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镇国公，是指宗室爵位中第五等的“奉恩镇国公”、或者第七等的“不入八分镇国公”两种，另外外藩蒙古、回部也设有镇国公爵位，称“札萨克镇国公”、或“闲散镇国公”（回部仅有一位镇国公，居住京师，无前缀，直呼为镇国公）。而一等公，则是普通旗人或者汉人功臣以军功所能获得的最高封爵，属于民爵，其中又分功封和恩封，功封大多是战功，而恩封绝大多数是加恩皇后之父（承恩公）。可以看出，“镇国公”是宗室（外藩）爵位，“一等公”是臣子爵位，前者以血统论，后者以酬庸战功或者推恩外戚论，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如果一定要在其间分出高低的话，那么只能从两者的“授爵标准”、“待遇俸禄”、“朝会排班”等来衡量一番了。（为什么不按照实际权力对比？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奉恩镇国公，是第五等宗室爵（也可以是外藩第五等爵），按清制，是可以入八分的（这里指清前期，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前，入八分王公可以参与所属旗分旗务，及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这一资格者可以享受：朱轮（马车轮子）、紫缰（马缰绳）、背壶（侍从背负保暖水壶）、紫垫（马车坐垫）、宝石（朝冠顶戴）、双眼（花翎）、皮条（马车备用皮鞭）、太监（府中可以使用太监）等八种额外待遇。（外藩蒙古、回部镇国公均无以上待遇，只是适用镇国公俸禄级别而已。）
同理，“不入八分镇国公”则没有参与议政会议的权利，也不可以使用上述八项特权。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至此，奉恩镇国公的“入八分”名头，就只剩下名义上享受八项特权的这一待遇了。
镇国公爵位，除清初一段时期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内，都是恩封亲王按制度降等承袭后，直系后裔的世袭爵位（恩封亲王，爵位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镇国公顺序三降，然后就可以世袭罔替，以此爵传承），可以说，传统意义上，清朝的奉恩镇国公基本都是某个前代亲王的大宗直系后裔。
而不入八分镇国公，是中低级宗室的封爵，凡未入八分宗室内有大功得以受恩封公爵者，皆授不入八分镇国公，亲王嫡子未承袭爵位者，也授不入八分镇国公（或辅国公），恩封贝勒三降承袭后，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不过实际情况非常少）。封授此爵宗室，不享受八项特权待遇、不参与议政会议，可以不用在京当差，也不一定居住在京师，如果居住京师，则“随旗行走”，即按照所在旗分参与日常活动，地位较奉恩镇国公要低（但是自由一些）。
待遇上，奉恩镇国公年俸白银700两，禄米700斛（约四十吨，带壳），换算到今天价值大约为三十五万元左右，实在不算太高。不入八分镇国公待遇同奉恩镇国公一样。
朝会排班上，奉恩镇国公按照宗室班次，列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王公之后，参与陛见或者燕飨（大宴会），皇帝举行大典，赏赐臣子，则“赐赉必均及”，就是可以和其他入八分王公们一起均分赐物，算是莫大的荣耀。而不入八分镇国公则不能参与王公班次，但是可以以“在旗班次”的首位位置参与大典和朝会，带领本旗普通宗室陛见、朝拜、参与饮宴。事后皇帝的赏赐则与本旗宗室一起分享（当然数量质量都不能和王公班次相比），算是普通宗室中地位最高者（指本旗而言）。
朝服穿戴方面，镇国公（含不入八分镇国公）朝冠周饰金龙二层，加东珠五颗，顶用红宝石，戴双眼孔花翎，缀四爪正蟒方补服，罩袍用紫貂皮，月白色缎里，朝带可用金黄色（不入八分镇国公用红珊瑚顶朝冠、不加花翎，其余一样）。
一等公，是清朝民爵中的最高等级（除清初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孙可望五王之外），用于封授臣子中功勋卓著者、及外戚中地位尊贵者（基本是皇后之父、祖父）。有清一代，获封一等公者三十三人，获赠一等公者二十一人，共计五十四人，其中封、赠一等承恩公二十二人。也就是说，除开外戚，因功而授一等公者，整个清朝一共只有三十二人（指始封者）。凡授一等公者且均可以世袭罔替（一等承恩公需降袭为三等）。一等公中只有一个宗室（拜音图），因战功在清初（顺治三年、11464年）赠一等公（去世后追赠），此后再无宗室封民爵的例子。
