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判死刑后可以找“宰白鸭”顶包,为何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

Answer 1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夏镇土豪刘八女杀人犯了死罪，同乡的张五哥顶替刘八女被判了斩刑，幸亏康熙及时赶到，查明了案情，张五哥才得以免死。

这里的张五哥就是宰白鸭，所谓宰白鸭，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犯罪后，花重金找无业游民或者贫寒子弟来顶死，贫寒子弟因为贪利而主动去送死，就像任人宰杀的白鸭。清朝诗人黄霁清曾写过一首《宰白鸭》来讽刺这种行为。

鸭羽何为离离褷，出生入死鸭不知。
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时。
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
官辟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徒头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
劝君牍慎画押，就中亦有能言鸭。

清代宰白鸭盛行于福建、广东两省，当时仅仅泉州和漳州两地，因宰白鸭而死的一年就有上百人。在清人陈其元所著的《庸闲斋笔记》就记录一个宰白鸭的案子。

说当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衙役抓到的凶手是为名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而死者竟然是一名年龄很大的彪形大汉。官员就心生疑问，审问少年，少年回答的十分流畅，又问了一遍，少年竟然一字不差的又复数了一遍。官员心里就明白了，这名少年是宰白鸭来顶死的。在官员的开导下，少年是开口说了实话，他果然是名白鸭。官员把案件发回重审，结果没两天，下属就把案件又报上来了，而犯人还是那名少年。少年说，他回到监狱后，衙役就对他严刑拷打，并且他的父母也到监狱来骂他，说卖他的钱已经花完了，你要是翻供，就一定会整死你。少年想了想，认罪也是死，不认罪也是死，那还是不给父母添乱，认罪好了。而那名官员见此情况，也就糊里糊涂的结案了。

Answer 2

话说清康熙年间有个叫方苞的人，他生于安徽桐城县，自幼聪明，读书很好，尤其擅长古文。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历史上留下很浓重的印记，开创了颇有名气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与刘大櫆和姚鼐合称桐城三祖。

按理说这么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书生应该和“宰白鸭”这种下作手段无关，可人间事就是这么搞笑，偏偏就是这老兄第一个把这套业务曝光的。

事情还得从康熙四十一年说起，那一年方苞给老兄戴名世的《南山集》作了一篇序，本来是就文人往来的戏作，方苞很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其实他在写序的时候就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戴名世是个翰林，他是混官场的！

混官场的人少不了构陷同僚，也少不了被同僚构陷，康熙五十年十月，戴名世被同僚给构陷了。都御史赵申乔参他“狂妄不谨”、“语多狂悖”，证据就是那本《南山集》，里面居然敢引用南明的年号，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就这样，码字儿不自审的戴名世被砍了脑袋，给他作序的方苞被扔进了监狱。要说方苞这老兄也有趣，进监狱了还继续写稿，蹲两年大狱写了不少东西，大约这老兄也跟吐槽机一样，生活潦倒，靠码字儿混饭吃吧！总之方苞的代表作中最有名的就是那片《狱中杂记》。

《狱中杂记》的好玩之处就是以一个书生的视角，好奇的观摩监狱中形形色色的古怪事，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家伙的名气太大，在监狱里没人虐待他，否则他也没心情写那玩意。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儿，方苞从来是不耻下问的，所以和一个老胥吏关系不错。

时间长了，这个老胥吏做啥坏事儿也就不背着他了，某日他亲眼目睹了一次“宰白鸭”的过程。那是兄弟两人把持公仓买卖官粮，这绝对比一般民间案件严重的多，所以压根没等秋后，直接判了个斩立决。

老胥吏找到这哥俩告诉他们：“给我千金，我能让你们活！”

那两兄弟也不傻，就问他到底用什么法子。老胥吏答：“这有什么难的？再写一篇案卷，什么都不用改，把案子最后那两个没亲戚的罪人换成你俩的名字就行了。”

