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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原因。一是时代背景不同,二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水平不同。

先说第一点。

晚清时代与此前王朝最大的区别,就是当时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洋人进入了中国。

洋人来了,给清朝带来了什么呢?

洋人是来侵略中国的,洋人伤害了以慈禧为首的清中央政府的利益。

但是,洋人在侵略中国期间,客观上也维系了清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

比如太平天国击碎了清朝粮仓,再加上北方的捻军起义,清朝一共耗银四亿两,相当于十年的财政收入,才平定叛乱。这事要是搁在明朝以前,早就因为朝廷加税加到王朝崩溃了,可是清朝却没发生这种情况。

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行,偏偏清朝就可以?

因为洋人来了后,清朝有了外债、海关税及商业税这三驾马车为它提供了新税源。



1861年,太平天国正在进行二次东征,当时清廷户部的存银几乎是零。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清朝靠着英国人(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建立起了近代关税体系,短短三年就获得了约为490万两白银的关税收入。这笔收入在七年后的1871年,达到了1100余万两。

1100万两是什么概念?想想当年缺钱缺到要抄家的崇祯皇帝,李自成在北京城下各种明示暗示,只要崇祯给钱,他就退兵,可崇祯愣是凑不出区区20万两白银。

如果清朝也是这幅德行,军头们是不是早就蠢蠢欲动了?然而朝廷有钱,所以慈禧就不怕湘军、淮军不听指挥,几百万两银子砸下去,军头们立马就消停了。

清朝除了靠洋人开拓税源外,它没钱了还可以找洋人借钱。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朝廷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缺钱,但左宗棠还是去了新疆。

左宗棠的钱从何来呢?一部分,是慈禧拨付给他的,另一部分是他找洋人借的。英国公司向英国民众发行股票,然后投资到了中国收复新疆。左宗棠因此就有了钱。

当然,这笔钱最终也是要还的。但是,如果清朝借不到这笔钱,新疆是不是就没了?而新疆要是丢了,后果会有多严重?

再回头看看东汉,汉末天下大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朝廷没钱了,汉灵帝无法镇压黄巾起义,只好把权力下放,允许地方豪强自募军队镇压黄巾起义,待他死后不久,军阀四起,天下大乱。

如果当时汉灵帝有钱,朝廷不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军阀们还能割据一方吗?

另外,洋人之于清朝,不仅仅是为清朝提供了白花花的银子,还为清朝提供了维持统治的政治后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的洋枪队直接参与战争,英法美都宣布支持清朝,而不支持太平天国。

庚子之后,同盟会举行了十次起义,可无一不被清朝剿灭。起义失败的原因无他,就是国外列强支撑了清政府的国内统治。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不曾有过的情况。

为什么列强这么支持清朝?因为清朝统治阶级卖国卖的够彻底。用晚清革命党人陈天华的话说: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能比慈禧开出更卖国的筹码,列强们舍不得看到这么听话的奴才政权死掉。

这里可以想象一下。

东汉时期,如果有几个强大的外番政权宣布支持汉献帝,而不是袁绍或曹操,东汉末年的军阀还有可能闹腾起来吗?

PS: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洋人不支持清政府了,改而支持袁世凯和北洋系。


再说第二点。

汉末的时候,军队是军阀的私产,董卓的西凉军无论是财政、后勤还是将领选拔,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换句话说,西凉军就是董卓自己的私军,这也是为什么董卓死了西凉军就会内部火并。因为他们都听董卓的,没了董卓就变成了人人争老大。

而晚清的时候,所有军头的军队,无论是经费开销,还是后勤保障,还是人员安排,都是捏在中央手里的。曾国藩死了没关系,湘军仍然听指挥。因而,晚清的军头至使至终都只是军头,没有能够变成军阀。

当然,晚清的军头们也很厉害,具备了造反的资本。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军头们如果想跳出来造反,胁迫清政府,底下的士兵和将领是大概率不会服从命令的。因为军队上下没有一心,底层没义务陪军头一起玩掉脑袋的事。

好,那为什么东汉末年就局势失控了,晚清政府却没有失控呢?

