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东南亚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的时候，“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取代。
然而从现代的角度来讲，民族独特性很重要，过度“唯西方马首是瞻”依然值得讨论。比如中国当年如果真的全部听信了赵元任、鲁迅、钱玄同等极端式对待汉字的方式，那么，中国现行通用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困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过度地解读了汉字的封建性，汉字为中华5000年的封建主义的主要文字载体，是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的主要阻碍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字确实比较难识难读费时费力，汉字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西方字母。
然而，中国却始终没能真正的完成这场“文化革命”。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大规模入侵，不仅没有使汉字逐渐消亡，反而由于东西方融合而极大地丰富汉语的语汇，产生了大量新词组。
在日本，曾经的和字和汉字对立因为西洋思想的入侵而进行联手，和汉进一步进行融合，形成了现代日本语言文字。日本人主要致力于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上的学问。 “和制汉语”的登场，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和学者的研究，出典于现代日本文献的汉语词汇，共计四百五十六个；近代词汇五百一十九个。现代汉语中的大量日常用语很多来自来自日本当年的翻译创作，而这也表明了古老的汉语有着自我更新代谢的强大生命力。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由于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不仅极大的方便了日本吸纳西方思想科学文化，而且由于日本创造的新词特别好用，这在本质上不过是汉语对新事物的格义和摹写，导致东南亚地区迅速接受日式汉语，后来迅速遍及中国、朝鲜和越南，一时间竟造成了汉语的“逆输入”现象。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汉语结构和大中华圈共有的价值体系，对大中华圈的国家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词汇时曾采用了直译（翻）、意译（义）和音译（音）三种处理方式。而这几种翻译方法被中国学者所采纳。经过几代学者和语言学家的努力，到现代为止，再复杂的现代科技术语，一到中国环境都几无例外地翻译成富涵中国文化意蕴的汉语，这意味着，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汉语语言不仅适应了东西世界的万端变化，还可以自如的应对各种新型事物。表明了汉字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文化载体，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新兴文化载体，这是一笔充满活力、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化遗产，由于汉语的出色表现并没有构成近代化诠释的语言障碍，这就给东亚区域文明的发展、国家现代化和东亚各国互补互动、合作发展的需求需要西方语言文字产生了质疑。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汉武帝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初就在朝鲜设有四郡，说明公元前朝鲜就开始用汉字了。大唐行军总管薛仁贵和文武王讨论唐新联军攻略高丽、百济问题的信札中可知，汉文在七世纪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在《李朝实录》当中，中朝汉文文书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而不管是出于善意的了解还是用于防范的刺探，都说明汉字对朝鲜的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汉字在越南广泛传播。汉武帝元鼎五年（112BC）在越南设置了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汉朝派遣汉人和通晓汉文的越人来担任着郡县的官吏。随着汉文修养的日益加深，越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东汉末任交趾刺史的李进竟向汉廷上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人，未尝奖励远人。”唐朝安南人士喜游学中原者且频繁与中原著名学者王维、杨巨源、贾岛等交游，留下了大量诗文。在越南黎朝（明宣德年间所建），因直接仿效大明科举之制取才，整个越南的文化教育形式与中原毫无二致，更加加深了越南与中国的关系，直到鸦片战争。
汉字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作为东亚共有通用的世界语，承载了中国外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功能。
无论汉字曾经多么辉煌，传播多么广泛，但是近代以来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学冲击，东南亚诸国的文字表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朝鲜半岛的通用语基本实现了“无汉字化”，而越南文字，则完全罗马化了。即便在汉语母邦中国，除台湾和港澳外，普及了简体字的大陆，文字的表现形式亦因为各方思想不统一，改革方案的不确定而不时发生改变，直到最近二十年才大致完成简体现代汉字的改造。
近代的落后，使汉文母邦的中国亦不得不发生文字上的变革；在西学冲击下，各个民族都有过文字形式的变易诉求。
日本曾掀起过“国学”情绪主义激荡下的“去汉字”运动；越南亦有过用自身文字“字喃”来写作所谓“国语诗赋”的时代；而朝鲜也出现过以“谚文”来抗衡汉字语言的阶段。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泛滥的现代，“去汉字化”本身即暗藏着“去中国化”的动机和情绪。对中国人来说，需要面对一个矛盾的事实，即：尽管这种排斥给区域既有文明带来过撕裂的创痛，却又无法否定其国际法框架下的主权表现意义。
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此。很多韩国越南学者专家都有很大的担忧，因为他们担忧自己国家除极少部分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学者外，真正能对东南亚史进行深入研究者，大概只有也只会有中国人了。这主要取决于中国学者的汉字优势。这意味着，西学的冲击和褊狭民族主义的极度膨胀，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挽救措施，东南亚各国自身的历史将发生人为的遗失，撕裂，无法传承的危险。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便在中国大陆，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固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现行汉语与古典汉文已发展成两种不同的表达系统，因此想用现代汉语与周边尚有部分保留的古老中华文明实现完全的交流对话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是越南和朝鲜半岛的自身文化困扰比中国和日本更加严重更加痛苦。
西方的拉丁语是古罗马人的语言。虽然古罗马帝国历经千年历史已经作古，但是拉丁语被基督教继承并一直被保存到现代，也是欧洲曾经的通用语。但是虽然由于地域的分化，文化的演变，民族意识的觉醒，拉丁语逐渐转化为通俗的各国语言。但是拉丁语依然是欧洲人共同历史记忆的源头和重要文化纽带。欧洲语言学家和历史家在寻找某个概念的原初形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找出它们的拉丁语词根，从而在这个“根”上寻出共同的原点。“欧盟”的形成，虽然有着当代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是古代欧洲共有的那段辉煌的历史和古希腊罗马的元典文化一直发挥着虽然无形但非常重要的的作用。
日本有一批思想家学者在充分研究了拉丁语在欧美各国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后，曾倡导过“汉学为东洋之拉丁语”。这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它至少表明，汉字汉文不仅仅是汉族的文字语言，还是东亚人的共有文化遗产。
现在东南亚之间组建的亚盟要走的长远，必须和欧盟一样，寻找一个元文化或母文化，而汉字汉文最符合要求，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日本韩国越南等大中华圈的国家都在努力着。
这就是朝鲜，韩国，越南能使用汉字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