老胥吏的同僚有点害怕：“死人能欺瞒，活人咋骗啊？这事要是漏了，咱俩全没命！”

老胥吏哈哈一笑：“我俩固然没命，上官就能跑了？最少是个丢官！你说他会不会替我们遮掩？”

最后这个家伙真的就这么做了，事情也真的成了，主官果然不敢多问。之后方苞又零散记载了很多类似找人顶包的例子，其中就包括花钱买个职业顶包的“白鸭”。

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狱中杂记》

其实找人顶包这种手段由来已久，只是清朝中后期变得公开化而已，说来也一点都不稀奇，古代的刑狱和案件侦破本就漏洞百出。而且在古代通常有限期破案一说，一定时间案子破不了捕快要被打屁股的，随手抓人定罪的事情都常有，这种首尾比较少的“宰白鸭”自然是大家都满意的第一选择喽。

Answer 3

我是水煮汗青，我来回答。

清朝出现的“宰白鸭”就是一种顶罪行为，而且所顶之罪是死罪！

这里的“白鸭”并非指白色的鸭子，而是指被拔去了羽毛，躺在肉案上的待宰鸭子。“宰白鸭”是指有钱人犯了人命案后，花钱找穷人来顶罪，而这位顶罪人就如同案板上的“白鸭”一般任人宰割。

宰白鸭现象其实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了，只是当时属于极个别现象，一直到乾隆年间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里面包含了许多复杂的问题。

出现宰白鸭现象的原因之一：封建社会的“父权”思想

经常听评书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么一句话：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为君王而死是“忠”，为父亲而死是“孝”，也就是在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影响下，“宰白鸭”现象出现了。

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姓陈的官员在福建泉州府的谳局任职。他在审理一起人命案的时候发现，凶手只是一名16岁的少年，但死者身上却有十多处刀伤，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人所为。

于是，这位陈大人专门提审了凶手，经过苦口婆心劝解，凶手终于说出实话：由于家里太穷，所以拿了富人的钱前来顶罪。

真相出来了， 陈大人将案件发回县里重审，但很快，这个案件又一次被提交上府，判决还是和原来一样！最后陈大人去衙门探望了那位16岁少年，问他为什么不肯说出实情？少年满脸泪水地说：“我感谢大人的大恩，但如果我翻供了，县里一定会对我施加酷刑，而且父母也会受到连累。既然如此，我不如得个孝子之名死去。”

由此可见，宰白鸭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其实是受害者的父母。在封建社会，子女就像是父母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甚至伤害。子女不管在什么情形下都要顺从父母，否则就是忤逆，而古代对忤逆都是大罪，一旦有父母状告子女忤逆，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一告一个准！

出现宰白鸭现象的原因之二：落后的律法制度

我们看过关于古代破案的影视作品，比如《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等等，感觉古代破案的手段也是非常高超。

其实在现实历史中，古代的破案手段还是很落后的。古代对于命案的处理通常是“以命抵命”，所以当命案发生以后，如果有人站出来抵命，这时候此人的口供往往比证物更加有力。

在宰白鸭过程中，富人花钱后一般会把整个案件的过程制成一份口供，让顶罪人背熟，而且一旦交易达成后，顶罪人就不可以再翻供。

当然这样并不代表他们可以瞒天过海，据《清实录》记载，道光年间就有官员向皇帝呈奏“宰白鸭”现象，当时皇帝非常气愤，下旨要求地方官员坚决杜决这样的不法行为。但是下面的官员要么收了黑钱，要么为保乌纱，都不肯认真去审查，最后只能任由这种现象蔓延。

结束语

“宰白鸭”现象不但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让真凶可以继续逍遥法外，令无辜的人含冤而死，这样的现象一直到清朝灭亡后才最终消失。

