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说一下翁同龢吧。
当时光绪皇帝对翁同龢的罢黜，其实是朝野共识，尤其是光绪皇帝自己，他是彻底认清了翁同龢这个人。
历经了甲午战争的惨败，翁同龢战前战后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他是国家一大祸患。他作为朝廷重臣，在国难当头之时不顾大局，挟私报复，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再继续用翁同龢，国家迟早要被他搞垮，实在是不能再用了。
与李鸿章这个国家须臾不可离的人不同，翁同龢一辈子没有干过一件实事，以前朝中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可是现在他祸乱国家，就不能容他了。
恭亲王奕訢临死时，正值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前夜，光绪皇帝前去见他六叔最后一面。光绪皇帝问奕訢，今后朝中何人可用？奕訢推荐李鸿章、张之洞、荣禄。
光绪问，翁同龢如何？奕訢非常坚决地说，翁同龢“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并深刻检讨了朝廷过去对翁同龢的提拔和重用：“聚九州之铁，亦不能铸此大错！”
奕訢对翁同龢的这个评价，非常准确，尤其是“居心叵测”四个字。
翁同龢这个人，其实就是明末东林党一路，东林党人所有的缺点和毛病，他都具备。
明末的东林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他们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以道德卫士自居，所有的政治主张都从道德高度出发，用道德绑架一切。二是他们以同乡、宗亲、师生等关系结成团体，缺乏理性，帮亲不帮理。
甲午战争是最典型的事例。在战争之前，翁同龢是坚定的主战派。
他的这个主战看起来冠冕堂皇，与李鸿章针锋相对，但背后的动机和出发点却大相径庭。
李鸿章之主和，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北洋水师的战争能力的评估，以及多年战场历练得到的对战争规律的把握。而翁同龢则纯粹是基于东林党一贯的行事逻辑，即主战有道德高度，可以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对他个人日后的声望有好处。主和是汉奸，会被人骂做卖国贼。
因此，他才不管你北洋水师有没有充足的弹药，平时训练如何，真打起来可以调动多少人马。他之主战，一是说起来很过瘾，后世不能以此指责他为汉奸。二是给李鸿章找麻烦，只要是李鸿章主张的事，他一定要站在对立面。
翁同龢为了报私仇，在他当户部尚书期间，一两银子也不给北洋，甚至正式上书皇帝，从光绪十年起，就正式停拨了北洋水师的经费，明确告诉北洋一颗炮弹也不能买，以至于北洋成军十年，竟一发炮弹的补充也没有。
甲午前一年，李鸿章为了备战，紧急上书皇帝请求拨款150万两银子购买两艘军舰，那是他参照北洋现有军舰的优缺点，亲自参与改进和设计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可翁同龢百般阻挠，终于被日本抢购，成为甲午海战中日军的绝对主力，其中之一就是击沉中国军舰最多的吉野号。
甲午海战一开始，翁同龢就鸡蛋里面挑骨头，纠结他的同党，弹劾中国海军最高指挥官丁汝昌，给李鸿章捣乱。翁同龢才不管什么祸乱军心、临阵换将的大忌，只要李鸿章难受了，他就高兴，哪怕是国难当头他也不忘与李鸿章斗气。丁汝昌在翁同龢无端指责和攻击中咬牙指挥战斗，自知战后翁同龢他们饶不过他，最后自杀，壮烈殉国，死了还被翁同龢泼了一身脏水。
甲午战败，翁同龢一点检讨自己的意思也没有，仍然我行我素，把责任全部推到李鸿章一人的身上，甚至力主杀李鸿章以谢国人。
翁同龢把李鸿章当成仇人，其实全是个人私怨，没什么道理。
咸丰八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他先是驻泰州，太平军攻来，他弃城逃到了寿州。
翁同书是个书生，一点江湖经验也没有，在寿州他被贼人苗霈霖所骗，杀了守城的功臣，让陈玉成夺取了寿州，而他力保的苗霈霖像吴棠和袁甲三预言的那样，毫无悬念地投了太平军，令皖北的局势迅速恶化，清军整个部署全部打乱。
曾国藩坐镇安庆担任前敌总指挥的皖北之战是清军与太平军大决战的前奏。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此消彼长的实力消耗，还关系到曾国藩能否抽出兵力去救援杭州危城里的王有龄，尤其是关系到江宁包围圈合龙的时间，因此非常关键，清军一定不能失了先手。