是不是,晚清政府还没有病入膏肓呢?

当然不是了。比如看看1860~1861年。

当时,太平天国在江南割据,湘军和淮军也在江南割据。英法联军杀至北京外围,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而咸丰皇帝却带着老婆、孩子跑到了承德。这种场景放在别的王朝,怕是早就四分五裂了。

另外咸丰皇帝死后,顾命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内耗,为了夺权,两宫太后还联合恭亲王干掉了八大臣。这种明火执仗的内战,就是典型的亡国气象,丝毫不弱于汉末的局势。

所以说,要说咸丰死后的晚清政府没有病入膏肓,那是在扯蛋。

既然如此,清朝为什么没乱呢?说到底,还是慈禧太后有本事。

辛酉政变,慈禧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的解决了八大臣,把内耗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不仅洋人没反应过来,就连国内的军头们也没有反应过来。就算南方的军头们想趁机清君侧,来不及。而慈禧获得权力后,很快又把权力再稀释出去,大家都捞了好处,自然就没人闹了。这一系列的操作,简直可以与玄武门之变相提并论。

除了辛酉政变外,之后的甲申易枢,叫停戊戌变法,慈禧都是快斩处理。待处理后,慈禧迅速收拾人心,该封的封,该赏的赏,事件迅速平息。慈禧的这种操作,即使是站在慈禧对立面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再回头看东汉末年,你会发现东汉末年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有慈禧这种手腕。

董卓乱政之前,何进在干嘛?掌握军队的皇甫嵩在干嘛?颇有影响力的卢植、朱儁等人在干嘛?王允后来倒是很果断,但他却不能像慈禧一样收拾人心。

东汉末年,看似是王朝病入膏肓,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汉末迅速大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政者处理不当造成的。



另外,慈禧除了稳定中央外,她还采取外重内轻的策略,压制了地方实力派。

一个王朝末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朝廷无力维系统治,只得下放权力,把地方交给军阀代管,继而导致军阀割据。比如汉、唐就是如此。而晚清相比于汉唐,在这方面的成功简直像堪称是奇迹。

平太平天国时,咸丰皇帝启用了湘籍将领自行募兵,待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慈禧立刻裁撤湘军,启用淮军平捻。西北战事时,用的又是湘淮两军之外的楚军统帅左宗棠。

从太平天国时期起,到戊戌变法止,整整三十多年,差不多两代人,地方实力派一直没有形成事实割据。

当然,慈禧能控制住地方,这固然有当时时代进步了,有电报等新兴技术的贡献,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但是人不行,有电报也是白搭。就好比说载沣摄政时期,技术更进步了,但人不行,清政府最终也只能以灭亡而收场。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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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要和制度不同有关系,也和人的性格有关

东汉末年,州牧权力变大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虽然大部分被平息,但是各地还是不断地有黄巾起义的残余势力。这让东汉朝廷很头疼。这时,幽州刺史刘焉建议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权力下放,让州牧自行调动一州的力量进行围剿。这样就和唐朝的藩镇割据一样了,州牧的权力过大,可以调动以州的财力和军力,而汉室又被董卓和曹操相继掌控,下面的州牧更是有理由不听话了,就开始了东汉末年的混战。

清朝巡抚总督没有理由反叛

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也下放了权力给地方督抚,但是只是南方有太平军的地方,不是全国的权力都下放。而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督抚的权力也被限制了,没有了之前那么大的权力。并且那时候皇帝还在,也没有被诸侯控制,皇帝还说得算,地方督抚没有理由造反,这和东汉末年的形势不一样。地方上还有八旗和绿营的驻军,虽说他们的战斗力早就不行了,但是好歹也是个监视和屏障。清朝巡抚可单独上奏,总督虽然比巡抚大,但是巡抚也能制衡总督。并且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还在朝廷,而不在地方,想反也反不起来。

