨论能拨给军队多少粮草购买钱款,那可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了。

例如,假设没有粮草的专款。当兵部提出,需要黄金五万两作为购买粮草所用资金时,就会有例如工部提出某某处需修建沟渠灌溉农业,资金腾挪不出来。另外的,户部可能开始诉苦,全国几万朝廷官员的俸禄还欠着半年,种种各有各的难处。此时,兵部想申请处一大笔费用去购买粮草,还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第三种:开战时从民间强制征收没收的来的粮草

在谷底啊,战争即将开打,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此刻国家也顾不上什么体恤百姓了,先是号召大家除了正常税收外,额外多交些粮草上来,补充军用。当号召没用时,就动用当地军队、衙役,强制性从民间征收没收粮草。

这个做法,见效是比较快的,不到十天半个月就能凑齐大军出发所需的基本粮草。但是也有个弊端,对于不是确信此次战争不是最终生死存亡之战的国家,一般最好不好这样做。因为老百姓也要生活,强制征收粮草只能加大民间和朝廷的裂痕,有可能这场战争最后朝廷打赢了,但却失了民心,最后得不偿失。

第四种:战争时从被打败的一方缴获的来的粮草

因为古代,战争一般不是围绕一座城进行争夺,是很大区域,很多座城池的攻坚之战。那么,也有很多国家,说是自信也罢,说是无奈也罢,有时候只让士兵携带者十几天的粮草,确定能走到前方敌方城池即可。

到了那里,将士们将会知道,已经没有了回去的粮草,要么攻占前面的城池,享用里面的成堆的粮草,因为守城一方更加注重粮草的积累,粮草的多少决定者他们能够守护城池多少天。攻下,就能有饭吃,攻不下,又没有回去的粮草,等待自己的就只有城里的士兵的在自己饿着肚子落荒而逃时城内军队的追击。

所以战士们冲锋起来都很勇猛,当然有时候也去偷袭抢夺敌人的 粮草。


总结:

综上所述,古代时,粮草可以说最基本的是靠国库平时的积累,战时的使用。当国库不能满足时,再辅助民间征收,或者占领敌人城池享受敌人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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