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科技发达，无线电波以光速传递信息，每秒可绕地球赤道七圈半。京城的指令传到广州，那只是以秒计算的事情了。但古时候要将消息由京城传送到各地方，那可是一件大工程了。
据《春秋》、《左传》等一些古籍记载，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通信的反映。如战场上的“击鼓”、“旗语”，还有“狼烟”、“信鸽”。“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过“烽火狼烟”的方式只适合短距离，而最快的“信鸽”也往往“不知所踪”而很“没谱”，所以对于传递“圣旨”、“军情”这样重要的信息，还是要依靠人骑快马来进行传递最“靠谱”。路途遥远，不可能由一匹马从始到终，因此要以“接力跑”的方式来传递重要的情报。所以古时特别注意了这方面的建设，全国设置多条驿道，并在各路线途中设置驿站，负责马匹的训养与供相关人员食宿、换马及文书的登记保护等工作。
我国从秦汉时起这方面的建设就相当完备了。秦汉在统一全国后，以都城为中心设置了多条宽阔平整的驿道。如秦“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道路不但宽阔平整，还一路上绿影婆娑。秦还规定“十里设一亭”，设置邮长等相关人员。汉高祖刘邦就是以邮长出身。推翻秦后，汉朝则规定每三十里置驿，驿的地位升级了，由太尉执掌。
到了隋唐时期，邮驿达到了空前的繁盛。据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以都城长安为中心有七条辐射全国的主要驿道，驿站约20里一个，遍布全国。据《大唐六典》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专职员工达20000多人。到了宋金时期，在辽东东方还在驻军的主要交通线上每十里建一个“递铺”，递铺形如方形小堡，管理严密。明代在全国皆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每隔十里置铺，铺有铺长;六十里设驿，驿有驿丞。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还设立了急递铺和递运所，加强了物流信息。清朝设驿站计为1785处，京师设皇华驿。
除了设备设施，各时期对驿站相关人员的配备与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如秦《行书律》规定“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意思即要求这些带罪的底层不但要身体健壮还要忠诚老实。这对于传递重要情报且在马背上颠簸的工作来说，健康与信誉是两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对于有偷懒或其它失职的，政府都有相关规定作出非常严厉的惩罚，轻则“杖股”坐牢，重则丢命，骑手与驿站相关人员都不敢疏忽。所以规定以什么样的速度传送，不管风霜雨雪，这些古时候的“快递小哥”是绝对要全力以赴的。
既然邮驿机构建设完善，那么传递信息的人员究竟要以多快的速度来策马奔驰才合要求？这要看具体情况。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如果对信件注明了加急说明，则要日行300里，如果“十万火急”，那就要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说:"驿传旧有步、马、急递三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镶金字，日行五百里"。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每到一驿交接是要在马上完成的，是不允许入站进行的，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速度。 岳飞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的十二道金牌，即是朱漆金字牌。
清代邮驿，以驿、站、塘、台、所、铺等六种形式组成。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全国共有驿站1972处，急递铺13935所。清时军机处公文上也有注明"马上飞递"，规定日行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日行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不等，最快速达八百里，往往到站时，已人仰马翻。此俗称"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现在来看看古时京城圣旨到过广州要多长时间。
首先要说明一下，广州地处岭南，秦时始皇帝征发50万大军征服岭南，岭南与现越南大部分领土纳入了秦帝国版图。此后才有中原与岭南的频繁交往。当时广州称番禺，直到吴黄武五年（前226），孙权建立交、广二州，合浦以南为交州，以北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起。
