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伟大的文学痴；把一生的作品奉献给后人。

林黛玉一句话说尽了以前所有没有稿费仍然奋力写作的文学家的根本原因。她说：“我为我的心。”

1.《红楼梦》——

林黛玉曰：“我为我的心。”?

2.《水浒传》——

宋江曰：“我想当官，名标青史。”

高俅曰：“你想争我的球，我灭了你。”

3.《三国演义》——

刘备曰：“我姓刘，当为天子。”

曹操曰：“我有诏书，你们乖乖听话吧。”

孙权曰：“我什么都不信，怎么有利我怎么走。”

4.《西游记》——

唐僧曰：“龙宫得衣；悟能一生惟食；悟净天宫常住；飞龙变马常行。”?

?

古代人创作“四大名著”这样的作品，到底能不能从中获利呢？

如果能知道古代这一类别的书籍到底是如何编纂、发行，作何用途，就能知道这样的作品背后是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的。

通俗小说等文学作品在最初是如何诞生并发行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大名著”，其评选范围是古典白话文通俗小说，在“讲史”、“侠义”、“神魔”、“世情”这四个大类中写得最好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四大名著”。

其评选不是一成不变的，《红楼梦》诞生之后，其水准超过了《金瓶梅》，所以才取代了原来《金瓶梅》的位置，成为“四大名著”之一。

但是，这些作品都是“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以“市场”为导向，它追求传播度和读者的接受程度，以“盈利”为目的。

就像今天的“网络小说”一样，要根据读者的喜好来编写，而不是全凭作者的“自嗨”式创作。

《三国演义》在编写之初，书商做过社会调研，发现一般去茶馆、酒楼等地方听书的人都是一些市井百姓，所以适合用口语白话来讲故事。

而这些人又以“男性”居多，所以更喜欢战争题材的故事，那么“三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于是书商将流传下来的三国故事拣选、集结，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完整故事，将其卖给一些茶馆、酒肆等场所的说书人，以此盈利。

没错，这些小说一开始不是用来给普通人读的，而是类似“话本”一样给说书人看的，参考清朝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其风格和此类似。

而编写者一般为“书商”，这就涉及到了古代图书的出版问题。

古时候不像现在，印刷技术非常发达，不说雕版一类的印刷，就是“活字印刷”的成本也很高，所以一般贫苦人家都是抄书，买不起印刷的作品。

而除了官府有专门的“印刷出版”机构之外，还有一些藏书楼也做这样的事情。藏书楼里面有很多孤本，其目的不是为了“藏”，而是为了“整理”、“传播”。

只不过整理、印刷等工作比较繁琐，很多藏书楼的作品直到失火焚毁了都来不及出版。

而除了这些机构之外，市井中的“书商”其实就担任着“出版社”的功用，这一现象在近代的时候依然如此。

这些书商会观察社会的兴趣爱好以及一些成名的作家，然后去搜集一些民众感兴趣的故事、诗集等等来印刷、出版，以此盈利。

而一些作者，尤其是通俗文学的作者，他们和书商、酒肆、茶馆、剧场等等出版机构、演出场所甚至艺人都比较熟识，甚至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戏剧班子背后的老板，比如写了《闲情偶寄》的李渔就养着一个戏班，带着他们各处演出。

所以，像李渔这种有戏班子的，如果自己能写戏曲，那就会省下不少经费；而那些为了吸引顾客的酒肆、茶馆等地，也会雇佣说书人来讲书，那就会向书商购买话本。

而书商为了盈利，就会和作者打好关系，能第一时间拿到作品，出版之后卖出去换钱。

这种通俗文学符合这样一个市场运行模式，各方其实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即使是后来的《红楼梦》，也是如此，作为通俗小说必须要去关照市场，只不过这本书和作者都命途多舛而已，并不是说它就不追求经济效益。

通俗小说的集结成册，背后有着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势

今天所能见到的“四大名著”一类的作品，其实很多都不是最开始的原样。

比如《三国演义》看到的版本就不是罗贯中的原版，而是毛纶、毛宗岗父子整理后的版本，删减了很多，也增加了很多，就像明代杨慎的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清朝给放在卷首的。

其实不仅仅是“四大名著”是如此而来的，很多通俗小说都是这样，比如《隋唐演义》就是清代人褚人获整理的，目前流行的是“四雪草堂本”。偏向话本的《三侠五义》也被俞樾扩充、整理为《七侠五义》的小说形式。

