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纠正一下题目，秦朝之后的中国不能称之为封建王朝，而应该是帝国王朝，清朝之前的朝代可以称之为封建王朝，就是以中央地位的天子分封诸侯国而建立的邦联制国家，秦朝之后我国进入了帝国中央集权的时代。
一般来说，我国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统一战争。这种战争涉及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遭遇了战火。而在上一个王朝崩溃以及新的王朝建立过程中，人口大量地死亡，所以在新的王朝建立的初期，人口都非常地少。
正因为人口少，而国家的土地很多，因此分到每个民众手上的土地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基本都能实现养家糊口。在王朝的初期，皇权阶层和官僚阶层规模都比较小，而开国的皇帝通常能力都非常强，吏治也比较清明，在这种情下，一个王朝的开国的那几十年里通常都是向上走的趋势。
而到了王朝的中后期，由于常年的和平，人口越来越多，平均每个人分到的耕地和资源就相对越来越少了。而经过百年的演变，往往皇权阶层和官僚阶层得到了膨胀，他们也不断地抢夺整个社会的资源，对于没有权力的平民阶层来说，他们这这种抢夺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下风，能够得到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以至于到了王朝后期，随便一个天灾，就会造成很多家庭家破人亡，在面对死亡边缘的情况下，就容易造成大规模的起义，当然吏治的腐败也是造成起义的催化剂，人们会逐渐丧失对政权的信心。
古今中外，世界历史上，解决人与资源的矛盾只有两种，要么不断地做大国家资源的蛋糕，也就是要么对外扩张，要么发展生产力。在对外扩张方面，我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就决定了我们的扩张历朝都是有限的。
从地形上来说，我国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是西伯利亚，西面有葱岭，西南是青藏高原，南面是亚热带雨林地区，一个王朝的领土通常就局限在了这个范围内。而且随着一个王朝领土的扩张，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实现对控制地区的有效管控，也就是犯了指端肥大症。而国家领土越大，往往面临的外患就越多，对此，唐朝采取了设置藩镇的方法，虽然对付外患有效，但也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衰落，以至于后来的藩镇割据成为了中晚唐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农耕文明国家，所以国家的经济总量取决于耕地的数量，也就是取决于领土的大小。除非能够突破农耕经济，而这就需要发展科技，当然，我们也没有发展出科技文明，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及其有限了。
解决人口与资源的方法除了扩张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在做大蛋糕方面，还有就是重新分配蛋糕的方面。这就需要重新分配社会资源。而一个王朝到了后期来说，其皇权阶层不可能会把自己的蛋糕分给民众，如明朝开国的时候皇族也就几十人，到了末期，皇子人数到了几十万，这些人都是朱家的人，他们不可能会搞得自己家的人都吃不饱饭把。而官僚阶层在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了，很多人都是几代人处于官僚阶层，其家族往往已经盘根错节，非常庞大。并且皇帝也需要官僚来治理社会，所以往往也只是抓一些贪官了事，不可能会连根拔起地消除，毕竟一旦这样做了，王朝本身就被搞垮了。
同时，王朝到了后期往往会有重大外患问题。如宋朝就是亡于外患（北宋亡于金朝，南宋亡于元朝），明朝时期的后金，清朝时期的帝国主义列强。而内忧则往往同时于外患出现，如明末的农民起义，清末的革命党起义等等。
因此，总的来说，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律实际上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从王朝的自然周期律当中，我认为可以得到以下的启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扩张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办法
只有发展科技，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办法。说白了，社会上的任何问题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社会才会有足够的财富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就是做大蛋糕，但不是靠扩张做大。
通过扩张做大蛋糕，我们可以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全世界都被一个国家占领了，这种情况下就没法扩张了。而在全世界都占领后，科技没有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一直上不去，整个世界的蛋糕也就只有这么大，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蛋糕不够分的情况。
而科技的发展，则是能够从根本上提升社会生产力。如清朝，在打开国门之前，其政府财政收入最多为5000万两白银一年，时间是在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到了1849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前两年，清政府财政收入为4250万两白银。到了洋务运动之后，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8000多万两白银，超过了之前的最高峰。而到了1911年也就是清朝的最后一年，前十个月清政府财政收入就达到了3亿两白银。
1849年的时候，农业税收入占比为77%，而到了1911年，农业税占比下降到了16%，工商税占比将近7成，这就说明在晚清时期，我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从农业经济为主变成了工商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工商业的发展就离不开科技。
再比如苏联和美国，在战后，苏联的经济基本只局限在一二产业，几乎没有第三产业，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而美国则在一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到了1990年的时候，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到了7成，当时苏联的GDP为24000亿美元左右，美国为近6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苏联。