当时秦都在咸阳，通往番禺的路线究竟怎样的呢？现在查询相关软件显示，全程陆路高速接驳，过河架高桥，过山穿隧道，路线较直。对于当时来说，可没有什么高速公路可说，也没有隧道可穿越。当时番禺属于“南蛮之地”，北部的五岭巍峨，横亘于两广与湖南、江西和福建之间，成为南北交通的天然障碍。当时秦都咸阳到达五岭以北，路线由咸阳出东南武关入丹江，顺汉水而入长江。入长江后有两条路线入番禺较近。一是溯湘水经衡阳达湖南郴州翻过骑田岭入连州，由连江顺入北江直达番禺；一是于武汉顺长江达鄱阳湖再逆赣水到达南安（今江西新余）翻越大庚关达南雄入浈水顺北江直达番禺。当然此外还有西线由湘水入广西接西江而达番禺，不过西线路线太长。由咸阳到番禺的路线，大部分可以乘水路。水路中除了湘水或赣江要逆水而行，其余的都是顺江而下。如果是要运输，则水路绝佳。陆上驿道也是沿水路两岸建设，这样可以减少翻山越岭的辛苦。
那咸阳到番禺有多远呢？现在查询相关导航软件，主走国道，上述路线在2000公里左右。经过仔细比较，在当时或翻山越岭或涉水渡江，水陆兼程，则路程为5000多华里，其中水路在3600华里左右。汉水与北江可顺江而下，速度比陆地快，但湘水或赣江则需逆行，速度就慢了很多。若按照唐时的规定可推知光水路消耗的时间要二十多天。因此秦时由咸阳到达番禺，水陆兼程，就算按最快速度前进，也要三十多天。这可是最快的了。
此后西汉及魏晋南北朝与隋唐皆建都长安，亦位于咸阳。由于注重了驿道建设，在翻越南岭这一路线上在秦建设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补充扩建了一些驿道，并且沿湘水、赣江修建了相关稍为直点的驿道，使得溯江而上迂回曲折路程长且速度较慢的情况得到了改变。因为统治者喜欢岭南的水果，尤其是荔枝。朝贡荔枝成了惯例。《西京杂记》记载：“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据《后汉书.和帝纪》载：临武长汝南唐羌上书云：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驿道建设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完全撇开水路不计，按陆路快马不停日行500里来大略推算，由长安到咸阳，也要过10天。有人根据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分析认为荔枝的保鲜期短而推导出从岭南到长安耗时仅四、五天，这就非常夸张了。还有人得出结论是两天！真是不敢想象。虽然《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但实际上“日行八百里”这个在很难达到的，它仅为虚指。日行500里的速度，到站也是人仰马翻。笔者大胆推断，当时的岭南官员为了保证荔枝味鲜，未等荔枝完全熟透就连枝折下，这样就保证了在十天内“色味不变”。
当然上述是传递“荔枝”而非圣旨。很多读者会忽略一点：圣旨的传递如果不是“十万火急”，是需要进入驿站进行相关登记备案的。这样就保证了如果发生丢失或者延误甚至被篡改可以做到有据可查。所以圣旨的传递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像箭一样一路飞驰毫无停滞。
东汉建都洛阳，洛阳经襄阳后到达番禺的路线也是与咸阳一样的，全程短了三百里左右，时间稍快。北宋时期京城开封，则南下经武汉入江西南昌至九江一线，长度亦相当。离广州最近的当数杭州了。南宋建都杭州，当时广州与泉州成为两大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城市飞速发展，与杭州的联系自然也就紧密了。杭州到广州，通过近海是一条很便捷的路线。不过对于传达圣旨这种重要事情，还是以快马为主，路线比经江西南昌一线偏东，长度也超过3000里，按当时日行500里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另一都城是南京，比杭州长了约四五百里，也就是长了一两天的时间。
北京作为元、明、清的京城，离广州最远。查询相关软件可知，当今北京至广州的国道较直，约2300公里。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广袤千里，路途平坦，可由河南入湖北武汉转九江也可转河南入安徽安庆入九江，实际上难走的还是翻越岭南这一带。不过经过历代建设，岭南由东到西已设多条驿道，顺北江而下的驿道也较直。因此当时这条路线长约5千多里，理论上快速前进也就十多天。清末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全长1214公里，速度较慢，且只能白天运行，走完全程约需3个白天。而由武汉达广州的粤汉铁路建成时走完全程约需44小时，但时间已到了民国。所以清末借助京汉铁路耗时比快马大约少三两天。不过，晚清注重了电报电话建设，1881年12月，已有由北京到达上海的长途电报线路，1900南方多省开通市内电话局，并且由于加快了邮政建设，驿站逐渐变身邮局。因此清廷的许多决定都可以很快传达到广州而不需快马。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所有驿站裁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