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周实行分封制四百多年后诸侯才开始造反，而刘邦分封制才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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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秦王嬴政奋六世余烈，东征西讨，消灭了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并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从此，中国历史正式告别分封制，正式进入郡县制。

所谓分封制，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封土建国的意思。

天子拿过地图，在某一块土地上画个圈，跟某某子弟或功臣说，从此，这块土地就是你的了，你就是这块土地的王，你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组建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在这块土地上收税。

从此，这块土地就成了某某子弟或某某功臣家族的，父死子继，世代相传。

这就是分封制。

而所谓的郡县制，就是把全天下的土地都划为郡，郡下又划为县

所有土地理论上都归天子所有，天子在整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每个郡、每个县又建立各自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管郡政府，郡政府管县政府，县政府再通过基层官吏官吏县内的所有百姓和土地。

这就是郡县制，郡县制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同于封建制的国王，他只有治权，没有主权，更不能世代相传——因为他是由国家统一任命的，有任期，但总任期不固定，他有可能高升，也有可能被贬谪，还有可能退休。

但是，历史教科书没告诉我们的是，虽然汉承秦制，但汉高祖并没有全盘继承秦始皇的政治遗产，而是在秦始皇所创立的政治制度上做了一些调整，最明显的，西汉初期没有完全拷贝秦始皇的郡县制。

汉高祖刘邦在西楚霸王咸阳分封的既定整治成果和楚汉相争结束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行了「郡国制」的政治模式，所谓郡国制，就是郡县制和分封制杂糅的产物，在中央政府也就是汉政府管辖的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在向天子称臣的各诸侯所管辖的范围内，实行分封制。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汉高祖刘邦搞的还是分封制，燕、梁、楚、淮南、长沙诸诸侯王，不过是给汉高祖刘邦上了个皇帝的尊号，承认刘邦天下共主的身份而已。

这一段历史表明，从西楚霸王咸阳分封开始，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个短暂的回潮，一般认为，这一回潮持续到汉武帝时。

这似乎印证了我们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历史总是螺旋的前进。

但是，在封建制短暂回潮的这一段时间内，便是接连不断的诸侯造反，先是汉王刘邦造霸王项羽的反，后是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等造汉高帝刘邦的反，后是齐王刘襄等造汉后少帝刘弘的反，最后是楚王刘濞等造汉景帝刘启的反。

而同样实行分封制的夏、商、周，都是发展了几百年后才有诸侯造反，为什么明明都是分封制，却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三方面的原因。

①夏商周时，人口有限，全民的生产力有限，人们在原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就能过得很好了，各诸侯既没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所以那时很少有诸侯造反。

但从春秋开始，人口不断地争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进步，各诸侯有了向外扩张的欲望和能力，诸侯间的相互攻伐也就成了常态，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便是从春秋开始，战争已经谈不上「义」了，就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城头变幻大王旗，变得极为正常。

当历史的车轮滚到秦王嬴政登基的时候，众多的诸侯国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了，天下归于一统是必然的，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彻底遏制诸侯王继续攻伐的欲望，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在理论上使人民免于战争的苦楚。

而秦始皇不过是那个摘桃子的人而已。

②秦始皇和秦二世执政时期，国家并未如预料的那般，减轻人们的负担，人们依旧要像战时一样，不断地付出，甚至由自由人沦为刑徒，人们再也受不了这种苦楚了。

秦始皇死后，这位曾经了统一了六国极度权威的帝王归为尘土，政府内原本唯秦始皇命是从的大员逐渐掌握话语权，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行力下降，原本被打压的东方六国百姓和野心家也趁此机会揭竿而起，秦二世胡亥又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于是，大秦亡了。

秦亡于项羽和刘邦所代表的楚军，也亡于陈胜、武臣、魏咎、田儋、赵歇等各诸侯四处点起的烽烟，更亡于秦帝国治下的百姓对秦政的愤怒。

因为武力的不济，项羽只能在咸阳主持分封，而不能称帝；主持分封时，项羽把自己可以自主处置的秦楚两地皆一分为四，秦地分给刘邦、章邯、司马欣、董翳，楚地分给项羽自己、英布、吴芮、共敖，而项羽和刘邦的老领导楚怀王熊心，则被遥尊为义帝，有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身份。

其实，只要我们稍稍仔细地看项羽的分封，就能发现，项羽的分封其实是在给各诸侯埋雷，项羽要的并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政治形态，而是一个随时会不断起火的天下大势，项羽要在当灭火队长的同时，逐步地兼并天下，最后成为秦始皇那样的帝王。

