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究竟应该列在文人祠，还是应该列在弄臣榜，见仁见智。
如若论才气，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可以在民国时期或者近现代史上名列前茅。
他不仅是大文豪，还是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等各种桂冠于一身，虽有些名头是官方送的，但大多数倒也算是实至名归。
但郭沫若却有一个特别的嗜好，他爱挖皇陵，而且是越有名的皇陵越热衷。
这一点，与他的早年经历有一定关系。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一个小村庄里，与常人不同，他出生时脚先落地。在那个战乱纷争的年代，那个地方盛产土匪强盗，作为当地人，多少也沾了点匪气。
一个人的秉性通常与他的家庭生长环境有关，当然，后天的经历也会多少改变一些。
一般人会认为读书人是儒道互补，和进则兼善天下，退则归隐山林。其实，读书人在儒道之外，还有一个“匪气”。匪气、就忙死、痞子气，这三气相通，而官宦之家出身的读书人，会有迂腐气、书生气，但接触不到“三气”。
倘若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破落士大夫家庭孩子便会与“三气”有染，周作人曾说，我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人流氓鬼。破落官宦家庭成长起来的周氏兄弟平时文质彬彬，一旦被逼急了，也会展露出“流氓气”。
不过，周氏兄弟的“流氓气”是后天的，最多人用来自卫的，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而郭沫若的“三气”却是先天的，带有家族基因的。
郭沫若的父系历代经商，这一遗传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带有商贾气息，有冒险赌博的胆魄，也有畏惧权利的怯弱，甚至有投机取巧的机敏，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而他的文学天分，主要继承于没落官宦的母亲，他的外公曾是二甲进士。
1912年，21岁的郭沫若在父母包办下无奈与张琼华结婚，二人没有丝毫感情，后来郭沫若离家出走，张氏独守活寡68年，最终病逝。
1927年，郭沫若在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期间，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活动备受诟病，郭奋起反击，写下声讨蒋介石的讨檄文。
蒋介石一怒之下，旋即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前往日本避难。
在逃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由原本的诗词作家开始古代历史学家转变，并在后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当地学术思想影响，郭沫若开创了唯物史观派。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眼见为实”。
在那个时期，郭沫若凭借对甲骨文深入研究成果，一度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斌并称甲骨文四堂。后来，又借此当上了第一届考古研究院院士。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日本的妻子佐藤富子断绝联系。
当然，他的日本妻子后来一直生活在大连，毕竟为郭沫若生了五个子女，关系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郭沫若回国后，随即起草了一篇赞美蒋介石的文章，并亲自去南京拜谒蒋，二人有没有冰释前嫌无从考证，但郭沫若表现出了自己的热情。
随后的日子，他尽显自己才子本色，创作大量的浪漫诗集、舞台剧本，对于编纂《中国史集》和《甲骨文合集》尽心竭力。
其实，从他的诗集看的出来，他还是非常浪漫的，但浪漫归浪漫，还是有些世俗心的，因而也就无法释然，难以超脱，终日愤愤不平。
要说诗人的天分，郭沫若绝对具备，但烟火气同样具备。
解放以后，郭沫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挖掘古代皇帝陵墓上，按他的话说，于公可以帮助后人更好的了解历史，于私可以见证皇陵的浩大以及那数不尽的陪葬品。
这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其实，郭沫若首先提议的是挖掘永乐皇帝的长陵，由于难度系数过大，退而求其次，便开始挖掘万历皇帝的定陵。
陵墓地宫一开，无数陪葬品琳琅满目，考古学家眼花缭乱，不知为何，顷刻间，那些珍贵字画、丝织艺术品自己那些木制品灰飞烟灭，迅速瓦解。
郭沫若一行人，无力回天，任何挽救措施已经于事无补。
而之后，以郭沫若为首的考古学家们，认为定陵虽有损失，但也不失为一种考古经验，自认为挖掘技术已炉火纯青。
转而，郭沫若开始申请对秦始皇陵和武则天的乾陵，分别开挖，在他看来，只有让帝王陵公布于天下，才能展示出自己那崇高的学识，才能让世人更了解历史。
然而这次，他并没有得到上级批准，被泼了一盆冷水的郭沫若，带着无尽的遗憾，于1978年病逝。
所以说郭沫若热衷于挖皇陵的原因，不仅与他天生的秉性有关，更多的是后天经历的影响。晚年作为研究院院士的身份，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的学识，想要给那些质疑声还以颜色。有人说他是流氓才子，还有人说他为人格败坏，总之，褒贬不一，但他坚持挖皇陵的决心没动摇过，或许他骨子里就是对皇陵充满好奇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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