曾国藩的个人原因

其实在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是有实力自立的。就算是不能把全部的江山都打下来,至少南方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南方很多督抚都是曾国藩的学生,都是他推荐的。并且湘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八旗。曾国藩若是要反,则国家再度陷入战乱。曾国藩一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只是想建功立业,当一代名臣,确实是他个人的性格原因,这个决策使得国家免受战乱。

清朝一直有北边半壁江山

清朝北边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太平军也北伐了,但是失败了。清朝后蒙古支持,并且还有东北老家,大不了再回去。清朝是有退路的,并且北面还有根基,太平军主要在南方活跃。这是和东汉最不同的地方,东汉时期皇帝已经无法掌控大局了,权力下放得太过严重,决策又失误,使得董卓进京,内部又混乱。而清朝皇帝还是有半壁江山的掌控权的。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不反的原因之一,要是清朝像东汉一样地方割据了,皇帝没实权了,那曾国藩没准就反了。

清朝和东汉的形势不一样,很多事情都不同,所以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并且曾国藩是个忠君的人,他的决定也足以影响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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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朝为啥没有陷入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局中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原因。

一、清廷根基末倒,对地方的统治能力仍然比较强

清朝虽经大乱但是根基还在,还没有到因为朝廷无力驾驭地方大员,以致于地方势力做大,进而挑战朝廷权威的时候。各级官僚依然忠于朝廷,清廷的号令也依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也就是说虽然自1851年太平天之起义,直至1864年7月天京陷落止,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大起义,虽然给了清朝以沉重打击,但却并没能彻底的瓦解掉清朝的统治基础。

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清朝的统治秩序,那些汉族大地主与大官僚,依然支持并拥护清廷的统治。于是在人心尚未离散,朝廷权威犹存的情况下,自然没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背负着乱臣贼子的污名,企图搞什么割据地方自立为王了。

二、曾国藩等人忠于朝廷,割据自立不符合其政治理念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抑或是左宗棠与胡林翼等人,凭借他们的本领足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但是这些饱受传统儒家思想薰陶的人,却都无一例外的把忠君报国视为最高理念!因此对于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既然清朝已经有效统治了200余年,那么自然应该被视为中华正统了!

而且在这些人的眼里,太平天国则被视为“乱贼”。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太平天国的“犯上作乱”,才带来了天下大乱、百姓遭受苦难的局面!

因为拥有兵权的曾国藩等人,无不把忠于朝廷和维护清朝统治,以及早日平定太平天国起,当做最高理想!所以试图让这些平叛者,反而趁机拥兵自重搞割据,是不可能被这些人接受的。曾国藩等人既不愿背负叛臣的污名,也不敢冒险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更不愿放弃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的待遇,反而去做虚幻的“土皇帝”之梦!

三、清廷驭臣有术,对有功之臣封赏极为优厚,因此曾国藩等人没有必要搞割据

在镇压了太平天子起义后,清廷统治者慈禧太后大耍手段,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笼络。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以及左宗棠等人,该封爵的封爵,该封官的封官,能担负枢臣之责的就调入朝廷。

不能进入朝廷的,就让其担任地方大员的职权。而这种地方大员虽然权高位重,但却要受到多方牵制!清朝在各处重要城镇驻有八旗军——虽然八旗军的战斗力低下,但却依然能够发挥出一定的震慑能力。

清朝在地方官制上通过巧妙设计,早就把督抚互相牵制与监督制度玩得炉火纯青!因此即便是让这些有功之臣担当了地方大员,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割据地方的实力和机会。

更何况如果这些人想要搞割据,必须得有兵有将才具有这个可能。然而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他们的兵权大多都被朝廷收回了,原来的部队也被遣散了。除了李鸿章手里的淮军以外,其他人手里基本上都是既缺兵又少将的!如此一来,这些人又哪里会有割据的本钱呢?