「彼可取而代之」，项羽当年可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的。

随时会起火的天下大势也确实如项羽所料，但项羽料到了开头，没料到结局，没料到局面会彻底失控，在失控的局势下脱颖而出的，竟然是汉王刘邦。

刘邦于垓下击败项羽后，被诸侯推举为皇帝，而后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等人的造反，不过是秦末诸侯混战的延续罢了。

③刘姓诸王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后，不会坐以待毙，必会奋起反击，这便是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

但其实，在七国之乱前由齐王刘襄主导的诛诸吕，虽被汉文帝、周勃君臣给予了正面肯定，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造反。

吕后死后，吕后时期遭受打压的刘姓诸王意识到，虽然自己也姓刘，但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自己随时可能被调离封地（梁王、淮阳王），随时会被削去部分封地（齐王），自己随时会绝嗣（燕王），当他们被打压后，吕家和惠帝的儿子就会过来填补这些空白，他们不但不能坐以待毙，还要发起最猛烈的反击，一举拿下最高的权力，主导天下大势。

这其中，齐王刘襄做的准备充足，也差点就成功了。

可惜，当年跟随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害怕刘襄登上皇位后秋后算账，把吕后打为负面人物后，他们也会被打成附逆之臣，他们的爵位、前途都将不保，因此，以周勃、陈平、灌婴为代表的老臣迎立了皇四子代王刘恒为帝，功臣和皇子达成政治同盟，仅在军事上短暂占优的刘襄也不得不妥协，回到封地齐地继续做自己的齐王。

在这里，我们看到，刘姓诸王之所以要反，是因为怕，怕失去，所以主动出击，这跟春秋、秦末的诸侯战争都不一样，春秋和秦末的诸侯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想要更多。

参考资料：《史记·周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史记·吕太后本纪》、《史记·孝景本纪》、《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史记·黥布列传》

Answer 2

之所以说，同样是分封的周朝和汉朝，一个能够安稳持续四百多年，才出现内乱，一个却只坚持数十年就开始作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时代性质不同了，这才是他们最根本最核心的区别，那么他们的时代性质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了呢？

首先，周武王姬发建立起的周王朝，他虽然说是王朝，但是主体还是以部落首领形式的一种松散联盟罢了，当然他的这种联盟相对于之前的商朝，更多了一层血缘纽带来维系，但是本质上他们还是以一种联盟共主的模式存在，而之所以这种并不牢固的联合能够持续很久，是因为在那个时期，部落氏族的实力还不是很强，无法依靠单个实力进行绝对的一统，并且这种形式的联合普遍为人所接受，成为了一种习惯，而且在那时候这种分封还算得上是一种先进的制度，但是随着个体部落，诸侯的实力不断地兼并，强大，自然周代商，其余诸侯代周，而随着这种思想的盛行，也促使诸侯势力更加的膨胀，壮大，当单个实力足以强大到一统的时候，自然人的思想就会发生转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还算先进的分封制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代表，尤其是在秦始皇一统之后推出的更加先进，更符合统治者心理的郡县制之后，分封制就完全成为了过去，这也是后来无论是项羽的分封，还是刘邦的分封都无法长久的原因所在了。

另外，当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之后，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就再也无法接受这种国中之国的分封制度，在更为直接有效的郡县制度面前，分封无疑是一根横亘在帝王心中的一根刺，不除不快，所以说，原本的分封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相互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只要你名义上听我的，时常供奉，必要时出兵维护我就可以了，而到了汉朝分封则是，我不放心你，你也防备着我，你一心想要费除掉我，我也想要不破不立，拼死一搏，自然这种分封是得不到长久的，而且也是为时代所废弃了。

所以说，二者出现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时代不同了，原本先进优秀的制度但他并不是就适合后面的发展，毕竟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进步发展的，总有更新更好的东西来替代之前的东西，而一位的复古，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现实无情的鞭挞，毕竟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走的。

Answer 3

周朝的分封制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比较完美的制度。但其实周武王实行分封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朝自身实力不强，无法靠自己一国之力治理诺达的疆土。周朝能灭掉商朝也是钻了空子的，当时商朝主力都去平定东夷了，都城朝歌守备力量薄弱。所以等周朝大军打到朝歌时商纣王只能武装奴隶来抵抗，结果奴隶临阵倒戈了，商朝就败了，但商朝的遗族在中原地区和山东等地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实力的，周本来就是一个小国，没有实力完全吞并这些地区，所以不得不实施分封制。

周武王分封的诸侯主要是姬姓宗室、上古君王后裔、灭商功臣等等。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周武王还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夷分封为诸侯来管辖商人，不过周武王留了一个心眼，在武夷封国的周围又安排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人，合称“三监”，监视武夷以防其犯上作乱。

