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蔡京名列《奸臣传》，可谓货真价实的奸臣。高俅在《宋史》中没有立传，事迹散落在其他的传记中。根据高俅生前的作为，虽然也有劣迹，但“大节不亏”，似乎不够奸臣条件。或者说，高俅的“奸臣”含量远远不及蔡京。然而，在《水浒传》中，这两人却恰好反转，高俅是十恶不赦的大奸臣。蔡京虽然也被当做奸臣刻画，却没有高俅坏。那么，历史上的高俅蔡京，与小说中的形象有哪些不一样之处呢？
以施耐庵的说法，高俅就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等样人自然不会干什么好事了。所以，“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虽然如此，高俅倒也没有干过什么十分恶劣的坏事，只是帮着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干那些风花雪月的勾当。因为这件事情，高俅的父亲却到衙门告了自己儿子一状。因为父亲告儿子，事情就被放大了，开封府便将高俅脊杖二十，驱逐出城。可见，高俅年少时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只是因为做了“浮浪”之事而已。
施耐庵这样写，原因还是没有历史凭据的缘故，因要为后文做铺垫，所以，才有这样的文学虚构。《挥塵后录》中记载，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高俅为苏东坡小吏。后来，苏东坡把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王诜。这天，端王赵佶在早朝时问王诜借篦刀整理头发，看中了那把精致的篦刀。小王都太尉便说，这样的篦刀刚刚做了两把，还有一把未用，晚上让人送过来。
小王都太尉所遣之人，正是高俅。于是，便发生了《水浒传》中的故事，高俅因蹴鞠功夫了得，被端王留下。几个月后，端王继承皇位，是为宋徽宗。
《挥塵后录》继续说：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宋徽宗登位后，高俅很快得到升迁，职位超过了同僚。高俅升官速度很快，大概引起了同僚的不满。于是，宋徽宗说：“你们有高俅那样高超的球技吗？”当然，宋徽宗所说的“脚迹”并不一定指的就是蹴鞠，而是高俅具备其他人没有的履历。
《挥塵后录》为后人辑录的史料，也难免自相矛盾之处。这部典籍同时说：“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高俅并不是《水浒传》所写的那样，一夜之间就升到了殿帅府太尉，而是经历了二十年的磨砺，才坐到殿前司这个位置上的。这样的“脚迹”，大概是很多大臣所没有的。
至于施耐庵说，高俅的父亲曾经将他告到了开封府，估计也是没有的事。《挥塵后录》中，提到了高俅父亲的事情，是这样讲的：“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進士，直赴殿試，后登八座。子姪皆郎，潛延閣恩倖无比。”高俅的父亲叫高敦，因高俅而重新做了节度使。哥哥高伸与因此得到直接参加殿试的机会，高中进士。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件事情在高俅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蔡京则更是如此，一人得势，他的几个儿子蔡攸做到了领枢密院事，担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蔡翛则做了礼部侍郎、镇江留守，其余如蔡眦、蔡袺等都在朝为官。蔡钘做了宋徽宗的驸马，蔡鋆是杭州知府，据说，被义士武松所杀。仅以此相比，蔡京的奸臣含量远比高俅要大。
由此观之，施耐庵虽然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但基本事实还是有史料可查的。
高俅知恩图报，大节不亏
北宋末期，吏治腐败，高俅、蔡京等发迹，惠及家人，《水浒传》对此也做了深刻的揭露。比如，高唐州太守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大名府留守梁世杰、江州知府蔡九，等等。这样的文笔，则是施耐庵对宋徽宗的抨击，同时，也把高俅、蔡京列入了奸臣行列。
高俅的升官是因为蹴鞠，蔡京的得道，却与高俅很有点相似。《宋史·奸臣传·蔡京》中说：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是熙宁三年进士，担任过钱塘尉、推官，起居郎等不大不小的官职。宋徽宗继位后，蔡京出任江宁知府。徽宗喜好书法，命童贯四处收集名人字画。蔡京投其所好，把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都献给了童贯，并在其中评点，夹带自己的观点。
“童贯凡所书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谕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这便是《宋史》中记载的蔡京通过投宋徽宗所好，一步步位极人臣的过程。
高俅虽然也是因为一技之长得到玩乐皇帝的赏识，但却曾为“使相”，在西北将领刘仲武帐下为监军。童贯、刘仲武在边境打了不少胜仗，高俅此时也在军中，应当立有边功。后来，高俅极力推荐刘仲武的儿子刘錡，算是对刘仲武的报答。高俅其实也没看错人，刘錡后来成为南宋抗金名将，《宋史》称他与张浚、岳飞、韩世忠齐名。
高俅最后能成为殿前三司统领禁军，大约与其边境建功有关。而高俅做了高官后，不忘苏东坡的举荐之恩，经常照顾他的家人。《挥塵后录》说：“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給养，问卹甚勤。”