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战功赫赫、或者政绩卓越的朝廷柱石大臣，比如：费英东、索尼、遏必隆、鳌拜、年羹尧、明瑞、傅恒、兆惠、福康安（晋封贝子、追封郡王）、阿桂、和珅等。一等公中，明瑞加号诚嘉毅勇公，兆惠加号武毅谋勇公，阿桂加号诚谋英勇公，福康安加号嘉勇忠锐公。这是清朝仅有的四个四字封号一等公爵，荣耀无比。
待遇方面，一等公同样是年俸白银700两，但是如果在京师居住，则兼支禄米700斛，如果出京赴任或者居住，则没有700斛的禄米(清中后期以后，驻外大臣都有养廉银，比俸禄高若干倍）。
朝会排班上，一等公需排在“王公班”、“在旗班”之后，以“品级班”第一名的位置参与大典及朝会，旗汉分开排班（其实也不需要分开，一等公中，只有孙士毅一个汉臣，而且很快降爵为三等男，去世后才又追赠为一等公，几乎没有以一等公身份参与过朝会排班）。这便是清朝朝会制度的具体表现所在。
举个例子：即使以和珅、福康安这样的皇帝宠臣、领班军机、一等公爵，在大朝会和御前饮宴上，也要按照规矩、排在宗室王公的后面，参与典仪（当然，这个场面一年也没几次，平时皇帝议政都是小规模的“叫起儿”，几个或者十几个人，即使其中有宗室成员，和中堂、福大帅的班次也不用排得让皇帝看不见的地步。）
一等公朝服，顶饰红宝石、置东珠四颗、四爪正蟒方补服、顶戴除御赐额外准许者以外无花翎、外罩貂皮（不一定是紫貂）、宝蓝缎里、朝带用石青色。
从以上清朝奉恩镇国公（含不入八分镇国公）和一等公的“授爵标准”、“俸禄待遇”、“朝会班次”三个方面来对比，作为宗室第五等爵位的镇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为七等），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完全压倒了民爵第一位的一等公。作为宗室封爵、还是比较高等级的宗室爵位，镇国公在清朝的国家典仪活动中，有着完全超越一等公的地位，俸禄方面也较为优厚，朝会班次更是将一等公远远甩到后面。所以，以“在朝地位”来比较，镇国公要比一等公高得多。
而且清朝特殊的八旗制度之下，奉恩镇国公在各自的旗分内，都有属于自己的部众人丁（牛录），在自己所管的旗分部众中，这位镇国公就是该部诸人丁共同的“主子”。如果恰好某位一等公不偏不倚正是属于某位奉恩镇国公所辖旗分牛录，那他就是这位奉恩镇国公的旗下“包衣阿哈”（奴才），见面必须恭恭敬敬地执仆役礼，规规矩矩地请安问好、听从吩咐做事。（当然，这只是清前期的事情，中后期之后，一般权势不如旗下部众的旗主们，不会刻意地去找不痛快，给那些大权在握、执掌朝政的自己名义上的部众阿哈们添堵。大家都客客气气，平时也避免见面，即使见面也就是做个表面功夫便罢了。）
自康熙时期开始，凡封授一等公的大臣，都被皇帝以“酬功”或者“加恩外家”的名义从原旗分调往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俗称抬旗），而上三旗是皇帝亲领、没有旗主，这也避免了作为国家重臣的一等公们要向比自己地位低很多的原旗主行仆役礼、遵从吩咐办差的尴尬事出现（同样道理，原旗主其实也不想在这些国家重臣面前摆主子的架子，但是制度如此，不想也得遵从。）
但是，从实际权力来对比，那么镇国公就远远不如一等公了（承恩公除外）。普通的宗室镇国公，如果不是皇帝特别加恩、授予重要差使的话，那么除了每年领那七百两俸禄和七百斛禄米、然后按照朝廷制度参与几次大朝会和御宴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能够显示自己存在感的机会了，不过一个闲居的中等宗室而已。整个清朝，无数的奉恩镇国公中，深刻参与到国家议政之中、并对朝政产生过影响的，只有一个晚清的载泽而已。而就是这唯一的一个参与治国的宗室镇国公，还是因为妻子是慈禧侄女、光绪帝皇后的亲姐姐，才得以受到慈禧的青睐，从而以远支宗室身份获取实权、参与到国政治理中来的。
而几乎所有的一等公，都是国家重臣、功勋卓著，或者说他们先是建立了莫大的军政功劳，然后才因功获封臣子中的顶级爵位——一等公爵，不是奉恩镇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们以血缘关系赐封或者承袭爵位所能比拟的。为清朝的开拓统治建功立业的一等公们，在整个清代治国过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是出任辅政大臣、或是担任内阁大学士、或者就任领班军机大臣，有清一代，留下了他们鲜明的印记，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后来历史的进程。所以，以军政功劳获封爵位、并入朝掌握实权职位的一等公，要比仅以血缘关系承袭世袭爵位的、虚有其表的镇国公，更加具有实际的权力，以及对当时和后世大得多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