周朝能灭商朝很多其他部落也是出了力的，若周武王取得天下后不分封这些部落也于理不合，所以说到底还是周朝实力不足，无法独自掌控那么大的国土，才实行分封制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周初边境的夷狄实力很强，中央无法顾及四周边境，只能靠加强地方军事力量来抵抗夷狄，但如此以来就导致封国实力越来越强，处于中央的周朝实力越来越弱，到东周礼乐崩坏后，周天子再也没有能力管辖各诸侯国。

不过在春秋战国诸侯乱战前，西周也是发生过诸侯叛乱的，而且就在周武王死后不久。武王虽取得了天下，却只当了三年天下共主就死了，继位的周成王年纪尚幼，无法处理政务，就有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但这引起了“三监”的不满，毕竟大家都是武王的弟弟，凭什么你能摄政我不能。于是武夷就趁机拉拢他们并联合其他东方诸侯反叛周朝，史称“三监之乱 ”。周公旦立刻率领“六师”前去平叛，结果并不意外，周公旦诛杀了武庚、管叔，放了蔡叔，贬霍叔为庶民，最终平定了三监之乱。此一战让周公旦看到了分封制的不足，随后他就将商朝遗民进行分割，周公旦的鲁国分商民六族，武王弟弟康叔封的卫国分商民七族，周成王的周国分商民十族，剩下的为宋国，此举稳定了周朝的统治，使得西周延续了两百多年。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朝，却被自己的小儿子胡亥两年内败光了国家数百年的基业，秦朝灭亡。后来刘邦建立了汉朝，吸取西周和秦朝的教训，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既分封诸侯国，又设立郡县。但这与周朝的分封制有所不同，周朝的分封是多层分封的，诸侯下面有卿大夫，卿大夫下面还有士，并且有相应的礼乐制度约束他们。到了汉朝，是一层分封的，诸侯王直接统治封国，拥有较大的权力，而且礼乐制度早在东周时就崩坏了，更何况几百年后的汉朝，没有了约束诸侯等实力强大后都会想着坐到皇帝的位置。刘邦当皇帝后也知道封国对中央是个威胁，所以他接连灭了所有的异姓诸侯王，但他没有收回这些封国的土地，反而还将这些土地封给了刘姓宗亲，自以为自家人就不会有威胁了，可谁知在皇权的诱惑下，没有亲情。所以几十年后西汉就遭受了“七国之乱”，而周朝却可以通过繁琐的制度和完善的分封体系稳定几百年。

Answer 4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周王朝的分封制，奠定了中华帝国的初始版图。汉朝时的分封制，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的修正缓冲行为。在完成了必要的民众心理和制度的完善后，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历史主流。

周王朝：亲亲善恩的分封制度

周王朝施行分封制的原因是，周武王在一天之内革命成功，灭掉了商王朝，是小兵临大国。

王朝初建，天下土广民众，如何能够用最小的人力，快速地消化商王朝的政治遗产，是摆在统治者面前最为棘手的任务。周武王夙兴夜寐，“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怀着开天辟地的政治情怀，对于顽固的殷商遗民，周王朝没有实行“剃发易服”的强制同化之策，而是采取了“存人国、继人祀”的方法，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尽最大可能地降低了民族矛盾。

（周武王）

姬发在克商四年后病逝，他的弟弟周公旦在商王朝的“内外服”政治制度基础上首推“亲亲善恩”的分封制度，将众多的王室宗亲封建到各地，为新兴的周王朝开疆拓土，保驾护航。

这个时候的各个诸侯国，于公是国家的臣子，需要为君主打仗开疆；于私是家族的成员，需要为“族长”周王排忧解难。宗法制，是与封建制同时建立起来的伦理制度。

周王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看似划拉一大片地方，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先在当地建立起稳固的、深入人心的统治，并没有充足的政治合法性。当地还有很多土著政权，抵抗新来的诸侯王军队。这样，诸侯国就不得不依赖“族长”的力量来形成局部优势，在当地站稳脚跟。

比如，姜尚得到了齐国作为封国，然而齐国地处东夷，民风彪悍，纣王时期也没有将齐地的东夷人打服。姜尚被任命为齐国公，在没有打下来之前，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周王室实际很聪明，慷他人之慨，对后来的秦国也是如此。姜尚在前往山东的路上，一个当地的部落长告诉他：“周公、召公都封诸侯，可是他们没有上任，还在朝廷，这是因为他们是姬姓王族的缘故，他们即使没有封国，依然也是朝廷重臣。你是一个外姓人，这次齐地建国是你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片基业的好机会，怎么还慢腾腾地走呢？”姜尚听后，快马加鞭，史称“黎明即至”，然后靠着周王朝给予的“征东大元帅”的名义，充分调动了周王室力量，一连打了三年，才站稳脚跟，为诸侯国封土建国开了一个好头。