Answer 4

清朝郑板桥曾在担任潍县知县时，遇到过这样“宰白鸭”的情况。

1753年郑板桥刚刚上任，就接手了上一任知县留下的遗案，这是一个强奸杀人案，已经结案了，只需要他去监斩就可以了。

结果郑板桥监斩的恰逆天晚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是紧张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他觉得哪哪都不对。于是到了半夜时刻，他实在躺不下了，就起来决定连夜提审将斩的犯人。

等到犯人被压上来郑板桥一看，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就问他家住哪里，姓名年龄，离被害人家住多远。

凶手回答说他家在黄庄，名字叫王小三，今年刚刚十三岁，离被害人的家有五十里地。郑板桥又问他在家做什么活，凶手回务农。之后凶手交代了罪行，说他当天是去柳河走亲戚的，刚一进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姑娘长得贼好看，一下子就精虫上脑没控制住，就先奸后杀，以绝后患了。

郑板桥问他用什么凶器杀得？凶手说小刀。郑板桥又问他去亲戚家为什么带小刀。凶手又说为了好玩。之后郑板桥再问他怎么杀的，要把详细过程再重述一遍，结果凶手扔像背书一样，重说无误。

郑板桥看他说的话如背流水账，怀疑是替人戴罪，于是好言对他劝导。结果王小三没绷住，就被郑板桥给说动了，才说出实话。他说自己家中秦琼，母亲还是个哑巴，自己家兄弟九人，结果就剩下他大哥二哥还有他哥仨。

他们县里有一个叫陈富的花花公子，家里父亲是个大员外，整天仗着家里有钱到处为所欲为。哪天他是去寻花问柳的，途中发现柳员外的女儿长得好看，就上前调戏，结果遭到了谩骂。于是陈富强行奸污了她后又害怕告官，就用随身带的小刀将她杀害。

柳员外得知女儿惨死后，就盗县衙伸冤，要求捉拿凶手。陈富也比较害怕，听说了这事后就暗地寻找“替罪羊”。正好这天他碰上了王小三的爹王原中，王原中穷的叮当响，就鬼迷心窍要拿儿子换钱。

等王原中回家和老婆商量后，老婆是死活不同意，王小三挺孝顺，看到了之后就跪在地上要用自己换钱，给他两个哥哥娶媳妇，为王家续后。于是陈富就和王原中签了协定，用五百两银子买命。

王小三按照陈富编好的供词，带上小刀就去自首了。而审案的县官朱球也已经被陈家收买了，所以很快就给王小三定了死罪，决定近日问斩。

王小三还告诉郑板桥，他听村里老人说，只要为人顶罪下辈子就一定会变成富人，穷人穷怕了，都甘愿为人替死。这种事情，村里发生过多次了。民众叫做“白鸭”，被官府处死的就叫“宰白鸭”。

郑板桥反复核实后，上报给了刑部，最后才将陈富缉拿归案。而这之间升任知府的陈球还几次三番阻挠，陈富也派人去王小三的家里威胁他父亲，扬言要杀光他们全家。幸而郑板桥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劝说了王小三和他爹王原中，最终案件大白天下。

“宰白鸭”这样的案件在郑板桥时期也就是乾隆时期才开始出现，后来到了道光年间，仅在福建每年因“宰白鸭”而死的就不下百十起案件。

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穷人财迷心窍的原因，也有富人与官吏串通一气的原因。而这样的案件在案卷上也看不出丝毫的破绽，不了解的人根本无法断定那些是“宰白鸭”，哪些不是。

Answer 5

在中国历史上，“顶包”的案子比比皆是。封建社会没有民主监督制度，判案断案全凭“孔方兄”说话，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子到位，哪有那么多的包青天？顶包之人就是图钱，反正贱命一条，挣一笔银子，死也值了。

顶包这一现象在清朝被称为“宰白鸭”。简单来说就是有钱、有权的大户人家，犯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买贫寒子弟或者无业游民来顶罪，这些顶包之人，为了钱财而主动送死的行为，就像被人玩弄和宰割的鸭子，故称之为“宰白鸭”。

