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然是地多。

在地主看来，土地是一切。

为什么？因为有了土地以后，就可以通过土地来生钱。

有了土地，可以自己雇佣长工来耕种土地，获得的粮食归自己所有。

或者也可以将土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取一定的租子。

因为土地属于可再生资源，可以无穷无尽的赚钱。

而土地赚出来的钱又可以买新的土地，这样积少成多，慢慢做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土地的价格几千年来几乎是恒定的，不会出现商品那种贬值，也不会有货币的通货膨胀。

地主如果拿钱去做生意，就存在风险，搞不好连老本都赔光。

如果拿钱去放高利贷，前提你得有能力收回来，很多高利贷成为烂账。

就算搞成金银藏在家里，以前的土匪很多，搞不好来抢你一次，不但金银连性命都会送掉，

所以，土地其实是最保值最稳定的资产，就算土匪也没办法把土地抢走。

在以前，地主其实也没有什么钱，有了钱通常就拿去买土地。

摘录一段真实的周扒皮的经历：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

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变化，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

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地主和贫农的关系相当缓和，基本没有大的冲突。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在东北，土地多得是。地主有地，农民也有地。庄稼人只要肯卖力干活，不愁赚不出一份家业！

民国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3年后统计，复县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

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

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

2006年，王义帧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周春富老头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

我家族里有个二叔公太，解放后定为资本家地主。听我爷爷讲，二叔公太的爷爷是很穷的，是学徒出身，后来结婚后自己经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生意大了，有钱卖田地，到二叔太婆这代，由二叔婆天未亮就带几个儿媳妇和长工一齐下地干活，吃的也同长工一样，解放前有商铺两间，帮工学徒三人，有田约200亩，务农长工3人。解放后，评为资本家地主，商铺公私合营，儿子入了供销社，田地没收充公。到了60年代中，全家下放农村，并于80年代回城。回城时一无所有，无房无地。好在改苹开放，回城后，后代靠做小生意，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儿孙一代都在城中有商铺和楼房。这说明，富裕都是勤劳所至 ，另外由于祖世经商，都有经济头脑。白手也可以经商的。现在改革开放了，为什么还有很多贫穷的人。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就有是否勤俭的因素。你们认为是否有同感。以上是我的观点。

哈哈哈哈，解放前，我奶奶的爸爸就是大地主，唐山首富，同时也是当地最大的工商业主，民族资本家，家里有矿，有个石灰窑，在济南城里有很多房产出租。哈哈哈哈，大家不用羡慕我，解放时地分了，矿收了，到了57年石灰窑也公私合营了，67年房子收了。到了晚年，生活已经不能自给了，靠着奶奶的工资接济，穷困潦倒，勉强度日。我奶奶的爸爸，也就是我爸爸的姥爷，那我应该是称太姥爷。

好吧，我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大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吧。一个穷字，或许大家意外，觉得当地首富，有这么多产业，怎么可能穷呢，是真的很穷。大户人家是不分家的，一起吃大锅饭，顿顿清水煮白菜，菜里缺油少盐，吃不下去是吧，吃不下去就对了。各家关起门来去吃小灶，鱼呀，肉呀，都有了，吃大灶就是顿顿清水煮白菜，爱吃不吃。

家里管钱的就是我奶奶的妈妈，大太太，我奶奶是嫡长女，但是大太太没有儿子，太姥爷讨了小，生了儿子。我奶奶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关系很好，感情很深。但是大太太心里不得劲，非要拧着干，大户人家日常生活其实也很简朴，并没有大手大脚的，人口多，开销大，平常也是清汤寡水，维持一大家开支不易。太姥爷宠小，生儿子，就经常加肉菜，特殊关照，给小的夹菜，补身子，生女儿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大太太生气了，问题很严重，从此立下规矩，顿顿清水煮白菜，处处挤兑小的，反正就是不让好过，只是维持着不撕破脸，顾着体面。