（西周诸侯王：殖民据点）

诸侯国纷纷就国后，他们建立了一些城镇充当殖民据点。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的领土实际上并不是连成一片的。在全国各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殖民据点，大邑数千人、小邑数百，有装备着青铜武器的周人嫡系部队守卫，对城外的数万“野人”进行军事、政治压制，文化同化。“野”这个词，之所以现在具有了“粗俗”、“蒙昧”的内涵，与周朝时期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未开化”的人有关。

这种压制并不稳定。在周王朝势力上升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敢打诸侯国的主意——打狗还要看主人。当年周王可是连续三次南征“楚蛮”，最后昭王都被“楚蛮”偷袭淹死在了汉水。齐桓公带着九国诸侯，兴师问罪楚国时，还把这件事跟楚国不上供祭祀用的茅草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当时的周王朝非常尚武，能够压制一般的“野人”，为诸侯国提供强大的外援和底气。

春秋战国：分封制渐显颓势

周王朝晚期，情形发生了变化了。“边缘民族”由于受到了周王朝先进的文化的影响，渐渐开化，形成了原始的政权，纷纷迁往中原居住，翟、狄等部落都已经把黄河流域当家了。周王室却渐渐开始腐朽堕落，终于发生了犬戎攻破镐京的事件，堪称周朝时期的“靖康之变”。此后平王东迁洛阳，周王室力量衰败，开始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故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原先设置的分封制的基础，就已经没有了社会环境。西周300年的发展，各个诸侯国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如中原的郑国、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国，其人口和军事能力都已经与周王室并驾齐驱。因此，“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始了。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个诸侯国，开始主动寻求社会制度的改变，这种努力在战国时代，形成了一股变法的高潮。

（春秋早期:周王已式微）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变法，其根本目标都是富国强民，兼并讨伐其他国家。战国时期，中原各地都已经开发完毕，少数民族都已经被同化、被赶跑。比如，秦国把义渠人同化了，赵国把楼烦和林胡赶到了漠北，就是弱如燕国还把东胡从辽东赶跑了。战国列强越打越大的战争规模，终于催生了中央大一统政权的来临。

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充分调动全国的战争资源参与竞争，这是战国时期牺牲的200万士兵们用生命写就的政治经验。因此，分封制逐渐没落，各个国家都开始了中央集团的变革。其中，由于秦国发展最慢，贵族势力最弱小，秦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最为成功。历史选择了秦国，作为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开创政权。

汉代分封：历史的惯性

在缺乏强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下的中央集权，受到了以项羽为代表的旧六国贵族以复辟为目的的军事叛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

历史终于演进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但是汉朝并没有采取秦朝一样的“革命”做法，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良。

不管是出于承认既成事实，还是遵从了人们恢复古制的愿望，刘邦开国，分封诸侯国，天下凡有36郡，分封且占21郡。

（刘邦分封形势图：守内虚外，占据关中四周关隘，立于不败之地）

此时的天下州郡，已经大都开发完毕，尤其中原各郡，经过周秦两朝800多年的开发，民族、文化高度统一，经济发达。刘邦占据了关中和四周的险要隘口，形成四塞之地，借鉴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以关中对关东形成了战略地缘优势。在中原地带，控制了洛阳作为前出基地，威慑诸侯王。

异姓诸侯王首先发难，凭借着封地里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发动了反叛。刘邦在去世前一年，还在平叛的路上。刘邦临死前，已经削平异姓诸侯国，杀白马立誓：非刘不王。

刘邦是第一代天子，家族人丁不旺，因此不排除刘邦分封诸侯国的个人动机——在中国传统的宗族概念里，刘邦希望能多封众建，快速提升宗族实力。

但是此时的分封，已经与周王朝初期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语了——周王朝分封，是为开拓；汉王朝分封，是为众建。时代不同，同样分封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刘邦在世时，就曾考虑过诸侯国会不会造反的事。吴王刘濞在就国前，刘邦曾直截了当地问他：“刘濞啊，以后，你会不会造反啊？”

唬的刘濞马上趴在地上，连声说：“不敢，不敢！”可是最后造反的，就是这个刘濞带头。可见，刘邦当时也不认为在当时中原土地都已经开发的时候分封是一件好事。刘邦在平叛的过程中也意识到，关东土地肥沃，生齿日繁，经济发达，封土建国必然会使诸侯国对中央权力产生觊觎之心。诸侯王对皇位，有着极大的道统优势，从纳什均衡理论来看，天生具有夺取皇位的利益动机。七国之乱中，楚王就曾说过：“都是高皇帝的子孙，为什么我不能做皇帝？”