综上:清廷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在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之臣大加封赏的同时,也把他们手里的兵权收回了!慈禧太后对汉臣一向是用而又防的,因此在清廷实力犹存,曾国藩等人忠于朝廷,各位功臣手里的兵权大多已被收回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出现类似东汉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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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铁腕政治,利用了太平军的内部矛盾,成功实施了"攘外必须安内"的策略,借助外部势力彻底镇压了起义军。

当然,回头看,太平天国是有机会的,举旗的理念也是成功的,只可惜带头的羽燕娇纵了,犯奢靡之风,行农耕意识,注定失败。掀血雨腥风,千万人为此买单。

历史的遗憾,最成功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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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请再来,问得有点意思。二者的确相似,太平天国时清廷下令各省自筹粮饷,不用去京城报账,跟东汉末年的州牧制度颇为相似,各省逐渐具备了各自为政的资本。但世道终究还是没有乱起来,清廷依旧牢牢地把控着地方官员的任免权,甚至出现了洋务运动和短暂的“同治中兴”,又苟延残喘了近四十年。

各中原因,在于形势不同,人物不同,时代也不同。


势:满清气数未尽,东汉积重难返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讨粤匪檄》

太平天国的失败既有对手太强的因素,也有内讧不止的作死,更多则是不得民心的表现,曾国藩的一纸檄文击穿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合法性,核心就在于孔孟之道的维护,而他们则宁可守着邪教装神弄鬼,也不愿意举起民族的大旗。

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同仇敌忾的对手,教科书告诉我们,太平天国亡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刽子手除了湘军,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和戈登的洋枪队。

满清也并非一触即溃,两百年的奴化教育令他们的统治根深蒂固,当时尚有曾、左、李等当世英才将为朝廷效力作为人生的追求,二十年后尚且能够在镇南关击败法军。这些都是气数未尽的表现,而非明朝末年的外强中干。

汉末则不然,黄巾起义虽然势大,充其量不过搅屎棍而已。朝廷放权于州牧才是昏招,太守、州牧们纷纷拥兵自重,他们各怀心思,帝国危机由民变换成了割据。

此时尚有挽回的余地,只要中央给力并慢慢“削藩”,局势尚有可为,但汉灵帝昏庸无能且死的突然,导致主少国疑,加之董卓进京这么一闹,天子的“势”荡然无存,中央几乎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八路诸侯”的讨伐(史册上是六路)也给了他们趁机作乱的资格和军队的合法化,这才导致了最后的不可收拾。

人:不想也不能造反

曾、李、左三人都是当世人杰,但他们对造反都不感兴趣,作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封侯拜相对他们的诱惑甚至大于割据一方或九五之尊。

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对湘军的裁撤,处处低调,甚至不惜参和“天津教案”来自污,空出的庙堂留给了弟子李鸿章。随后左李鸿二人开始内斗,但也只是党争,从无非分之想。

而事实上,曾国藩想造反并不一定能成功,由于左宗棠跟他一直不对付,朝廷索性提拔左氏,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左宗棠已经成为闽浙总督,很明显清廷对曾国藩不放心,也做了两手准备。

湘军内部在攻占南京之后也出现了分裂,以曾国荃为代表的势力希望主帅黄袍加身,也有很多人等着升官发财。

至于李鸿章,淮军的组建也是来自于朝廷的支持,他是曾国藩的弟子,却非门徒,二人乃同僚关系而非上下级。

▲真实的洋枪队

而洋枪队的参与意味着外国势力干涉了中国内政,谁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他们并不介意承认谁是中国的主人,所以后来悍然撕下了“中立”的面纱,全方位的协助清军“剿匪”。这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跟太平天国合作的幻想,继续将腐朽软弱的满清继续扶持为利益代言人。

想必曾国藩一旦造反,很多人都不介意用他的首级换取更大的顶戴花翎。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举兵用的是孔孟“忠君爱国”的号召力,如果在造反岂非打自己脸吗?