但就因为翁同书的弱智和失措，这个先手竟然就丢了。翁同书的过错直接导致杭州城无人救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第一次对江宁的战略大包围失败。所以，当时整个前线的统兵将领，包括曾国藩、吴棠、袁甲三、李续宜等人，强烈要求杀翁同书，以儆效尤。
丢城弃地，自毁长城，翁同书之罪确实该杀，换做当时任何一个督抚都难逃一死。但翁同书特殊，他的父亲翁心存是上书房总师傅，也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奕訢儿时的授业恩师，咸丰皇帝念及老师的情分，下不了手。
但曾国藩却心有不甘。他是前线总指挥，不杀翁同书，督抚守土有责就难以贯彻，大家都效法他，谁还拼命守城？尤其是前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跑，正躲在上海的租界里，不杀翁同书，以后就不能法办何桂清，如果让何桂清逃出生天，曾国藩死不瞑目。更何况王有龄尸骨未寒，外界都隐隐指责曾国藩见死不救。
就在这时，李鸿章自告奋勇，替老师给皇帝起草了一份奏折。李鸿章奏折中，最令人击节赞叹的是这几个字: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一下子堵死了皇帝放翁同书逃生之后路。翁同龢家里真正是门第鼎盛，一门四进士，后来又是父子两帝师，叔侄两状元，清贵得不得了。有了这句话，皇帝不得不判翁同书斩监侯。但翁心存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竟一命呜呼了。
其实这事翁家自己有问题，至少是乱了方寸，处理不当。翁同书其罪当诛，毋庸置疑。但皇帝判斩监侯，却是缓兵之计。
清朝的惯例，斩监侯的犯人，有一多半会在临刑前改判，毕竟杀人不是好事，皇帝也不愿意手里沾太多血。清廷的规矩，刑部判决死刑的犯人，最后在押赴刑场执行前都要经皇帝批准。
尤其是斩监侯，往往是把一年内积攒的死刑案在入冬时报皇帝一并批准，而皇帝往往比各省的臬司和巡抚宽泛，只要有一星半点的理由，皇帝都会活他一命。事后也证明，皇帝并没有要了翁同书的命，而是发配新疆，几年后又重新起复了他。
但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个没有经过风浪的书生，心理素质太差，斩监侯在他那里都受不了，急火攻心，竟然一命呜呼了。
翁同龢就此把他父亲的死归咎于李鸿章，与李鸿章结下血海深仇。李鸿章后来虽表面上与翁同龢针锋相对，但私下里嘱咐自己的子侄要与翁家多多来往，还借年节之际给翁同龢送过礼，但都无济于事。
其实真正想让翁同书死的是曾国藩，李鸿章不过是替老师代笔。可翁同龢就是这样，缺乏理性，为了给自己的悲壮情绪找个出口，就一股脑把仇恨记在李鸿章身上。
翁同龢一辈子只干过一件拿的出手的事，就是在他刑部侍郎任上，平反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这也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逻辑，因为这件事有道德高度，干了这件事可以获得好名声。
放在李鸿章身上，杨乃武一案估计不会翻案，当时的恭亲王奕訢和整个军机处就一直拖着，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想给杨乃武翻案。这不是说李鸿章和奕訢他们是一伙坏人，有意要将强权凌驾于司法之上，而是因为杨乃武案关系到西北平回乱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时左宗棠正在西征的关键时期，麾下的几万大军每天的消耗就指望着浙江和广东。而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浚、广东巡抚蒋益沣两人是左宗棠的心腹爱将，左宗棠把杨昌浚和蒋益沣放在浙江和广东，就是让他们为西征筹饷征粮。而当时杨昌浚的全副精力都放在西征的后勤保障上，哪有心思管杨乃武案那么小的一件事，下面的臬司怎么说，他就照转上去，所以才出了乱子。
试想，一边是一件普通的冤案，另一边是朝廷收复新疆的千年大计，孰重孰轻？
杨乃武案发以后，浙江官场，杨昌浚以下，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知府、知州、知县，一百多个官员被撤职充军，其中光是正省级的二品以上的大员就有二十多个。
浙江官场完全瘫痪了，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新任浙江巡抚梅启照虽然与湘军有些渊源，但他从未当过左宗棠的部下，与左宗棠配合上很不得力。有一段时间，西征大军甚至完全断了粮草。