汉武正道：天下终归一统

可刘邦为什么还要分封呢？除了前文中说过的刘邦的家族私心外，刘邦朝廷的权力架构的平衡设计，才是汉代分封制的另一个主因。

在汉朝的权力架构设计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封国，实现外部制衡。功臣集团与外戚势力，形成内部制衡。外戚、功臣、宗亲，又形成了三方制衡。

在朝堂上，皇权与功臣集团充分合作。因为功臣集团的利益与皇权一致。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以朝廷直辖的政治、国力优势，压制对中央有威胁的诸侯王。

在地方上，诸侯王都是刘氏宗亲，在外部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对朝廷里的功臣集团形成战略威慑，使得功臣集团不敢变成权臣集团，同时宗王镇守地方，在汉朝的官僚制度没有完善前，也有助于汉朝统治的稳定。

汉朝初期，皇权在微弱时期，也要借外戚的力量来施展皇权，免于被功臣集团架空。可是外戚一旦坐大，势必要引起功臣集团和宗亲的抵制，这两方会合作铲除外戚。

这样，外戚、宗王、功臣集团实现了三方制衡，在皇权不是很稳固时的汉朝初期，实现了平稳过渡。

（汉武帝时的扩张）

这样的过渡本来就是妥协式的，三方制衡的，经常会由于突然的政治变故而打破平衡。因此，汉朝初年政治斗争不断，但是总是能化险为夷，再次建立平衡。这种局面，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被打破，诸侯国的势力开始被削弱。到了汉武帝时，他一口气做了54年皇帝，从小字辈熬成了爷爷辈。汉朝的初年的几大势力中，宗王势力被“推恩令”削弱，外戚势力严重依赖皇权，汉初功臣集团基本被连根拔起。汉武帝此时，又不失时机地完善了察举制和征辟制等官僚选拨渠道，使得汉朝中央完成了大一统集权。

（汉武帝剧照）

所以，汉朝刘邦的分封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是由周王朝的开拓式的分封政治向统合式的中央集权政治转变的缓冲制度。战国时期诸侯封建叛乱的旧例（三国分晋、田氏代齐等），也毫不例外也发生了叛乱的行为。只是，由于刘邦设计的权力架构的制衡体系，等到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完成了中央集权。

Answer 5

周朝的分封不是四百年后诸侯才造反，姬发死了诸侯就反了；刘邦的分封也没到几十年后，在刘邦当皇帝的时候他的好兄弟卢绾就反了。哪用等那么长时间，只能说之后还有反的。

1、周公东征

周武王姬发在灭了商朝后，将其旧地分为四块，一块由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管辖，其他三块分别由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管辖，因为三人承担监督、监管商人的任务，所以也称“三监”。

（牧野之战）

这套模式很好，不好的就是在灭商后，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弟弟周公摄政，辅佐年少的成王。

东方的诸侯对这个不满意，在成王元年，四家联合东方各国与各地蛮夷起兵反周公。

（三监之乱）

周公亲率“六师”东征，周军装备精良，行军迅速，出其不意灭掉四家。之后周公扩大战争，击败东方各地诸侯，将周朝的势力开拓到海边。

（周公东征）

也将鲁地纳入自己的地盘，作为周朝的东方模范基地建设。

这一次军事征伐，相当于把天下再打了一次，为周朝的天下稳定了二百年。在周厉王时代，危机已经重重了。

（周公）

2、刘邦的削藩与分封

刘邦的天下是诸侯一块打下的。刘邦登基不是在长安，是诸侯们在定陶推戴的。

当时的主要诸侯有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齐王（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汉初诸侯分布图）

燕王臧荼最先起兵，在刘邦登基五月后就造反，三个月就兵败了。

韩信在开国后被封为楚王，几年后被刘邦带走，降为淮阴侯，之后被杀。

韩王信在开国后被迁徙到马邑，之后与匈奴联合起兵，在被征讨中斩杀。

赵王张敖是张耳的儿子，是刘邦的女婿，被废。

（汉初平定异姓王）

淮南王英布在诸侯相继被杀，直接起兵，斩杀汉军统帅刘贾，最后在与刘邦作战中战死，刘邦也受了重伤。

梁王彭越被找理由杀掉。

在平定燕王臧荼后，燕地偏远，需要人镇守，刘邦的小伙伴卢绾担任燕王，之后也起兵造反，兵败后逃入匈奴。

可以说刘邦起兵后的前半段在为打天下而奋斗，后半段在为削藩而奋斗。

至于他的同姓王亲，到了第二代已经淡了，七国之乱就是时间问题的。

（刘邦末年诸侯分布）

周代的层层分封，相对制约的要素多，能维持较长的时间安稳；汉代的是一级分封，诸侯王统辖的是郡县，纯粹靠感情维系，自然难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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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6