而汉末则截然相反。除了袁术之外,马腾、曹操、袁绍、孙氏和刘备等人打的都是匡扶汉室的旗号,却又相互掐的不亦乐乎。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谁忠谁奸并不好说,或许都是野心家才对,但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当曹操行刺董卓或者攻占洛阳之后孤军追击的时候,你能说他“奸”吗?至于后来,既有被手下利益集团绑架的现实因素,也有逐渐滋长的野心。

时:东汉膨胀的豪强势力

靠豪强起家的东汉王朝在维护豪强利益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两百年后,他们通过政府的人才举荐制度和地方庄园汇集了不可想象的实力。而东汉王朝被宦官、外戚和小皇帝轮流折腾了百余年后,豪强们对朝廷失去了敬畏之心。

所以在他们拥有兵权之后,乱世也是必然的。

而满清则不然,湘军、淮军和楚军都只是以同乡为骨架组件的军事集团,并非豪强势力中盘根错节的血缘、主仆或门生的关系,忠诚度不可同日而语。


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却撬动了王朝的根基,汉族官僚集团迅速崛起,而战时的各省财务独立制度也没有取消。

这也埋下了割据的根源,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已经全面失控,而慈禧的去世则令他们不再投鼠忌器,一个个乱世英雄横空出世,割据一方,而此时与汉末才是真正的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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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历代王朝衰亡之际,几乎都会伴随着内忧或是外患,而内外交困之后,势必会出现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失衡现象。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地方豪强趁势而起割据地方,令东汉朝廷尾大不掉最终名存实亡,再如唐末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拥兵自重,助长了黄巢之乱和朱温篡唐的发生。

但是,清末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却没有出现十分明显的中央与地方脱节、对立的情况,有悖于传统的历史规律,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于清朝中后期中央在财政上的高度坚强,在手段和思维上超过了古代政府,尤其是晚清时期,清朝在经济结构上和古代政府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不再是以传统农业税作为财政收入的大头,取而代之的则是灵活的商业税和海关税,还有借外债来弥补赤字。

太平天国运动浩浩荡荡的席卷了七省四十七郡达十四年之久,花费了上亿两白银,放在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里肯定都是承受不住的,朝廷一定逼迫百姓征丁交款,最终加剧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社会动荡走向灭亡。但是清政府却并没有高压征税,因为海关税和商业税一年可以带来的税收就多达五六千万,良好的财政体系是令中央政府巍然屹立的根本所在,因此地方上的野心家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除了清廷自身财税有保障外,借外债也成为了一种规避经济风险的新方式,通过与外国银行的进行抵押贷款交易,运用金融手段也能满足军事财政上的需求,而中国市场的广阔和资源的丰富,也令洋人银行十分愿意借款给中国,因而即便是清政府有财政力不从心的时候,也依然可以通过外债来短期内平衡政府财政上的赤字,也不会轻易出现政权的垮塌,所以,一次战争只是给清政府造成短暂的困难,却无法永久的令其失去失衡。
因为中央政府财政的坚挺,所以就决定了晚清政府政治上的稳定,而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北宋末年等等的王朝衰亡都与社会经济的崩溃,中央财政的短缺紧密相连,中央衰微后,地方才会趁机谋求独立,而中央强势,就不会出现大乱局的情况,清朝真正出现大乱,则是在甲午战争后才渐渐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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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汉在镇压黄巾起义后,陷入了军阀割据,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在清朝后期,也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与东汉政府不同的是,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央政府并没有丧失权威,曾国藩自己裁撤军队避免功高震主,左宗棠、李鸿章的军队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支柱,中央仍然能有效控制地方,而且还实现了“同光中兴”,令人惊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迥然不同的结果呢?我们先从东汉末年乱局产生的原因来分析为什么清朝可以避免。

东汉在镇压黄巾起义之前已经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征兆,豪强地主势力不断发展,中央已经不能控制,清朝与东汉情况迥异。

豪强地主从西汉中后期就发展起来,依靠对土地的买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由于天灾、债务、赋税等原因,大量佃农依附于豪强地主,使得豪强地主掌握大量了土地和人民。