“宰白鸭”的现象最早出现在清乾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广州等富裕的沿海地区。到了道光年间，这种陋习有向内地蔓延的趋势，广西、江西、浙江、湖南、湖北都相继出现。

“宰白鸭”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他直接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性，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贫穷的人死于非命，这种“找死”的行为，有时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也不知道是死者的悲哀，还是官府的悲哀？

话说道光十五年九月（1835年），广州燕塘街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十三行的一个伙计被人杀死了。当地捕快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之夭夭，杵作对死者勘验了伤情，随后捕快把死者抬到了衙门，陈豪县太爷急忙升堂，马上布置了侦破此案的任务。

就在县太爷紧锣密鼓侦破时，案犯主动自首来了。陈县令一看是个身体单薄清清秀秀的少年，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外表看，这少年怎么也不像凶手。

既然案犯到案了，陈县令马上升堂会审，陈问案犯杀人动机，少年对答如流，一点也没有破绽。陈县令此时有点狐疑，他断案多年，案犯开始都是狡辩和推诿，而本案少年却一力承担责任，甚至要求陈县令早点执行死刑。

“这不合乎常理，”陈县令心中嘀咕道。我不妨再问一遍少年的供词，陈县令没有从头问起，而是从发案时间倒着问，结果露馅了，少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陈县令马上想到，案犯另有其人。这是提前有人教给他说的台词，可以说少年背的挺熟。

陈县令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他亲自查验了尸首，发现刀伤不是一个人所为，至少有三个人以上。并且刀伤的深度很深，几乎伤到了骨头，这力度也不是少年所能达到的。陈县令基本可以肯定，这少年是顶包的，也就是“宰白鸭”。

陈县令来到了关押少年的牢房，他直接揭穿了少年的伪装，可少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始终承认死者就是他杀的。陈县令苦口婆心的开导少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还年轻，大好时光还有一大把，好死不如赖活着。”慢慢的少年心动了，他哭了，哭的很伤心。

少年推翻了供词，承认自己是顶包之人。陈县令急忙上报了知府。第二天，少年解到了知府。

陈县令松了一口气，再次安排捕快缉拿真正的凶手，就是这时，海关总署王大人来见陈县令，寒暄过后，王大人拿出了2000两银子，希望陈县令不要再管这件案子了。原来这个案子是王大人之子干的，王大人的儿子贩卖鸦片的事被死者知道了，于是他和手下喽啰杀人灭口。

陈县令当场拒绝了贿赂，表示继续捉拿凶手，王大人临走狠狠的说，“小小七品芝麻官也想翻天”，咱们走着瞧！

过了半月左右，案子重新发了回来，罪犯还是那个少年，陈县令有些不解，少年不是承认自己是顶包的吗？

少年好像知道陈县令的疑问，他哽咽着说，到了知府我差点被知府大人打死，王大人的儿子里里外外都买通了，我如果翻供他们会活活打死我，折磨的我生不如死。陈大人，你就别管了，让我痛痛快快死了算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可留恋的。我翻供后，父母兄弟姐妹都骂我，家里收了王大人之子的钱早就花光了，我一死大家都满意了。陈大人，谢谢你的好意，我实在不能活着出去！还是让我死吧，大人的恩德来生再报！少年说完已泪流满面。陈大人默默的走出了牢房。

第二天，陈县令挂印而去。只见衙门公堂桌上留下了几个大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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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6

想要找宰白鸭顶包，自然是“不能”的，宰白鸭本身就不是正常审理途径，想要依靠宰白鸭顶包，自然需要暗地里悄悄的进行。

宰白鸭是什么？

宰白鸭就是清朝时期，某些敌方的土豪乡绅，凭借着庞大的家产，骄傲放纵，犯下了刑罚，找来那些贫寒子弟，或是受其要挟的人代替受罚，这些前来代替他们的人自然就是宰白鸭。

中国古代判处死刑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中国的国土面积这么大，每年需要处理的案件数目自然也就非常的多，而来审理案件的人大多都是一些地方官员，清朝时期的官员又腐败成风，宰白鸭现象自然就屡见不鲜了。

