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来源于美国学者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他在书中讲到康乾盛世期间，清朝的财政储备充足，最高年份府库存银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至7000万两，而三代皇帝留给后世的财富程大起大落之势，代表清朝只是于康乾期间有过一百余年的兴盛。而实际上此数据与清廷留存档案有些出入，就整个清朝的发展水平看，常年保持6000至7000万两府库储备是相当困难的。最高存银确实出现在乾隆一朝，乾隆帝虽然败家，但不败国。
由康熙到雍正
肯尼迪所说的清廷最高库存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户部档案记载该年旧管7466万两存银；这个“旧管”是“四柱清册”中的一项，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四项构成了古代会计结算方法——“四柱清册”。旧管就是期初余额的意思，也就是上期存留下来的银两；新收就是本期增加额的意思，记录当期的收入；开除是指本期减少额，即当年实打实花出去的；实在是指期末余额，也就是本期结算时，府库里实打实的存银数额。如果照现在的公式算，那么就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乾隆四十二年的旧管为7466万两、新收为1811万两、开除为1095万两，用公式计算便为实在8182万两。由此可见，本年度的财政盈余是716万两，该年份的府库存银是多年积累的结果。
由于清廷户部档案保存并不完整（年久霉烂不全），所以并不是每个年份的府库数据都能一五一十的罗列。在仅存的户部档案中，康熙一朝最低库存是在康熙六年，实在248.8492万两；最高库存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实在4736.8645万两；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六十年的库存是3262.2421万两，但康熙六十一年并没有户部数据留于后世，而在《雍正朝汉文朱批》中有所提及，怡亲王胤祥在给雍正的奏折中提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库实在为2711.9286万两。雍正元年的户部档案记载的库存实在2371.1920万两，按照当时的财政新收水平、结合当年发生在西北以及青海的地方军事平叛行动，能够保持两千余万两的府库存银，应当大部分归康熙留下的家底。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朝起居注册》
而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即位之初，力主改革，矛头对准康熙执政后期的结党、贪腐、空响等问题，雍正即位一个月便通过户部向各省督抚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命令，说明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库存银也许只是一个空头支票。雍正元年六月，山西潞州知府加璋告发原山西巡抚苏克济在任职期间勒索各府州县银四百五十万两，这个数目被查实后，雍正帝下令“籍没家财，以偿亏空”，这说明府库亏空远不止450万两。此后还有原河道总督赵世显落马，下刑部狱后家财充公；湖广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原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督抚级别高官皆伏法。这些大吏家产充公为雍正元年至三年的府库贡献不小，也说明康熙留下的家底水分很大，所以才有肯尼迪估计的800万两实际库存，但我觉得此数值估计的偏低，应当在1500万两左右。
由雍正到乾隆
雍正帝是于雍正十三年（1735）驾崩，该年份的户部档案记录府库实在3453.0485万两；乾隆元年的府库实在3395.9624万两，这个衔接段出入不大，应该是较为准确的数据。雍正一朝的库存最高值是雍正八年的6218.3349万两，因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连续落败，所以府库存银从雍正八年开始逐步下滑。财政积累多补贴了军事行动，且又施行了减免农业税等各项民生措施，因而留给乾隆帝的家底并没有达到最高值，但也比康熙留下的家底厚的多。
“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清史稿》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得益于康熙、雍正打下的稳定环境和制度基础，他执政的六十年间国库充盈，前二十年基本上稳定在3000至4000万两之间，中后期则迅猛累增至6000至7000万两，留给嘉庆皇帝的库存为实在6939.1990万两。在其执政期间，还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反击廓尔喀入侵、捍卫了西藏的主权、平定林爽文叛乱、保卫台湾的统一、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这些巨大财政支出并未影响府库的累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乾隆皇帝故步自封，并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府库的积累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当代学者也对“康乾盛世”争议较大，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康雍乾三代皇帝不自觉的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康乾盛世也被戏称为平庸的盛世。
乾隆皇帝执政后期非常奢靡，这在历史上也饱受非议，如“千叟宴”、“六巡江南”等大型娱乐活动花费不菲，所以也流传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府库存银仅仅二百多万两，乾隆皇帝因此也被调侃成散财童子。但实际上乾隆帝虽喜铺张，却也做足了面子工程，并树立“从俭”的政治形象，故而花光府库的钱并不可信。自古皇帝想要寻欢作乐，也不会动用国库钱财，封建社会发展至清朝，户部度支制度相当完善，并非皇帝动动嘴就能使用国库里的钱。其实自古以来，皇帝皆有内库享用，自秦汉时期，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是皇室内库的重要收入来源，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皇权的加深，皇帝的内库逐渐超过国库收入，皇帝也想着法的将国库收入变向收入私库之中。
清朝的皇帝内库也作“内帑”，其收入来源包括皇庄所纳皇粮、钱财，据统计，清朝皇庄占地几乎都在四五百万亩，每年钠粮十几万石，银六七十万两；其次是查没的家产全部兑现入内帑，这个是一大惯例，如雍正帝那样查没贪官家产以充国库亏空的很是罕见；然后盐政收入算是最大进项，另外清朝规定人参、皮毛、新疆玉器等需由皇家专营，这笔收入与盐铁国营是一个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各级官员、藩国的岁贡，广州海关的税收等，到乾隆一朝，还想着法的创立了“议罪银”，即拿银赎罪，与卖官鬻爵异曲同工。乾隆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寻欢作乐的资金问题，和珅这个理财高手也同样帮助乾隆充实了内库。相比较乾隆帝而言，慈禧在后来动用国库修建颐和园，直接导致北洋水师军费紧张，留下千古骂名，此处就能看出乾隆帝的智慧，以及和珅的受宠是有原因的。而之后“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话不无道理，和珅被籍没的家产同样进了嘉庆帝的小金库，与国库无关。
综上，康熙帝晚年虽暴露出很大的政治风险，但并不至于财政拮据，雍正的彻查与后来的嘉庆帝相仿，一朝天子一朝臣罢了。乾隆皇帝虽然铺张奢靡，但他非常注意个人形象，并不太可能动用国库钱财用于寻欢作乐，户部档案记载的约合7000万两库存应当可信。
参考资料：《上谕档》、《清史稿》、《雍正朝起居注册》、《清世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