分封的问题，其实不止西周和汉初，关于分封的存废，这个争论延续的时间更长。今天借着这个问题，系统说说。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曾说过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Histories make men wise（读史使人明智）”我们古人对“以史为鉴”也深有体悟，如唐太宗曾有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北宋神宗为司马光等编撰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取名《资治通鉴》，就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评价。然而，“以史为鉴”是否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周秦汉魏晋历代统治者对分封制的认识、鉴戒和反复的史实而言，此断言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周代分封制的实践

西周原是僻居西北一隅的姬姓周族建立的朝代。原本弱小的周族战胜了强大的商朝，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大地新的统治者。如何有效的实行统治？西周初统治者周武王、周公、周成王选择了建立在血亲、姻亲等亲缘关系基础上的分封制。

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受封者或为周王兄弟子侄，《荀子?儒效》：“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或为异姓功臣姻亲，如吕尚封于齐；或为古代圣贤后裔，如舜后封于陈，禹后封于杞；或为臣服西周的方国首领，如南方的荆楚等。

西周分封制要有效的运转，一是宗法血缘亲缘伦理关系的强化，《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一是西周中央政府要拥有强大的力量，尤其是武力，对分封的诸国，才会拥有控制力和威慑力。

西周覆灭，周室东迁。周天子虽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然其对诸侯国的控制，几乎丧失殆尽。争权夺利的诸侯国遂彼此攻伐，割据混战达五百余年，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二、秦朝对分封制的否定

周代分封制的经验教训，给秦朝统治者以深刻的鉴戒。故秦朝统一伊始，统治集团在地方行政体制问题上，就分成以丞相王绾等所持的沿袭周代分封制，和以廷尉李斯为首的否定分封制，力主推行郡县制两派，并展开激烈争辩。

《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最终采纳李斯建议，废除分封制，分天下为36郡。

三、汉代兼采分封制与郡县制

秦末暴政，激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天下纷纷响应。多地反抗秦朝起义的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六国旧贵族或其后裔手中。国家体制，有回归六国割据并立的趋势。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最终取得实际领导地位的项羽，在率领诸路义军灭亡秦朝后，重新实行分封制，既有对六国割据体制的沿袭，也是对当时各地方实力派事实割据的一种无奈默认。

楚汉相争，最终刘邦胜出。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刘邦实行分封制，据分封主体和分封意愿的不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是刘邦被迫分封楚汉战争中隐然割据一方的将领，如韩信、彭越等为诸侯王，即所谓“异姓王”。

刘邦统治逐渐稳定后，逐步铲除“异姓王”。

鉴于秦不实行分封制，皇室孤立无援，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的刘邦在铲除“异姓王”后，不但没有象秦始皇那样废除分封制，唯行郡县制，而是大肆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即所谓“同姓王”。

刘邦还赋予这些“同姓王”巨大的权力：如其封国职官，官名与职责，均与中央政府相同；除丞相由皇帝任命外，其余职官，均由诸侯王自行选任；诸侯王职掌本国财政、司法、军权等权力。

刘氏宗王在惠帝、吕后时期，确实承担起维护刘氏皇室的重任。如吕氏欲篡夺皇位，改朝换代；全赖刘氏宗王攻于外，元老功臣政变于内，始未得逞。

汉文帝时，若干诸侯王，已有不臣觊觎皇位之野心。零星的谋反叛乱，开始发生。贾谊曾给文帝上《治安策》，痛陈诸侯王权力过重，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对策，即将一个大诸侯国，肢解为若干小国，削弱其势力。

汉景帝时，鉴于诸侯国势力严重威胁皇权，采纳晁错“削藩”建议，激爆吴王刘濞（汉高帝刘邦侄）为首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被汉朝中央政府武力镇压后，汉景帝即凭借战胜之威，大规模剥夺诸侯王的权力。如将王国丞相改称相，王国职官均由中央任命等；剥夺或削弱诸侯王治国治民的各项权力。

汉武帝即位后，继续采取诸如“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手段，肢解诸侯国，禁止或防范诸侯王招纳贤才，与王国官吏沆瀣一气，结党营私等。他更是巧妙地利用汉文帝时颁行的《酎金律》，剥夺了大量王、侯的封土或爵位。王国对皇权的威胁，在汉武帝时代，基本解决。

汉武帝虽比较彻底的解决了王国对皇权的威胁，但王国势力虚弱，却导致汉末外戚王莽篡夺皇位时，近10余万人的刘氏宗室，除少数人奋起反抗外，大多沉默、旁观，甚至不乏助纣为虐者。

东汉建国后，始终对王国有严厉的控制、防范措施。因而，东汉一代，几无诸侯王谋反篡位事发生。

四、曹魏苛禁宗室

建安中后期，曹魏虽未正式立国，但随着曹操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他开始谋划篡汉。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借汉献帝之名，策封诸子。《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建安)十六年正月，封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即令封侯诸弟皆离开京师，居于封国。黄初三年三月，魏文帝诏曰：“立齐公叡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为王。”