其实宰白鸭本来是从福建以及两广地区开始盛行的，当时的地方乡绅往往因为过度骄纵而发生聚众斗殴的事情，很容易就出现死人的现象，这些土豪乡绅自然不可能甘心受罚，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宰白鸭来顶包。

宰白鸭后来逐渐流行，全国范围内时不时的都会发生宰白鸭顶包的事情。

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清朝皇帝自然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多次发生的，但这种事情但凡发生，往往背后都有着极其隐秘的关系，即使皇帝想要动手，最终也是无法将所有宰白鸭事件处理掉的。

很多时候，地方的土豪乡绅会用重金收买宰白鸭顶包，有时候也会碰到清廉的官员希望严肃处理案件，但最终都不了了之，毕竟能被找来顶包的宰白鸭，大多都是为了利益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生命，即使有人想要为他们翻案，但他们已经完成了交易，如何会顺从主管官员找出真凶呢。

其实在清朝的某些典籍中，还曾经记载过宰白鸭冒名顶替的案件，全国每年因为宰白鸭而冤死的人数以百计。

在这些案件中，甚至还有一件曾经轰动了慈禧的宰白鸭事件。

传闻有一名强盗被收编为了衙役，借着衙役身份巧取豪夺，后来失手杀了人，便找来自家的侍从当宰白鸭，这件事被清廉的官员碰到了，决定找出真相，于是便一层层往上面传报，各级官员时不时的有判定侍从就是凶手的，这些都是同一个派系的，为了保下下面判了冤案的官员官官相护，最后传到了慈禧那里，才最终断了案，但曾经判了冤假错案的官员却没几个受到影响的。

由此也能看出，很多时候，不是统治者不愿意处决宰白鸭的案件，而是这里面牵扯太广泛了，各种派系之间因为利益盘根错节，根本不是轻易就能断案的。

许多清廉官员尚且如此，又何谈那些本来就不愿意多事，只喜欢收取贿赂的贪官污吏呢。

Answer 7

宰白鸭是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丑恶现象，这种情况在清朝时期最为严重，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宰白鸭

“宰白鸭”就是一些达官贵人或者乡绅富豪的家庭人员背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买一些贫苦子弟来代替真正的凶手认罪伏法。因为这些人是为利益而冒名代死，就好像是被人玩弄宰杀的鸭子，所以在民间被称之为“宰白鸭”。

宰白鸭这一现象最早盛行于乾隆时期的福建和广州一带，到了道光年间逐步扩展到了内陆地区。据史料记载，清朝后期仅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两地因为宰白鸭枉死的人就不下百人。

宰白鸭典型事件

《清代野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清光绪年间，河南地区盗匪横生，州县的府衙因此招募了很多胥吏。不过这些胥吏中有掺杂了很多盗匪，他们进入了府衙后，更是以双重身份堂而皇之入室抢劫。

其中有一个叫做胡体安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些胥吏中的佼佼者，经常以各种名义敛财贪赃，甚至后来发展到了入室抢劫。直到有一天他冲入了一名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抢劫，这一次对方是个硬茬，直接告到了河南巡抚的府衙。于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命令县衙务必抓住凶手。

对于巡抚指定的大案，县衙这边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侦破了，胡体安被擒拿归案。对于这种影响恶劣的事件，朝廷的判决结果是斩首示众。但是等到押解胡体安进入刑场时，这名“胡体安”大叫自己不是胡体安，自己叫做王树汶。这件事也惊动了涂宗瀛，于是他亲自审理这件事。

当把这名假的“胡体安”带到府衙时，涂宗瀛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胡体安”身材羸弱不堪，而且年龄也就只有十四五岁，他走在大街上，别人不抢劫他就算是不错了，他怎么可能会抢劫别人，这件事定然是一个宰白鸭事件。