这反应了宋元明清等朝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案头文学”的兴起。

之前提到过，最开始的通俗小说不是给普通百姓读的，而是给一些说书艺人看的，更类似于“话本”，需要在特定场合进行演出。

但是，随着经济逐渐富足，技术也不断进步，书籍的成本也就开始下降，很多人都能买得起印刷作品了。

那么，既然能自己去阅读小说，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听书呢？

买一本书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几遍就看几遍，这样不是更划算吗？

所以，很多通俗文学的作品开始和说书人的“话本”分开了，更为适合一个人的阅读，所以被称为“案头文学”，即摆放在书桌上的文学作品。

还有很多戏曲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比如像《王粲登楼》等等戏剧作品，其文学性很强，用于演出就很乏味，更适合直接阅读剧本，而不是粉墨登台。

这样一来，通俗文学等就省去了酒楼、茶肆等地方的流通环节，直接变成了书商、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运营模式也有了调整。

《红楼梦》之所以和其它三本不太一样，原因就在这里，《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西游记》都是从“话本”等形式整理出来的小说，而《红楼梦》从诞生起就是“案头文学”，不用来演绎和讲述，只用来阅读。

这些小说作者很多人都是非常富有的。

比如《三侠五义》的作者石玉昆，本身还是一个讲书人，出入于王公府邸，每次演出需先拿出至少二十两银子才会开口讲书，之后还有打赏、酬劳等等。

这种情况近代依然如此，比如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其代表作就是《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等，甚至当时夸张到，如果哪个书店要倒闭了，只要去找张恨水求一部小说出版，立刻就能起死回生。

所以说，这种“通俗小说”等文学作品是非常容易获利的，如果有哪个人能提供优质作品，那绝对是各大书商、酒楼、茶肆、剧院等地的“座上宾”，很少有像“曹雪芹”那么凄苦的境况。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谢邀。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也想建功立业，却仕途坎坷，无奈，只能闭门谢客，倾心写作，一吐胸中块垒。

古人写诗，写剧本，写小说，根本没有稿费，为什么还要费尽心血去完成呢？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世人总逃不出一个“名”字。

《左传》上讲，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为立言。很多读书人，在官场失意，只好把精力转在写作上。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师生关系，他们两人都在元末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任职，张士诚投降后，两人相继离开，潜心创作，作为寄托。如果他们一直做幕僚，怎么可能千古留名，他们的满腹才华也会同草木一样腐朽。施耐庵曾是张士诚的军师，他创作《水浒传》，也是在影射，警告张士诚，投降不会有好下场。

谁愿意湮灭无闻，即使是那些知名的隐逸者，也只是把归隐当做更好的进身之阶。于是，后人讽刺隐居富春山的严陵子说，“一看羊裘便知心，虚名留得到古今”。

消释心中块垒，倾吐满腔激愤。

《西游记》的作者，明代的吴承恩，中年才考中进士，偏偏因为没有走动关系，而迟迟不能得到补缺，只好愤然归家，把满腔激愤浇灌在作品中。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大多都与权贵人物有关。连如来佛的两位弟子都问唐僧索要贿赂，不肯轻易拿出真经，还用说基层人员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出身煊赫之家，他借创作来反省整个家族败亡的原因。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其它都是浮云。

徐霞客因为喜欢漫游，花光家中积蓄，多次身陷险境，也在所不惜。只要自己喜欢，不需要有其它任何理由。古代的很多读书人，没有任何功利目的，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才笔耕不辍。

古代文人有“三立”的追求，即立功、立德、立言。而其中立言就是要有一定的理论学说或者作品流传后世，这是他们的追求。著作等身，作品留存是可以超脱于金钱收入的，他们更多是为了一个“文名”。

当然，许多大作家大诗人更多的不是追求一时的名气，而是长久的文才的认可。而且这些更是他们一时或者一世的经历、情感、人生体悟的总结和提炼，让天地间留存下自己活的证据。

所以他们即便当时有书商刊印，也不一定赚钱，也不靠这个赚钱。

凡大作家，不仅有执着的文学追求，而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胸中积累得多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哪管有没有稿费！四大名著的作者，皆当如此也。

那时候，官方和民间也有刻书出版的书坊。

比如，《南游记》、《北游记》的编写作者余象斗，他就是刻印书籍出版的。

他刻印了很多当时的作品，自己还编写了几部。

他刻印作品也是为了赚钱，至于有没有给原作者稿费，不太清楚，这得考证一下。

像四大名著的作者写小说，又刻印成书，没稿费也正常。

赚钱的书盗版猖獗，余象斗就经常这么干，为了赚钱把别人刊印的变成自己的，把不是自己的作品也标上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他们要费尽心血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

