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东南互保”是什么？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俄、奥、日、意、西、荷、比十一个国家宣战。
当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复电朝廷，直言：“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立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不参加战斗，称为“东南互保”。
协议主要内容：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由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其次，我们共同回忆一下“东南互保”在当时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朝廷以国家的名义宣布，对各国列强宣战，而几个重要而且富庶的省份商量之后，却认为朝廷的命令是乱命，不应该服从。所以，当列强真的打过来的时候，东南各省督抚组织起来，和列强进行谈判，让列强继续北上，去打天津，打北京，不要打自己的防区。虽然客观上朝廷的命令确实是乱命，但是作为统治者，这时候心理阴影面积还是很大的。
慈禧之所以悍然向列强宣战，确实也是之前被列强欺负的时间太久了，很压抑，尤其是戊戌政变之后，列强对慈禧的谴责，和对康梁的庇护，都让慈禧如鲠在喉。加上这时候各地的汉人督抚在戊戌政变中多数都对软禁光绪虽然表面上不说，内心却都非常不满，慈禧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一些她身边的满洲亲贵大臣把义和团推荐给她的时候，一拍即合，就让她热血上涌了。
八国联军入侵后，从大沽口登陆，一路直奔京城，慈禧下令各地派兵勤王，但是卖命的却只有从甘肃赶来的甘军董福祥部，而坐拥重兵的东南各省督抚却眼瞅着北京沦陷，两宫西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完全无动于衷，继续作壁上观，隔岸观火。这时候慈禧心里的凄楚当然是不用多说的。从她的角度看，这就等于东南地区脱离了朝廷控制，和叛变有啥区别？
八国联军之后和清朝谈判时，仍然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李鸿章领衔，而且列强指定只和李鸿章谈判，不接受其他人作为全权谈判代表，而慈禧本来想派去谈判的是她更加信任的满洲亲贵庆亲王，但却被拒绝了。城下之盟已经是奇耻大辱，连谈判代表都要由对手指定，而不能完全自己委任，这对慈禧来说，当然是更大的打击，更会怀疑李鸿章和洋人之间有什么默契。
谈判结束后，两宫回銮，李鸿章也死了。虽然慈禧冷静下来以后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没有东南互保让东南财赋重地免遭战祸，让朝廷还能继续维持表面上的统治，但对朝廷来说，东南互保对朝廷威信的挑战和打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朝廷一方面要继续享受东南互保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也要开始着手收拾参加东南互保的那些汉族大臣，来重新加强朝廷的统治力。
更巧合的是，东南互保的两个核心人物中，李鸿章不久就死了，张之洞也被调入中央，名义上算是升官，但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只有袁世凯算是一个例外，但是他坐拥北洋军，和京城近在咫尺，却没有在危急之际派一兵一卒，所以，虽然袁世凯后来也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后朝廷也开始下令各地普遍编练新军，以稀释北洋军在全国军队体系中的重要性。
而且，就在这个时期，朝廷也增加了公派留学名额中满洲亲贵的比例，同时加快了对满洲亲贵的提拔和培养，比如荫昌，载涛，铁良等一大批满洲亲贵这时候明显的加快了提拔的速度，用他们来执掌陆军部等重要部门，在地方上也大力提拔满洲亲贵担任重要省份的督抚，以压制汉人大臣。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预备立宪之后才会形成一个大失人心的皇族内阁，从而导致汉人大臣和朝廷完全离心离德。
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人的角度看，东南互保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也不认为八国联军真的就要灭亡大清，灭亡中国，但他们在做出东南互保决定的时候，当然都是知道最后还是要由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背叛了朝廷，而且，他们认为是为中国保留一线生机，为战争结束后重建和进一步的改革做好准备。
但从朝廷的角度看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对我的命令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在我生死存亡，命悬一线之际，你们隔岸观火，这和叛乱有什么区别？对任何一个官僚体系和组织来说，这种内部的纪律性都是非常严重的，即便是乱命，也应当通过朝廷来纠正，而不是自作主张，直接绕开朝廷和洋人议和。无论客观上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朝廷，这种做法都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像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这种老于世故的封疆重臣来说，他们当然明白东南互保的政治风险有多大，但是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以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为赌注来做于国于民都更加有利的选择。而他们在这个时候的东南互保，在十年之后朝廷做出的回应就是皇族内阁，完全失去了对汉族大臣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互保也是让绵延整个清朝的满汉冲突清楚无误的浮出了水面，为清朝最后的崩溃拉开了序幕。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东南众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太后与皇室的虚弱乏力表露无遗；而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清朝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1860年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先后的爆发太平天国叛乱、第二次鸦片战争、西北回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崩溃，清政府的中央权力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清王朝只能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地方团练兴起，曾国藩等人的崛起同时意味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
等到叛乱平定，以慈禧、恭亲王等人为核心的清朝上层统治者重回北京，他们的统治战略已经与传统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随着地方重臣权力增大，过去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虽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约，但是权力逐步增大。由于清王朝自身中央机构的腐朽，甚至可以说，以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但是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其中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这种地方化趋势的成型，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动了近代化。
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我们需要看到，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整个洋务运动三十年，官方所投资费用仅为一亿元，而所吸收的民间资本更是只有600万元，总量仅仅为甲午赔款的一成。（数据见黄如桐：《试论洋务派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而东南互保得以实现的基础便在于，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以士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逐步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乡村维持秩序，他们即将代替传统的官僚，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之后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绅权扩张的起点便是东南互保。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士绅开始进入城市，转变为商绅、学绅，从商业、资本等多个方面推动了近代化进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于民间资本。（数据见林增平：《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清末立宪派》）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士绅阶层在政治层面上的推动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在此之前说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设立的咨议局，咨议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设立的地方议会，对地方事务具有高度自治权，可以说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产物，而其中全国21省1643名议员中，士绅占到了将近八成，（数据见张朋园：《民主政治的尝试——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可以说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局是士绅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四川保路运动便是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咨议局推动的，而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虽然军事形势对革命党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咨议局推动的占了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1、东南互保为之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清朝最后的崩溃拉开了序幕。
2、由此开始军阀化。
3、由此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开始。
4、由此中国近代化进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