经过询问，假的“胡体安”说出了真相，自己叫做王树汶，本来是胡体安的家童，有一天胡体安回家后要自己冒名顶替他。刚开始自己坚决不同意，于是一大群胥吏对着自己严刑拷打，之后告诉自己判刑也不会死，过几天就能把自己从牢里弄出来，最终被迫做了白鸭。结果竟然是判处了死刑，这才大声叫喊的。

涂宗瀛听后准备对王树汶的身份进行核实，命令手下寻找王树汶的父亲。这时审理过王树汶案件的官员写信给王树汶家乡的官员朱光第，希望不要把王树汶的父亲送去。不过朱光第为人正直，直言人命关天，最终把王树汶的父亲送到了府衙。

按说这件事但马上就水落石出了，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涂宗瀛从河南巡抚升任湖广总督，这件事改由新任的巡抚李鹤年审理。

李鹤年到任时，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全国，全天下都知道了王树汶是冤枉的。但是李鹤年为了保住手下审理此案的官僚，竟然联合串通说王树汶为从盗，按《大清律》中“盗不分首从，皆立斩”的规定，判处了王树汶死刑。

不过这件事难逃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在全国百姓的舆论压力下，朝廷又派人来复审此事，派来的官员收了一定的好处后，维持了李鹤年等人的判决。这件事在悠悠众口之下竟然如此草率，这时朝廷中不同的派系为了利益争斗出手了，上报给了慈禧，慈禧派了朝廷不同的派系审理。

最终案件水落石出后，王树汶无罪释放，不过审理案件的数名官员中，仅有一名知县和一名知府革职，其余人员只是象征性的处罚了一下。而逃跑的胡体安最终也是下落不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清朝吏治

以上这件屁大点的事令是从1879年审理到了1883年，共计用了近5年的时间，也因此可见清朝政府的腐败程度之深。

无独有偶，在清末学者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也记载过一件宰白鸭事件，当时冒名顶替的白鸭被陈其元的父亲陈鳌劝说翻供。结果半个月后这名白鸭又来顶替这个案件，并说自己的家人已经把钱财花光，而且身后的大户不依不饶，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只求一死。

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清末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有权有势的人干了违法的勾当，又不想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好当时的吏治腐败不堪，给了“宰白鸭”这种行为可趁之机，最终这种行为在腐朽的统治下迅速的蔓延。

Answer 8

宰白鸭是清朝的一种陋俗，指的是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在闹出人命时，花钱请人顶罪，来逃脱惩罚的一种现象。

顶罪者一般都是家境贫寒的人，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生命，如同白鸭一样任人宰割，故称之为白鸭。

（宰白鸭）

其实，宰白鸭的现象古来有之。

据《后汉书》记载，“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

短短一句话，道尽多少贫困家庭的辛酸泪！到了清朝，顶罪更是尤为普遍。有钱有势的人家，犯下命案只需要花钱消灾，而无辜百姓，为了赚钱却要成为刀下亡魂，实在令人唏嘘。

清朝嘉庆年间，就有这样一起案例。莱州知府张问陶，奉命审查凶犯王小山。在审问之时，王小山的供词相当熟练流畅，不像是真情吐露，倒像是背诵文章一般。

敏锐的张问陶觉察出其中必有蹊跷，便再三劝说他吐露实情。王小山最后承认，自己收下了当地富家公子屈培秋的两百两银子，才为他顶罪受罚。

（名吏张问陶）

宰白鸭现象最早出现在福建、广东一带，后来，浙江、江西等地也逐渐有了案例。

据《庸闲斋笔记》记载，“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

这还仅是福建一地。纵观全国，每年冤死之人不计其数。

为什么这种陋俗会如此普遍？其实答案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从古至今，要钱不要命者，大有人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被宰的白鸭都是社会上的底层人民，饥一顿饱一顿，穷困潦倒的。

卖自己一条命，就能换来几百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好几万人民币。有了这笔钱，家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忍饥挨饿，这样的诱惑让很多贫苦百姓甘愿付出生命。