一，内心想这样做，本身看过相关书籍，听过各种传说，再加上个人经历，就想着去写它。

二，老师的引导。像《三国演义》作者，《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个就是师徒关系。

三，躲避战乱（施耐庵），不屑做官；入不了仕途（罗贯中），或者家庭变故较大（曹雪芹）等原因，促使他们写下这样的故事小说。

四、社会环境的影响。

吴承恩官场郁郁不得志，辞官回家后，就开始认真写《西游记》。

最主要一点，还是他们有一颗认真著书的心。

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是不会克服各种困难写成这样几部伟大的作品的。

四大名著后来的印书肯定作者无利可得，在当时得利如何也难考证，但总的说，明清小说之盛行是与作者、出版者有利可图分不开的。

明代开始，出书成风，分官刻、私刻、坊刻，官方印书且不讲，私人印书是请刻工雕版一次性印书，多是为老师或长辈印点东西，是私人性质，大量的是坊刻，书坊出书，明代书坊兴旺，江南苏杭等地，工商聚集，市民阶层形成，连带印刷业发展，嘉靖年间，雕版使用平直风格字体，刻字方便，速度提高，刻工成本降低，这种字体称为匠体，即后世称宋体字，刻工刻100字仅3分银子，比如有一本书161页，刻八十三片板子，刻工酬劳24两银子，而卖书价格却不低，如一部\"大明统一志″就要3两银子，相当于240猪肉或900斤大米价。因印书能得高利，当时书商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诗文选集等，都有刊印，但城市市民阶层最爱看的是各种通俗小说。

小说被文人视为小道，文人是不屑写小说的，稍有点文化的出版商自己胡编乱凑，将一些历史故事写成通俗演义，各种列传、志传层出不穷，写得再不好，但销路好，这个时期是书品质低劣，文人不肯写，书商写不好，到了明代中叶，人的观念有了变化，当不了官的读书人，只能另谋出路，放下身段，以文求财，唐寅、文征明、徐渭这些大才子可以卖画为生，像吴承恩这样的仕途失意，文才又不太显的靠卖文为生，为书商写小说获取稿费，也是一条不得已的谋生之路，而冯梦龙、凌濛初则属于名家写手，有一书生许仲琳，二女儿出嫁，因大女出嫁时已耗尽钱财，无奈花了几个月写出小说\"封神演义\"，书稿作陪嫁，二女婿拿书稿找书商，卖了个好价钱。清初李漁有才之人，怀才不遇，从写稿给书商到自开书局，开了\"芥子园书肆\"，甩开文人的衿持，自写自印自卖，出了很多书，包括那套影响深远的《芥子园画传》。一次外出，回来后发现雕板被人盗走，过几日市场有一模一样的书在卖，\"盗版\"一词由此而来，李漁书写得好，名气大，有很多书商出书以李漁为作者名，书写得烂，败坏李渔名声，他不得不常为此打官司。

文人写小说是为钱而不为名，因小说在他们心中毕竟是小道，不上大雅之堂，故多不愿署名，以为不光彩，故很多小说作者何人，有的是经考证才知，其实四大名著现虽有作者名字，但都不是严格无疑的确定。

这就是为何如今的作家出不了名著的真正原因！

古代文人认为立言是对自身的最低标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经济能力尚可：

1、施耐庵：早年结识很多有志之士，晚年在好友的资助下在兴华隐居，关键是购置了海滨田地房产，专心创作。

2、罗贯中：商人家庭出身，年少时积极参加各种社团组织，后来跟随施耐庵一起隐居创作。后来出山来到福建，其实也想出版的，不过各方面原因没有实现。

3、吴承恩：前半生混迹仕途，虽然升官难，但待遇不错，而且也时不时的卖文章赚钱贴补家用，也认识不少上流社会人士。

4、曹雪芹：他正白旗出身，年少时家庭条件很好，不过后来因为亲戚的罪名全家一下子穷困潦倒。后来呢，这些亏空被乾隆大笔一挥免除掉了，曹雪芹也混了官当当，同时也卖字画赚钱。

可见，这四人条件也都还可以，才有能力去创作，同时他们也没有传统国人的思想—财富传承。

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著书立说上，以此实现自己的某些思想或者政治抱负。

兴趣爱好：

现在，为了玩游戏称霸氪金的人不少见；

为了某手办砸进去一堆人民币的也有；

也有集邮爱好者、航模爱好者等等，愿意为兴趣花钱的人不在少数。

人性相同，在古代，文人不去流连花街柳巷，写写文章已经很好了好吗？

何况，文人流连花街柳巷要是有才更加会受追捧（柳永）。

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都是为了钱，还有更多的目标等着去解锁，去挖掘。

再说俗气一点，现在看电视，看小说能赚钱吗？（当然现在某些以此拉流量的先不计入）大家不还是津津有味的看着，有的为了打发时间，有的为了娱乐，有的为了提升视野。

但是当你定下一个目标，并且最终完成所获得的满足感是金钱替代不了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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