曹魏虽有分封制，但对受封宗室诸王，百般防范。魏晋之际人袁准论述道：“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司马氏夺权之前，曹芳在位，曹爽执政时，宗室曹冏对此深感忧虑，因此上奏，大声疾呼“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他遍引秦汉历代废除，或削弱诸侯王权势，弊端无穷，“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无辅弼，何以相救？”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时，卒如曹冏所忧。

五、西晋分封制与“八王之乱”

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对曹氏速灭，宗室诸王束手无策，束手待毙的历史教训，深有体悟，故晋朝建国，大行分封之制。《晋书·宗室传》：“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磐石，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

出乎晋武帝意料的是，当他去世后，司马亮等八个诸侯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展开长达16年的激烈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导致统一三国，一度繁荣富庶的西晋帝国，国力虚弱不堪，在异族攻击下，坠入万劫不复的亡国深渊。

文史君说

对于周秦汉魏晋历代最高统治者而言，分封制可谓一把双刃剑：控驭得当，分封的宗室诸王，可以成为皇室的坚强屏障，毕竟“血浓于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若过度削弱，严厉防范，则异姓权臣擅政、篡位时，宗室子弟只能束手无策，毫无作为。若失驭，受封诸王则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对权利、财富的贪婪和渴求，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惜弱肉强食，割据混战，严重者，甚或将整个帝国推向灭国深渊。这个“度”，无论是雄才大略之君如秦皇、汉武，还是平庸之君魏明、晋武，都难以精准拿捏。因而，在分封制存废问题上，周秦汉魏晋历代统治者虽重视“以史为鉴”，以为只要反前朝之道而行，即可避覆车之险，但结果却往往背离初衷，甚或给最高统治者，乃至国家和社会，造成致命伤害。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西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4.（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年。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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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7

开宗明义，这个问题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周实行分封，是在武王伐纣之后，封三个弟弟为三监，镇守殷商故地，监视统领殷商遗民的纣王之子武庚。

然而，武王死后不久，就爆发了“三监之乱”。

《史记·周本纪》：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

《史记·鲁周公世家》：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尚书·金縢》：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这些史书记载表明，在周武王刚刚死去时，武王的弟弟们就发动了“三监之乱”反对摄“践阼”的周公旦，而从一些记载也能看出来，周公当时确实自行称王了，并以王的口吻行事。

那么，上述的时间间隔是多久呢？

周武王克殷后三年即驾崩……

也就是说，诸侯们册封了3年左右就反了……甭管是反昏君还是反奸臣，反正是反了。

第二，刘邦分封几十年后就有诸侯王造反的说法，实际上是以“七国之乱”作为标记，其实也是错误的。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史记·楚元王世家》：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吴王受封的时间，为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

而刘姓诸侯王的反叛，其实是在吕后死后，齐王刘襄即起兵，首先夺取了琅邪王刘泽的封地和军队，进而西进与汉将灌婴对峙，得到承诺后又回军攻占为吕后割取的齐国旧地。

事实上，这并不是齐国一家的行动，而是齐、楚联合行动，《汉书·高后纪》记载：

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

也就是说，反对汉朝中央朝廷的军事行动，要比七国之乱早得多。

以汉高祖六年齐、楚封王算起，是公元前201年，到吕后死是公元前180年，也就是21年后，诸侯王反叛，以吴王受封算起，就再减6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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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一下，哪个造反来得快？？？

Answer 8

首先，问题中的结论就有违史实。

长期以来，史书对于西周初期就有着不少美化之处。比如，《史记·周本纪》就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以说明周初时的教化天下之功。但实际上是否真是如此？

考古学家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找到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师旂(音旗)鼎。

师旂鼎的铸造时间是在西周初，属于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师，是西周军队官职名称；旂，是铸鼎者之名。师旂，是伯懋父手下的将领；而伯懋父，则是周成王时期的王室大将。（《西周史》许倬云 著）在师旂鼎铭文中，就记录下一件发生西周军队中的稀罕事情。

据铜器铭文记载，在周王室准备前去讨伐“方雷”时，师旂属下“众仆”集体“罢工”，都拒绝服兵役。师旂用尽了一切命令、威胁、恐吓等等手段，下属们都丝毫无动于衷，不肯从命。万般无奈之下，师旂只能求助于上级，向周王室执政大臣伯懋（音毛）父告发此事。