东汉王朝就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终东汉一朝,东汉政府都不能有效控制豪强地主,因而黄巾起义之前东汉地方上已经变成一个一个的豪强地主庄园,豪强地主利用依附的农民建立了私人武装,庄园内有农业、手工业,经济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豪强地主拥有军队,有税收、有人民,俨然割据一方的实力。

《三国志》记载:“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於寿张”

像李典这样带着部众,加入到镇压黄巾起义队伍中的豪强地主,不胜枚举,在镇压黄巾起义后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军阀,像袁术、袁绍、曹操、孙权都属于豪强地主,只不过他们把弱一些的豪强地主的吞并了,因此东汉末年的混乱实际上是由豪强地主带来的,黄巾起义只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催化剂。黄巾起义后,豪强地主实力进一步壮大,使得东汉王朝有名无实。

清朝时期,由于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地租额固定,佃农对地主的人生依附关系松弛,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进步松弛人身依附关系,地主不能控制大量的农民,因而清朝并没有像东汉那样形成一个个的庄园,清朝中后期的地主和东汉地主的实力相比非常弱。一个更大的区别是清朝的地主不能像东汉地主那样拥有私人武装。这样地方上地主的势力弱,就没有了使地方混乱的能力了。而东汉的豪强地主有这样的能力。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权不断遭到打击,丧失了在社会上的权威性

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并且外戚和宦官之间相互倾轧,使得东汉中央王朝的实力减弱。比如外戚梁冀倒台时,被牵连的大臣达到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

东汉后期的皇帝大多年幼,且短命,导致皇帝不能有效的控制地方。

当地方上豪强地主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需要中央往下压的时候,中央却无力削弱地方,原因是中央两派之间的争斗和皇帝年幼导致中央无暇处理地方的问题。

清朝在中国古代史上制度最为完善的一个朝代,没有宦官专权、没有外戚专权,皇帝个个勤政,并且清朝皇帝通过“廷寄”等方式能直接控制地方。

清朝地方和中央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皇帝勤政而且权力大,乾坤独断,地方上地主势力比较弱小,因而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也顺理成章的能够控制地方。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由武将镇压的,而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是由文臣镇压的。

整个古代史,以宋朝为界,汉唐时期重武轻文,因而东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的典故,宋明清重文轻武。汉唐重武轻文有利于开拓疆土,有利于将士立功于异域,但容易形成内轻外重之势,滋生反叛势力,不利于加强对地方控制,宋明清重文轻武的国策对于开拓国土有限,但有利于加强对内部统治。因而汉唐灭亡于地方的反叛势力,像东汉灭亡于曹操家族(该家族起家于河南、山东),唐朝灭亡于宣武节度使朱温。两宋被金、元所灭,明朝被后金所灭,清朝表面灭亡于辛亥革命,实际亡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东汉的重文轻武导致武将地位尊崇,而武将只信奉武力,容易滋生叛乱之心。曹操、刘备等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大都是武将出身。在镇压黄巾起义后,武将依仗功劳,飞扬跋扈,不懂得韬光养晦,不断的招兵买马,扩大地盘,结果东汉比黄巾起义前更混乱。

清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文臣地位尊崇,文臣一般没有造反之心,崇尚稳定、崇尚秩序,在理学熏陶下形成了维护封建纲常的理念。曾国藩、李鸿章都是进士,左宗棠是举人,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这些人不仅没有依仗功劳骄横,反而主动裁撤兵勇,仍然兢兢业业的办事。这些人有功劳、有军队都没有反,那其他人就更没有机会了,因而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后,虽然地方上督抚的权力由一定程度的增强,但仍然在清朝中央的控制之下。

东汉黄巾起义与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范围不同

经过张角的努力,青、徐、幽、兖、冀、荆、扬、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黄巾起义波及到了东汉王朝的所有区域。因而东汉政府就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镇压黄巾起义,就需要授予所有将领军事大权,派重臣出任州牧,统领地方上的军政事务,因而在镇压起义后,将领就控制了全国各地,曹操控制山东,韩遂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表占据荆州。这样大小军阀遍布全国各地。