大太太也就是我的太祖母，性格刚烈，眼中容不得沙子，但是也没法子呀，出点气可以，也不能做太过分，毕竟还要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于是，太祖母就把我奶奶叫来，你去读书吧，女孩子要读书，读了书有工作，自己挣钱，不用指望男人，没好东西。北方人重男轻女，太姥爷并不支持女儿去读书。太祖母开明，据理力争，用私房钱送我奶奶去读书了，教会学校，不用学费，非常清苦，我奶奶读书很勤奋，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济南师范学院，师范不用学费，还有生活补贴，毕业后做了高中教师，月入20大洋，自食其力，过得挺好。

后来，太姥爷给我奶奶介绍了我爷爷，相亲，我奶奶当时瞧不上我爷爷。因为那个年代，像我奶奶这样读了书的大家闺秀，眼界高了，首选都是要嫁理工科的海归留学生，实业报国的工程师。而我爷爷当时是公务员，铁路机关中层干部，吃皇粮，月入300大洋，一表人才，青年才俊，就这条件都瞧不上。这在当时确实是属于二流人才，不上眼。于是，太祖母就劝我奶奶应了这门亲事，自己没有生儿子，在这个家里地位已经很尴尬了，如果女儿再忤逆父亲，不应这门婚事，今后就更不好相处了。

于是奶奶就答应了，事实是选对了，我爷爷家境和我奶奶家相比是相差很大，但也是出生豪门大户的破落子弟。我爷爷的爸爸是个不争气的，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原本也是家境富庶的土豪劣绅，抽大烟，败光了家业。我爷爷是嫡长子，下面还有9个兄弟姐妹，家境贫寒，我爷爷的姑姑是大资本家的太太，有钱，没孩子，于是从小就把爷爷接到身边进行特别培养，4岁读书，练字，学的颜体，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不好就用沾水竹枝抽，抽的两手伤痕累累，有钱人家对子女教育是异常严酷的。我爷爷跟着姑姑吃小灶，顿顿鱼肉，而下面的兄弟姐妹跟着太爷爷过，吃大灶，顿顿吃糠咽菜。

我爷爷出头了，东吴大学的出身，一手好字，一表人才，当了公务员。那年代兴这个，东吴大学在当年是不亚于清华北大的名校，公务员的摇篮，后来搬去了台湾也仍然是出政要大员的名校。我爷爷身为长兄，用自己工资供养了9个弟妹读书，各个都是大学生，出国留学。当年铁路系统有8个高级铁路工程师，号称八大金刚，4个留德，4个留日，我家就占去了4个。我的四爷爷在20岁时成为清华大学史上最年轻教授，不幸的是不过两年就因病去世了，只留下3张照片。

抗战爆发时，我的八爷爷在南京医学院，师从德国名医，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小日本进城了，疯狂杀戮，八爷爷被堵在南京城里没逃出去，躲在医学院的地下室里，外面尸横遍野，人间炼狱，惶恐战栗，无心学业，生逢乱世，命如草芥。德国名医治学严谨，不许学生放弃学业，八爷爷每天深夜去外面街上背尸体，带回学校地下室解刨，继续完成学业。后来，八爷爷也成了名医，外科手术权威，南京医科大首席外科教授。

我奶奶的弟弟，还有我爷爷的弟弟妹妹，全都是大学生，后来经历非常坎坷曲折，在抗战时期就非常颠沛流离，经历生死劫难，建国时，我家亲戚有一半人被抓去了台湾，一半人留在大陆，受到新中国重用，后来也受了些委屈，再后来又受到国家重用，沧海桑田，几起几落。

这里要和大家说的是，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读书就要比不读书强的多。家里没有出大学生的地主，守财奴地主，很多都是当做土豪劣绅直接给咔嚓了。家里有出大学生的，有工商产业的，那就不一样了，这叫开明地主，民族资本家，争取对象，虽然也要改造，那就温和多了。大学生稀罕，国家正在用人之际，读过书的，在各行各业仍然是佼佼者，经历如此大的社会动荡，虽然也经历过极度穷困，各种运动，还是起来了，生活仍然是很富庶。