而第三产业，在战后主要是计算机的发展及应用，以及各种服务业，这些都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而形成规模化的。进入90年代后，又出现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这些都得益于科技的发展。
不能限制学术的发展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是独尊儒术，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是儒法并用，杂之以帝王之术来统治一个国家的。
独尊一家，就会压制其他学术的发展，而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基本都是一个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思路基本被限制，从儒家以及实际施行的法家思想来说，始终找不到突破王朝周期律的答案，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在周期律当中循环，循环着那个自然规律。
实际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在逻辑上都缺乏完整的论证，也都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所以长久以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以儒家来说，其核心思想是“仁爱”，仁爱就是一个人的爱从家人朋友开始，逐步扩散到社会、国家以至于整个世界，这个爱是逐级递减的，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推论的话，那么一个人只有他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才应该是最大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无私的爱，但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极度的自私。儒家容易培养出伪君子，也和这个逻辑上的漏洞一直没有补缺有关。
而法家则是毒害中国最深的思想。表面上来看，臣民都按照法度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是一种有序的表现，但实际上，法家崇尚的是刑治，法是君王之法，君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点和西方的法治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的法治是法律大于一切，没有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势力。
法家在治国的时候认为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对于君王来说，哪怕是最亲近的妻子孩子都不可信，唯独自己，所以君王要防范任何人。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国王他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在总在他面前说他儿子的坏话，跟他说，他的大儿子会反叛他。国王信了奸臣的话，杀了他的大儿子，后来奸臣又说他的二儿子会反叛，于是杀了二儿子。最后，国王杀的只剩下了一个小儿子了，奸臣又说他的小儿子会反叛，国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小儿子是他唯一的儿子，王位迟早是他的，怎么会反叛他呢？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心态就不同了，他看到自己的三个哥哥先后被杀，由此产生了恐惧，他怕他父亲会杀了他，他又听说奸臣在国王面前又说他的坏话了，于是小儿子提前动手发动政变，杀了国王。国王临死前还说，“啊，看来是那个奸臣说的对呀。”
所以，不信任任何人，防范任何人，在逻辑上实际是行不通的。
要用贪官来治理国家，用恶人来统治百姓，恶之花必然结出恶之果，恶人治国，导致国家没有荣誉感，百姓也无自豪感，国家缺乏凝聚力，在外来入侵之时，百姓不但不反抗侵略者，反而充当了帮凶。
更多的，是统治者实行文字狱，压制民间舆论；编修大典，名为保护文化，实则收集民间书籍，销毁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保留或者篡改言论，使留下来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言论。
所以，我们变得很难接受外来文化，也逐渐失去了学习的虚心和包容心，每天都生活在统治者灌的毒鸡汤里面，变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一个民族要有冒险精神
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民族。
汉朝时期就有班超、张骞这样的人物出使、经营西域，他们不远千里万里，到达了原理本土的异乡，不断地与周围的国家、民族周旋、作战，从而打通了丝绸之路。
西汉的霍去病率领他的铁骑，千里奔袭，封狼居胥，成为了历朝历代武将的最高荣誉。
唐朝时期，玄奘为了取得真经，不远万里到了印度，经过了重重艰辛，也成为了《西游记》的原型。王玄策只身一人在印度，利用番兵的帮助，打下了印度好几个王国。
明朝时期还有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了非洲，他的舰队是当时世界的无敌舰队，没有对手。
而我们的民族逐渐变得不爱冒险，也缺乏冒险家了，具体来说是大航海时代就缺乏冒险精神了。大航海时代，西方的航海人往往驾着几条小船就敢出洋过海，他们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他们游遍了全世界，到处都建立了殖民地，同一时期的中国则走向了闭关自守。
西方很多贵族家庭，在有了钱之后热衷于搞科学研究，这些事情往往是风险很大，投入很多，但很难有成效的事情，西方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和这些贵族崇尚这些冒险的事情有关。
而同一时期，中国的官僚阶层有了钱之后喜欢购置地产，买田产，每天过着收租的生活。
如今我也非常佩服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不但敢想还能做，他的想法就是让人类移民火星，其实第二次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那就是未来的宇航时代，我们中国人实在是没有本钱再错过第二次大航海时代了。
第一次大航海时代，使得我们的文明只能局限在东亚地区，而西方文明却可以扩张到全世界。如今，整个欧洲、北美、澳洲实际上都是西方文明世界，这些地区的文明实际上都是以古希腊文明为开端的一脉相承的文明。而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北美、澳洲不属于任何文明。
如今，我看到的情况是西方的资本家在发财之后，都热衷于进行风险投资，进行一些冒险性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