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放眼整个水泊梁山都没几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但是这里所说“英雄好汉”的界定又是什么呢？倘若是义薄云天、以匡扶正义为己任、一生从未有过污点，那么别说水泊梁山，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在都几乎不可能有一人。但如果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类“小事”的话，那么李逵与时迁说不定还真的做过。
按照古代的伦理纲常来讲，梁山好汉就是一群反贼，古人讲究：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纵使统治者昏庸无能，你也只能听之任之，如果使用武力方式来抗议，那就是犯上作乱，即便当世无人制你，后世史官也要来上几笔的，所谓：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换个角度，梁山好汉所作所为也不无道理，其时宋朝的统治已经乌烟瘴气，说民不聊生也不为过。以林冲为例，仅仅因为老婆长得漂亮，就招来无妄之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伸冤无路，报仇无门。体制内的林冲尚且如此，普通人可想而知。
再说李逵与时迁，李逵仅仅在“上梁山”的起点就充分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心目中的“好汉”的形象，他为解救将要上法场的宋江与戴宗而大闹法场，无奈之下，落草为寇上了梁山，这一点很符合世人对英雄的看法了：对抗强权，为了兄弟情义两肋插刀！放在一般的评书中足够成为书胆了。
但是李逵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汉，甚至都不算一个好人。
李逵一生杀人无算，且杀起人来好坏不分，在劫法场之时他就紧靠板斧一双屠杀五百多人，要知道这其中大多只是无辜的路人，先不说这个数字有无夸张成分，但滥杀无辜这顶帽子李逵戴的不算冤枉；在三打祝家庄的时候，李逵又失去控制，将已经投降的扈太公一家诛戮殆尽；为了赚朱仝上山，又斩首了沧州知府四岁的小衙内。其手段之残忍，杀戮之无度，看的读者毛骨悚然，更别说还有什么吃人肉，间接害死自己的娘亲等等。
换个角度，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在陆谦身上，死八次大家都不嫌多，但李逵做的，就理所当然？
虽说施耐庵将其定义为“天杀星”，甩锅给上天，但就这滔天的杀意，无论来自何处，都算不上好汉。
比起李逵，时迁的实力就差多了，他能上梁山，靠的全是那些偷鸡摸狗、扒门撬锁等不入流的小把戏，单凭这点能耐，真够不上好汉。况且时迁一出现，就大大糗了一把。
话说当时时迁在翠屏山刚刨完坟，就碰见了救命恩人杨雄，之后又遇见了手刃淫妇潘巧云的石秀，三人决定一同投奔梁山。是夜，时迁忍不住想向杨雄石秀二人显摆一番，于是将客栈唯一一只报晓的雄鸡宰了吃了，结果失手被朱家庄俘虏。这才有了杨雄石秀前去梁山报信，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事了之后时迁才如愿加入了梁山。
但是在上了梁山之后，时迁的手段得到了充分发挥，比如盗取燕翎甲、大破大名府等。在梁山中人看来时迁绝对是重情义的好汉子，毕竟这个团队需要有这么个人。
除了他俩，梁山上能称为好汉的也寥寥无几，比如“智多星”吴用，一肚子坏主意，为了骗卢俊义上山，无所不用其极；“双枪将”董平，连老丈人都不放过；周通王英，色胆包天，比之迫害林冲的高压内不逞多让；戴宗、施恩等更是黑恶势力之流；孔明孔亮只因为邻里纠纷，就杀人落草，那些被杀的人何处伸冤？
就是“呼保义”宋公明，也不过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打着结交朋友的名义，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为了讨好兄弟，先是将扈三娘认作妹子，后以礼法的名义强迫她嫁给“矮脚虎”。
这样的一群人，能被称之为好汉吗？日慕乡关并不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千百年来，他们的事迹被反复吟唱，成为不朽的经典呢？
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反抗。
就像“好汉歌”中唱到的那样：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按照儒家正统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各归其位，君有过错，下臣必须直谏过失，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实在不行，要主动给君王背锅，总之，皇帝是不能错的，皇帝失仪，那就是礼崩乐坏，那就要天下大乱。
而上梁山的这些家伙，恰恰不愿意屈从于这种逻辑，他们以自己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以强大的武力做依靠，打家劫舍、对抗官府，将所谓的礼义廉耻踩在脚下，俨然是一群不受礼法约束的暴民。
百姓喜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残忍暴虐，而是他们无法无天的勇气。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大多数人不敢想的事情他们却敢去干，大多数人逆来顺受、劳作至死，他们却快意恩仇、跃马扬鞭，如何不是好汉。
在这里，好汉的含义被完全颠覆，不再是忠君爱国的大格局，而是“去他妈的，我自己过得好就可以”的狭隘个人主义，在大多数人感觉被家国情怀欺骗以后，极度的利己，就成了特立独行的勇气，有勇气反抗的人，就是好汉。
如果这般定义，他们的确可以称之为好汉！
当然，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只坚持了一阵子，就被宋江的招安政策给毁了，一群人抛弃替天行道的大旗，重新回到了忠君爱国的圈内，变成了传统礼法的打手，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
生于叛逆，死于顺从。
这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
我是历史达人日慕乡关，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