地主那点钱财根本不顶用，传不下去，直接败家了，子女都是大学生，根本就不在乎那点产业。在我家族里，有医生，名医，教师，教授，公务员，厅局级国家干部，铁路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建筑集团老总，甚至还有解放军高级军官，将军。我的爷爷奶奶，确实是打造了一个辉煌百年的大家族，读书真的是可以改变命运，什么家产都不要了，一样可以重新崛起。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从事比较好工作，有好前程，仍然是读书人。或许有很多穷人说只有富人才读得起书，观念要转变，富人读书也是很苦的，如果读不出来，再大家业，三代而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确实都是地主子弟，所受教育环境是非常严苛的，穷人家的孩子是由家族供出来的。现在好像是没有家族了，以前是有的，只要家族子弟中有读书天赋的都会供出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旧社会的地主，肯定是地多。

中国农民和地主都是长时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都明白土地的重要性。在那个土地可以肆意买卖（兼并）的年代，当然是土地越多越划算。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很多地主并非影视剧里所演，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往往会很省钱，然后拿来买更多的土地。

以前那些地主们动辄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地，是怎么来的？还不是一亩一亩的买回来的。所以先不管他们手段多么恶劣，如何如何剥削了，省钱买土地应该是事实。

再说说对地主的评价。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

所以，贫农长工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痛恨地主很正常。毕竟失去土地就失去了一切，而给地主家当雇农打长工，受欺负是必然的。

如果有人站在地主的角度看，又会得到不同的观点。比如地主也是一点一点努力才积攒的家业，地主也不是每天都大鱼大肉，地主为了省钱也很“抠”。而且，还有可能有地主人品不错，经常帮助雇农呢！

立场不同，结论不同。

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主不是一个人，而且一类人。

就像是“地域黑”一样，认定某一阶层全是好人或者全是坏人，是不合适的。地主当中有没有好人呢？当然有。

有些地主本身也是贫农出身，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积攒出的家业；有些地主心肠也很好，经常帮助穷人……但是，他们代表不了那些做坏事的地主。

客观来说，好地主毕竟是少数。

总之，靠着高利贷和剥削生存的地主阶层，对广大农民阶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容置疑。

我家解放前就是地主。和刚刚看到的帖子一样。我的祖辈是一点一点攒钱然后买地，慢慢的变成地主的。我们家是闯关东过来东北的。老祖宗一个老太太领俩儿子一个女儿落户到现在这地方的。听老辈子说。当初没黑没白的干活，几辈攒下的家业。不过人缘好，苦自己不苦长短工，谁家有难处也主动帮衬一下。我家在当地算有文化的大家，老辈子攒钱就让晚辈读书，就算当时胡子那么凶也只来过一次，当时我的祖太奶主持家业，告诉我祖太奶，要一些粮食，不要太多。我祖太奶也知道这帮胡子是谁。就说，三儿，没有吃的就过来，不许祸害堡子里的人。。。。我大太爷最有文化，当时在东北军里任职。后来我祖太爷不让干回家务农到解放后死的。在那些年里我家族没有被批斗过。村里人也没有一个忘了良心的。现在我们的家族也都分散到全国各地了。我是到东北的第九代。（老家潍坊候家庄，不知道现在叫什么）

欢迎打开历史宝藏。（约400字，阅读需2分）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土地和财富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中国古代长期都是农业社会，农业占社会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成分。

古代的国家为了管理方便，就大力支持农业的发展，不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有重农抑商之措施。

我们常说的“士农工商”四个传统时期的阶级成分，工商是排在最后的，可见古代商人地位之低下。

商鞅变法

因此在传统时期，人们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官，有了钱之后，还是会回到农业这条老路上，买田置地，“以末求财，以本守富”，故而土地是最重要的社会资产。

因此在旧社会，“地主”多半是“财主”。

地多、宅子大就是钱多，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

当然了，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个声音：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灾荒之年，颗粒无收，贫民饿死沟壑，地主家无余粮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地主，是靠自己辛辛苦苦勤劳节省，然后多买几块地，自身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就因为地多，被划为地主。

这就涉及一个怎么划分地主的定义问题，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说了，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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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那些地主有些是地多，有些是钱多。