周王畿之地，居然有人敢煽动集体逃避“兵役”，这简直是等同造反！人人都拒服“兵役”，周王室还凭什么去打击异族恐怖主义活动？还怎么去镇压那些不听话的诸侯？所以，伯懋父一听到师旂的告发，大感震惊：这些目无法纪的顽固抗法分子，绝不可姑息迁就！他立刻给出批示，对于这些不肯服兵役的人，依法就应该——处以罚款！

集体拒服兵役，周王室的处罚居然如此之轻，已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是，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目无法纪的“众仆”们，居然连罚款也拒绝上交！师旂的命令，部下们都视若无物，这让他根本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再次向大将伯懋父求援。伯懋父听闻此事，对目无法纪分子如此冥顽不灵表示高度震惊，对此类不法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他严厉地指出，对这种拒绝服兵役之人，依法就应该驱逐出境！但是，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特地从轻发落、法外施恩，只要能把当初王室定的罚款上交，那就……算了！

周王室出征，居然有人敢逃避兵役，而且从铭文“众仆”分析，这还是一次集体逃避兵役的重大事件；不仅仅是拒服兵役，他们甚至连周王室开出的罚款也敢拒交！更加令人意外地是，伯懋父最终给出的处罚，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颇有些息事宁人的味道。

拒绝服兵役的“众仆”，有学者认为，应该通于“众附”，即指众附庸国。（《对西周铜器“师旂鼎”中的几个问题探讨》陈曦 著）所谓“附庸”，是指那些领土面积狭小的方国。说是“国”，实际上也许就只是一座城。《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附庸于诸侯。”这意味着，师旂鼎所提到的“众仆”，实力甚至连最低等级的诸侯国都不如。但是，“众仆”们却因王室的徭役负担过重，敢于联合起来，公然抗命、不听从周王室调遣！

从周武王到周公旦再到周成王，周国“国父”、“国叔”所推动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封建制），运行才不过几十年。因为《史记》有“成康之际，刑错四十年不用”的说法，很多学者因此质疑师旂鼎的年代，把它定在了西周中期。但是，师旂鼎中伯懋父在成王时期的其它青铜器铭文中也时常出现，那么它属于成王时器当然更具说服力。

成康之际，连小小的附庸国都敢公开违抗周王室法令、不听从调遣，那些势力更为强大的诸侯国，调动之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师旂鼎的铭文，真实地反应出西周建国以来，周王室权威每况愈下的残酷事实。

所以，不管是西周还是西汉，分封制实施了不到几十年，中央集权都已经遭遇到来自分权势力的挑战。只不过，西周王室应对这种挑战是采取容忍退让的策略；而西汉皇室则采取了更加激化矛盾的对抗策略。这就是西汉“七国之乱”陡然爆发的原因，并不是西周分封制比西汉分封更加高明。

然而，即便西周王室如此容忍退让，到周夷王时，仍然出现了“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的现象（《史记·楚世家》）。这表明，天下诸侯方国已隐隐有不臣之心了——而此时距离西周分封制的建立，也不过才一百多年！

因此，西周不过是因为有了“刑错四十年不用”的光环效应，让后人对西周教化之功更为仰慕；但社会和历史有其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不会因朝代的不同就出现差异。所以，不会出现西周分封制维持了四百年而西汉分封制仅维持了数十年的本质差异。

Answer 9

时代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一百年前你要是有10亩地，那就是全家不愁了。现在，你有10亩地，能干什么？

分封制也是一样的。

周朝的时候，人口不是很多，交通也不方便。别说全国大游行了，就是出门十里，也不一定能回得了家。在周朝，你知道一个词叫“国人”不？只有居住在城里的人，才是国家的人口。山野之间的，那叫“野人”，而野人是不受国家管辖的，抓住了也是当奴隶。

这样的局面，你要想搞郡县制，压根没有条件。把自家的亲戚分封出去，划一块地给他，反而是扩张国家的土地。即便后来打起来，打赢的一方也没有能力把对方灭国，只能签约、要点好处。

而到了汉朝就不一样了，经过周朝800年的发展，野人、戎狄，基本被同化了。出了门，也不用担心迷路了，黄金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大江南北旅游了。何况还有秦国行使了郡县制的例子，你看，还是可以搞的嘛，虽然他没搞好，咱们修不修不就行了。

分封制，已经不适合当时的时代了。国与国之间，不再是打一下就停止了，而是随随便便就能灭国了。秦始皇灭六国、项羽纵横天下、刘邦灭异姓王，这些功绩都是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

既然能一统天下了，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大的地方封出去？你说？

刘邦的时代，经过多年的战争，朝廷的力量比较弱，但他把外戚和功臣捆绑在长安；清除异姓王之后，分封了同姓王，让几个刘姓王爷镇守地方。这样相互制衡，维持稳定。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等到经过“文景之治”的汉武帝上台，有钱、有粮、有兵、有将，那些藩王是什么下场？“国除”“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