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开始,后来主要是波及到南方地区,而且主要是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少数几个省。

为了镇压起义,慈禧命令曾国藩统辖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对他节制。

在这四个省曾国藩权力最大,但是在这四省周围的其他省份,清政府都能实行有力的控制,因而其他省份并没有借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机会而势力得到扩张。我想这样一种态势,也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战后没有敢于发动叛乱的原因之一。


结语

有的人认为帝国主义势力进入清朝,给清政府提供财力和兵力上的支援,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清朝的统治,但这只是清朝能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之一,只是外因,但这并不能说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不会发生分裂割据的局面。清王朝灭亡后,有帝国主义势力,照样有北洋军阀的割据。

所以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并没有发生东汉那样的乱局,关键原因是:

东汉在镇压起义前已经有分裂的苗头,而清朝没有

东汉重用武将,清朝重用文臣领兵

东汉中央政府势力衰弱,清朝中央集权强大

东汉黄巾起义波及全国,清朝只在有限的几个省份

我们从中得出结论:国家的统一安定、经济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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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是军阀各自为政的结果,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已名存实亡。

而镇压太平天国,是清朝中央政府对割据势力的战争。太平天国被灭后,清朝又重新统一中国,在国内,并无新的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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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出现军阀混战,是由三百多年的矛盾积累引起的,不能单纯的归结于那场黄巾军暴动。

其实,汉朝建立后,对于县级地方的管理就不严格。当时,汉朝的官员,都是地方豪强们通过察举制和征辟制,“自荐”上去的。也就是说,地方豪强垄断了做官的渠道。你也可以认为,汉朝的江山,其实是刘家和各地地主们一起瓜分了。也是因此,县级地方,甚至部分郡级地方,都被豪强地主把控着。(此时可以说,皇权不下郡县。)

后来建立的东汉,本来就是因为外戚干政。这就意味着,东汉的皇权更弱了,而且还一直不稳。中央皇权不稳,地方本来就存在的地主豪强,必然会演变成割据势力。也是因此,在东汉初期,以刺史为代表的的地方豪强地主们就开始不断的加强自己实力。

等到汉灵帝继位后,由于中央权利弱,为了平定黄巾军起义,只能重用地方官。于是,刺史这样的地方豪强代表,就名正言顺的掌握了一州的军政大权,成了名正言顺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可以说,皇权不下州。)

也是因此,东汉才会有军阀混战。

再看清朝,军权一直掌握在皇帝之手,皇权一直很稳固。

到明清时期,朝廷对县级地方的管理已经加强了。做官的渠道,也早被朝廷通过科举制度收回了。地主想当官,也要考功名。花钱买的官,都是虚职,没实权。更厉害的是,清末已经开始进入火器时代。地主手下能养几个人看家护院,但是,绝对不敢私屯火器!没有火器,你就没有跟朝廷对抗的本钱。

也是因此,清朝末年,虽然出现太平天国运动。但是,军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朝廷手里。皇帝(慈禧)一直掌握着最高统治权。汉族地主办的团练武装,也是经过朝廷批准的。只有经过朝廷批准,你才能跟洋人买火器。洋人也才卖给你。

而这些汉族地主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割据军阀,主要是怕洋人。

在太平军失败的原因里,有一条是“他们反对洋人,不保护洋人在华利益”。于是,本来“中立”的洋人,转头支持清廷,甚至还帮助清廷组建了洋枪队,提供武器。曾国藩、李鸿章的火器,都是从洋人哪里获得的。没有先进的武器,这些团练也不好打败太平军。

经过太平军这件事,汉族地主也明白洋人和清朝的利害关系。洋人还要养着慈禧来给他们上供,是不会坐看慈禧倒台。所以,汉族地主只能继续效忠清廷。而慈禧也确实厉害,政治手段高超,对汉族官员又打又拉,各方势力也都服气的很。