拿我们镇上的三家大地主来讲：

1、一家被人称土地主，就是田多，纯粹靠种地赚钱的，他家是地主中比较穷的，一家人也都老实本分，没欺负过什么人，解放后挨了批斗，家产没收了，没什么生命危险。

2、一家是靠贩卖鸦片和药材起家的，这一户是三家中最有钱的，都传闻他们家是恶霸，还打黑枪害死过人命，这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喜欢玩摄影，女儿读过大学，在曾经的外交部门任过职。

解放前这一家人都跑掉了，听说是先到的香港后来定居美国了，这一家人要是不走怕是得枪毙。

3、还有一家是曾经出过举人，祖辈当过官，算是我们当地的文化人。他家住的院子比较气派，田也比普通人多，在县城有铺子，经济上比普通人好很多，当然解放后也挨批了，房子的一半被分给了穷人，也没什么生命危险。

以前的人很看重名声的，而且安土重迁，一个人做官再大再有钱也大多会在老家定居，地主也不例外啊，周围都是乡里乡亲的老熟人，他们要是作恶多端脸还要不要了？当然不排除一些恶霸地主，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地主也只是普通人，不会过分恶毒

我是乡间农夫，小时候老一辈的老人家经常说起地主的故事。

听老人家讲，地主有土地就要钱，在南方过去的地主老财。他们利用土地所有权，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旧社会中领主制经济下的一切大土地所有者，如旧社会亦称地主。为什么称地主呢？说明是土地多称地主。钱多不用于称地主，称资本家。

我再来谈谈大地主刘文彩故事，我从小学里开始就读到了刘文彩大地主的故事。

让人愤怒的是，刘文彩是民国期间一位大地主，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就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据说他做了很多剥削农民的故事。也因此在当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还娶了五房姨太太。但是这样一个人物，是人们眼中不赦罪恶的坏人，

解放后，刘文彩被树立成了恶霸地主的反面典型。

我给大家说说我姥爷的故事吧。我母亲今年六十八了，家里兄弟姊妹五人，母亲是最小的，与最小的哥相差十多岁，是姥爷原配过世后娶的我姥姥生的，上面有一个大姐四个哥，，姥爷在前清时，家里是农民，父母过世后，因年纪小受族里欺负，家产土地被族里侵占。姥爷一路要饭到北京城，靠给人当伙计维生，后来有点积蓄后自己做点小生意，闹义和团时，看准时机给大户人家做大车发了家，娶妻置下了家业，并回家乡买下了百八亩地和两套宅院，自家打理京城的生意，土地耕种和收获时请几个帮工。可到解放土改时划分成份要被划分成地主，幸运的是，我大姨是地下党，大舅抗战时是武工队，打日本受过伤，反扫荡腿被日本兵打瘸了，二舅参加革命也早，听母亲说有特殊贡献，每年有一个月疗养，配有一警卫和一保健医生。最后成分划成了中农，但京城的房产除了自住房其他的铺面房产全没收了，乡下的土地宅院也只给我大舅留了一套，其他的都归了公。算起来还是比较幸运的，躲过了后来的各种运动。那些被划分成地主的家庭就很可怜了，真正是家破人亡。

地主是地多叫地主，地是哪来的？恐怕各地不一样。我家是山东清末逃荒（好听点叫闯关东）来辽南的，靠海边近些。当时是我前五代太爷爷兄弟两人领着家小来的，半路分开一支。我们这一支到辽南现在住地时荒无人烟（原来朝鲜人居住过），但不得不说老祖会选地方，世外桃源类型的地貌。第四代兄弟四人，勤勤恳恳耕作开荒，积累大量土地。后来陆续有人逃荒过来，一些人就主动上门打工，或者自己开荒种地，当然还有游手好闲，不擅耕作经营的，过得不好。解放前我们家已是当地数得着的地主，也恩惠了不少人（甚至给打工的吃小米饭肉片，自己家吃咸菜，从没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地位）。后来兄弟四人分了家，土地改革时，因为在当地颇有声望，没有人去坏我们家，政府了解情况，给了个富农，后来也没遭什么罪。地主不见得是坏蛋，特别是东北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