公平地说，也不能全怪梅启照，他刚到任，两眼一抹黑，一边要设法物色人，填补被撤换的官员，一边还要照管西征粮草，真正是顾此失彼。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反倒是很轰动，但确确实实耽误了西北的军情，左宗棠那时正在和田追击阿古柏的儿子胡里，几万将士饿肚子，他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朝廷却只能装聋作哑。
其实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索绰罗宝鋆等人非常焦灼，他们很了解左宗棠的性格，生怕他像以往那样犯了倔驴脾气，就此闹意气摔耙子。他们表面上不动声色，私底下却手忙脚乱，除了让军机章京给左宗棠写信，好言安抚外，还让两宫太后出面，赏左宗棠“赐同进士出身”，明确表示朝廷要升他为大学士。
好在左宗棠有大局观，他毕竟是读书人出身，有古之大臣风范，虽然每天在辕门骂娘，但没有因此影响新疆的军务。
翁同龢则根本不会考虑后果，他只在意此事对他个人的名誉是不是有利，至于国家的损失，他不在乎。
与东林党人一样，翁同龢最喜欢结党，搞小团体，用“丧心病狂”形容都不过分。
晚清的清流是清代政治史上的特别景观。清流是由朝中的低级别的言官和御史组成，他们抨击朝政，批评时事，使最高决策者无法为所欲为，有一定的积极和进步意义。
早期的清流中，李鸿藻、张佩伦、张之洞、盛煜等人都有很正面的表现。他们那时没有什么帮派，只是嫉恶如仇，主张透明政治，反对腐败。张之洞还是一个五品小官司经局冼马时，曾以一支笔力挽狂澜，在午门护军案中劝得慈禧回头认错，很为世人称道。
但到了翁同龢掌朝政时，清流已经变成翁同龢私人的政治力量了。他们就像当初的东林党，以江苏人为主，帮亲不帮理，一味搅和，只要抓住李鸿章一点什么，群起而攻之。所谓帝党和后党之说，就是从这起。与帝党的声势浩大相比，后党几乎不存在，就是几个实权派督抚而已。
翁同龢组织的帝党人数众多。核心人物计有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张謇等。这些人的组成很有翁同龢特色，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光绪皇帝这边的，二是他的老乡。比如志锐是光绪珍妃的堂兄，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汪鸣銮和张謇是翁同龢的两江同乡。
张謇是状元，很有名。但他这个状元其实是翁同龢作弊给他弄的。翁同龢那时已经熬成了文坛大佬，光绪亲政后他多次担任会试和殿试主考官，他就利用这个身份为自己结党。
张謇此前已有文名，又是翁同龢的同乡，翁同龢就想把他取为状元，以此向他示好，让他为己所用。第一次闹了一个乌龙，本来想把张謇弄成状元却弄错了卷子，取了不相干的人。第二次，翁同龢干脆让人在张謇身边守着，一交卷就把卷子送给了翁同龢，翁同龢做好记号再按照规矩弥封。
等到阅卷时，他拿着张謇的卷子四处游说，给张謇拉票，最后如愿把张謇弄成了状元。张謇也投桃报李，成为翁同龢手下最得力的干将，甲午海战时，弹劾丁汝昌，战败后主张杀李鸿章等，张謇都是马前卒，积极而高调。
翁同龢在戊戌中主张变法，为此他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但他不见得是维新派，因为他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倾向，骨子里他非常传统，对于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他是从根本上反对的。
他之所以支持维新，主要是基于帮助光绪皇帝个人，所谓帮亲不帮理。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从光绪儿时起就负责皇帝的启蒙教育，因此他更看重维新能够更大限度地帮助皇帝掌控权力。对于光绪皇帝和他母亲慈禧太后关系的恶化，翁同龢要负很大责任。
晚清朝堂上有翁同龢这样一个人，既是光绪皇帝的不幸，也是他个人的不幸。
其实历朝历代都不乏翁同龢这样的人，关键是看当政者怎么用。遇到喜欢权谋的，很可能派他去反腐，给他一把道德尺子，让他去四处咬人，最后再灭了他平众怒。遇到开明的，应该让他去教书，当个社科院院长什么的，翁同龢做学问应该能有大前途。总之不能像光绪皇帝那样把他放在庙堂中枢，那会误大事的。
如果硬要正面评价翁同龢，他其实是个文化人。今天我们提起他，免不了提到他的书法，他办的书院什么的。但也就及此，不要深入下去。深入下去就很不堪了。
因为翁同龢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反面典型，读书人身上有了一堆坏毛病，读书人干坏事，就是翁同龢那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