但是,慈禧一死,清廷就不行了。洋人开始支持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这才上了台。后来的军阀混战,看似是军阀派系内斗,其实,还是洋人在背后操纵。洋人给钱给枪,你就能打赢。

还有孙中山先生,黄埔军校也是得到了苏俄的支持。没有苏俄,国民党的革命军也建立不起来。

再看后来的蒋介石,也是靠娶了宋家小姐,得到美国人支持,这才上台的。正是因为蒋介石需要洋人支持,他领导的国军其实还没达到一统全国的实力。所以,在实际上,国民党一直没有统一全国。

(文|勇战王聊历史)

10

这个问题,总结起来就两点:一是满清王朝命好,二是此时封建王朝的发展阶段也确实不容许天下再乱了。

太平天国运动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被成功镇压的大规模内部叛乱,此前不是没有过先例。除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外,还有一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安史之乱。

但是我们去看着三次叛乱给王朝带来的影响,却可谓一个比一个轻:

黄巾之乱以后,汉朝的各地方官迅速成为了军阀,汉朝也几乎名存实亡;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才被平定,此后河北诸藩镇基本就不再受中央节制了,但这样的状态却也维持了一百来年;

太平天国于1863年被镇压以后,满清似乎就和没啥事一样,又活了四十八年,中间还出现过一次回光返照——同光中兴。

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次叛乱对王朝控制力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一个比一个轻。但是在遭遇大内耗以前,各王朝的实力却并不等同。

总的来说,东汉已经是穷途末路,就等着张角来踹一脚;唐朝则是由开元年间的极盛跌下深渊;但是清朝,却并非如此。在遭遇两次鸦片战争、圆明园都被洋人烧掉以后,清朝却能在两年以内打赢这场平叛战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不相信奇迹,因为这背后必然有根本联系。

东汉为什么会分崩离析?因为汉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相当薄弱,各郡守和州牧俨然就是当地的土皇帝,甚至他们和僚属之间也以君臣相称。而在东汉政府军已经穷途末路,不得不依靠地方官组织力量进行围剿的时候,这些官员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军阀。毕竟,朝廷已经是那个样子,我干嘛还为它卖命?

唐朝为什么还能保证大半国土为朝廷所控制?一方面,是因为对安史之乱的余孽肃清不彻底(当时的条件也没法彻底),使得部分余党盘踞在河北,自成一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唐朝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体系,官员任免由吏部而非地方首长(汉朝就做不到),因此才能使得其他地区尤其是为朝廷提供赋税的江南可以被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此外,尽管派宦官监军被后人骂的狗血淋头,但是这种方式确实可以保证军队没有异心。尤其是在经历了泾师之变以后,唐朝的禁卫军队就一直被控制在宦官手里,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帝手里有一支中看(不一定中用)的力量。

说完这些,我们再来看看清朝。

中央集权发展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在中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信奉权力,服从朝廷,已经成为刻进了DNA里的东西。这些被孔子和朱子(主要是这个货)给熏陶了几十年的士大夫们,已经不再像当年的袁本初或是安禄山一样,有裂土封侯的野心了。

尽管曾国藩和李鸿章也和当年的汉末军阀一样,被朝廷授予自行组织军队的权力,但是他们却始终有被朝廷节制的地方。比如,他们的军饷虽然说是自筹,却还必须经过户部的“报销”(实际上就是审核);又比如,他们的家小也在京城或是被纳入进了官僚体系,都是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

此外,尽管洋鬼子入侵中国是国之耻辱,但是他们将中国拖入国际贸易体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朝延寿不少。比如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他的领导下,清朝的海关成了它最廉洁的官僚机构,更是最稳定的税务来源;又比如西方的银行,在几次大规模战争如左宗棠西征中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这些银两保证了清朝统治机器的运行和战争的开支。

这么说来,还真得承认,满清的运气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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