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刘备大军伐吴，却不带诸葛亮随军的原因，除了确实需要诸葛亮留守后方、保障军需外，更大原因是诸葛亮从出山效力刘备起，就一直主张联合孙吴，共抗曹操，并且还是缔结孙刘联盟的直接操盘手。
此时孙权破盟斩将，臣服曹魏，蜀汉政权的重大外交失败已经成为事实。作为“孙刘联盟”这一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诸葛亮的立场当然就变得十分尴尬。
而且其亲兄长诸葛瑾又在东吴身居高官显爵，深得孙权信任，为中司马、宣城侯，掌管中枢机要。
长期以来，孙权一直刻意利用诸葛瑾、诸葛亮两人的兄弟关系，令这个敦厚长者负责对刘备方的交涉，常年成都、江陵、建邺之间来回奔走。
虽然诸葛亮为避嫌疑，从来只和兄长在外交场合相见，私下绝不会面。但他们兄弟二人的书信往来一向不断，除家事外更时常谈及国事。通过这种兄弟私信来传递信息，一直是蜀汉和东吴外交的重要联系方式。
当孙刘联盟的利益立场一致，双方密切配合，联系紧密时，当然是公私两便，皆大欢喜。
当双方的利益立场出现分歧裂痕时，由诸葛瑾来作为东吴使者，也能令刘备顾及诸葛亮这个头号辅弼的颜面，不好贸然破脸。
所以当刘备攻陷益州后，出面讨要荆州的是诸葛瑾。（【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
双方签订“湘水之盟”中分荆州，刘备让出长沙、桂阳两郡时，吴国使者也是诸葛瑾。（【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
孙权破盟，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后，诸葛瑾直接参与了攻杀关羽的战役，战后更加封绥南将军、南郡太守，成为荆州中心江陵的地方官。
当刘备卧薪尝胆备战两年后，终于为关羽兴复仇之师，和孙权已经是水火难容时，诸葛瑾又奉孙权之命，写了封被后世史家讥评为“奢阔之书、辞章之费”（粗俗点说，就是狗屁不通）的书信给刘备，劝其罢兵，理所当然被刘备束之高阁。
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孙权既如此厚颜，将诸葛瑾这张外交牌打得行云流水，刘备让诸葛亮暂时回避对吴交涉，远避成都，也是应有之义。
对刘备怒而兴师东征，连赵云都看出不妥，甘犯龙颜，切言谏阻：「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但这一样番言辞，赵云可以说，蜀汉朝堂上没有任何人因此会质疑他的忠心，只因为赵云是冀州时就追随刘备的元从将领。而既是诸葛瑾之弟，又是此前孙刘联盟倡导者的诸葛亮就确实说不得。
虽然刘备对诸葛亮信任有加，不大可能因此心生芥蒂，但如一心想为关羽报仇雪恨的张飞，还有那些心心念念尽快打回荆州老家的荆州士人和将领，他们又会怎么看待？
所以诸葛亮虽并不赞同刘备东征，也只能缄默不言，兢兢业业做好大军的后勤工作，并且在刘备大军于夷陵之战惨败后，才怏怏然说“若法孝直（法正）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以一句“事后孔明”之嫌的叹息，来表达其根本不赞同伐吴的立场。
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备苦战半生，才得到益州一方基业，此时年近花甲，志气已衰，已经没有了早年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并不敢真正放手一搏，豪赌天下。
汉末时益州少经战事，受战乱破坏损害远小于北方各州，不但地域辽阔，同时户口众多，人力资源甚为充足。夷陵战败后，光是巴西郡征发诸县兵员就得五千人，由马忠带队去援救刘备。奉命督江州的赵云部同样兵进永安，迅速稳定了战局，而经历这场丧师5万人的惨败，仅仅数年后，诸葛亮又迅速重组了一只数量在10万左右的强大军队，足可证明即使经历了关羽军团的损失，刘备在东征前可动员兵马，仍然不少于15万人。
然而刘备东征却只动用了中军主力4万人，黄权的江北军1.5万人，用金帛收买武陵蛮军1万人，合计不到7万兵马。
所以他虽然和陆逊在秭归对峙经年，但战役规模打的始终是有限战争，而非全面战争，更希望通过正兵流稳扎稳打，迫使孙权让出荆州，并没有真正把自己所有家当全压上，去和孙权不死不休。
此前因为刘备军在汉中战役力抗曹操的主力中军，巴蜀地区的民力一度告竭，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经过诸葛亮数年的苦心经营，才能支持刘备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好容易才到手的益州基业，对刘备而言，诸葛亮留镇后方，治理民政，供应军需，当一个“萧何”的意义，要远大于他随军东征，做一个“张良”式的大军参佐。
综上所述，刘备出征不带诸葛亮，却将蜀汉政权的大后方全权交付，既是对诸葛亮能力和忠诚的无上信任，也是对此时立场尴尬的诸葛亮的精心保护。
刘备如此态度，其他蜀汉官员自然就无人再敢以“孙权破盟”“诸葛瑾从攻关羽”等事为由，对诸葛亮弹劾发难。此举体贴备至，再一次彰显了君臣二人的“鱼水情深”，当然会令诸葛亮感激涕零，终于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耗尽毕生的光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