（穷苦百姓）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当地的富豪乡绅势力庞大，只手遮天。找那些无业游民，贫苦百姓顶罪时，他们怎么敢不从？

从了，好歹还有钱拿。不从，轻则被毒打一顿，重则被活活打死。毕竟，哪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生死呢？

宰白鸭现象的猖獗，让道光皇帝一度震怒。他严厉要求打击这种现象，可是又谈何容易。首先，古代科技不发达，判案只能依据人们的口供。

在这种情况下，宰白鸭的现象很难被发现。有些糊涂县官，看到有人认罪，高兴地不得了，哪里还去管他说的是真是假？只要有个犯人交差就行了。

（县官审案）

其次，很多县官都与这些地方乡绅有利益勾结，收受了大笔贿赂，沆瀣一气，自然不会细查这些案件。就算有清廉的官员想查，顶罪者都已经认罪伏法了，又从何查起呢？只能不了了之了。在当时，宰白鸭现象可谓是屡禁不止。

郭光启曾作有《宰白鸭》诗一首，“白刃如霜初出匣，市上争看宰白鸭。宰白鸭，鸭何辜？青天在前不敢呼。”

这首诗便形象地描述了白鸭们含冤而死的痛苦，读起来令人痛惜不已。但是，责任究竟在谁那里？实在是很难说。是收买人命的乡绅，还是要钱不要命的百姓，亦或是糊涂的县官？

依我之见，怪来怪去，还是怪当时黑暗的社会，不给穷人留下活路。封建的统治，民不聊生，为了活命而卖命，为了家人而牺牲自己，可悲可叹，可怜可惜。

好在，今天我国法律已经完善，这种冤假错案也越来越少。宰白鸭，已随着封建社会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歪眼小史工作室

文：微隌

Answer 9

“宰白鸭”说白了就是一场交易，一场人命交易。

顶罪这样的事历代都有，“宰白鸭”是清朝时期出现的一种顶罪行为。有钱有势的乡绅士族，在犯了死罪的时候，因为不想死，就会花重金找穷苦人家的人或者无业游民顶罪。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天下因为没钱而过不下去的人家大有人在，所以愿意为了钱而牺牲家里一条性命的人也有不少。而主动去送死的人就如同被扒光了毛等死的“白鸭”一样任人宰割，且毫无怨言，“宰白鸭”之名就从此来。

“宰白鸭”现象 最早出现在康熙时期，流行于两广和福建地区，这些地区离京城遥远，天高皇帝远的，很多案件都是地方自己处理，官官相护、官员于富人之间关系亲密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要是遇到一些大案和重案，不判死刑都不行，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替死顶罪的行为。当时的穷苦人民一直就是被剥削的阶级，有的人家为了那些钱，很愿意将自己的家人推出去顶罪。

起初，这样的“宰白鸭”现象都是在偏远的地方悄悄进行，朝廷并不知情，但是逐渐地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类似现象。朝廷中官官相护现象是一直都有的，所以这样的现象朝廷中的很多官员也是都知情的。

据历史记载，慈禧太后也是知道“宰白鸭”事件的，曾经还有一个案子闹到了她面前，事情闹大了慈禧自然也要秉公处理，但是她并没有处置相关的官员，可能是因为牵扯之人过多，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在腐朽的封建时期，穷苦人的性命是不值一提的，很多人如果不顶罪而死的话，也可能会因为没钱而饿死、病死，所以对于“宰白鸭”事件百姓们就算是有怨言，也没办法申诉，富人们连死罪都可以左右，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所以那些被“宰”的“白鸭”，至死都不会说出真相，只要顶罪的人死了，木已成舟，结果也改变不了了，翻案也很难。

“宰白鸭”现象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不仅无视人权，也破坏了司法公正，真正的罪人逍遥法外活得自在，而那些顶罪的人只能喊冤且心甘情愿的死去。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