高俅对待刘仲武、苏轼的家人，是其知恩图报，这样的为人，也大有可以称道之处。
蔡京则不然，《宋史》说他：“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从这一点看，蔡京比高俅坏得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奸臣。
靖康元年，童贯、蔡攸、蔡翛策划宋徽宗南渡复辟，命高俅率领三千禁军随同南下，镇守泗州断后，阻止朝廷追击。“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於牖下。”
《纪事本末》中说，宋徽宗到了南京，便不愿意前行。童贯命放箭射杀御驾卫士，裹挟徽宗渡过淮河，继续南奔。
高俅父子兄弟在傍，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侧，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愤。
这部典籍称其他人为“贼”，高俅却不在此列。可见，历史上也多有对高俅正面评价者。
高俅没有继续追随宋徽宗复辟，而是托病返回了汴京。大约是高俅回京，宋钦宗得知了太上皇的复辟阴谋，立即采取措施，诛杀了童贯、蔡攸、蔡翛、梁师成等人，高俅则在靖康元年时，病死在家中。史家评说高俅“大节不亏”，应当与此有关。
宋徽宗让位后，蔡京立即被谪贬。而他的儿子们却为了挽救蔡氏集团，策动道君皇帝复辟，引发帝争，在金兵大举南下之际，分裂朝廷，可谓十足的乱臣贼子。
高俅在《水浒传》中的表现
《水浒传》头号奸臣无疑就是高俅，此人一做大官，便开始陷害忠良，王进、林冲两大禁军教头都被他逼走。
蔡京的之奸，施耐庵以“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进行了抨击。据《大宋宣和遗事》说：
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
施耐庵据此记载，写了“智取生辰纲”这个精彩的故事，引发了梁山好汉大聚义。而在此前，又以杨志的故事，隐喻“花石纲”事，这件害民之事，也与蔡京怂恿宋徽宗极尽享乐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宋史·奸臣传·蔡京》没有提到生辰纲这件事，但却说蔡京“既贵而贪益甚，已受仆射奉，复创取司空寄禄钱，如粟、豆、柴薪与傔从粮赐如故，时皆折支，亦悉从贞给，但入熟状奏行，帝不知也。”
高俅也有贪婪的记载，《靖康要录》说，高俅借禁军营私，“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
高俅虽然没有正史传记，但却可以从很多史料中找到他的历史遗迹。《靖康要录》的这段记载，大概也是施耐庵把高俅写得很坏的一大缘故。
同时，有观点称，高俅管辖着禁军，却不操练部队，在军中大搞文娱仪仗以取悦皇帝，导致战斗力下降。这样的军队在后来的汴京保卫战中不堪一击，高俅也是导致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这一点看，高俅便是铁杆奸臣了。
不过，按照北宋后期的军事体制，高俅是没有禁军调配权的，能够调动军队的，是枢密院。所以，高俅不可能调动军队保卫京师。而《水浒传》中所号称的八十万禁军，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可能有的事情。王安石变法后，为了节省军费，禁军被裁减了至少一半，而且，很多部队都被分派到各地，或者戍边。童贯裹挟宋徽宗南渡时，高俅手下也就三千兵马，还得受到童贯的节制和指挥。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中，讲了一件高俅调兵的事情。当时，为了给高廉报仇，高俅选呼延灼为将，“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韬、彭玘，火速赴京。”后来，还有会同枢密院一起商议军机。调兵马得通过枢密院，发兵也要这个军事最高机关同意。
而且，禁军比较分散，将领手中并无多少兵力。靖康元年正月，“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督泾原、秦凤兵入援。”这支勤王援兵有多少人马呢？三千！
《水浒传》中，讲到祝家庄、曾头市拥有私家武装，这便是北宋当时军事建制的真实反映。除了禁军、厢军外，大量的征用乡兵、番兵作为军事补充力量，参与戍边、御敌等军事行动。这些私家武装，最终演变成“某家军”，严重威胁到了王朝的安全。童贯挟徽宗南渡时，便拥有几万属于自己的部队“胜捷军”。这也是宋高宗斩杀抗金大将，夺回兵权的重要原因。
因而，让高俅承担靖康之难的责任，似乎不太公允。
《水浒传》暗中赞了蔡京
蔡京在正史上比高俅坏很多，但在《水浒传》中却比高俅好得多。怎么讲？
晁盖带领人马下江洲救人，黑旋风李逵一路砍杀，伤了无数百姓。梁山人马撤退后，蔡九知府便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现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
病大虫薛永打探消息，给宋江报告了这件事情。还说，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
这是明显在为蔡九知府辩解，施耐庵非但没有黑蔡京的这个儿子，还把他立即清理死伤官军百姓，迅速申奏朝廷的事情特地点了一笔。在吴用打破大名府时，施耐庵再次写到了相似的情况。
吴用带兵打破了大名府，梁山好汉进城后，吴军师派了两路人马去杀梁中书、王太守的一门良贱。战斗结束后，梁中书回到家中，发现一家人死伤殆尽。书中却并没有过多描写梁中书为此伤心，而是“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
战后立即做善后工作，很快统计了伤亡人数，还特地把百姓的伤亡情况摆在优先地位，这与梁山泊的滥杀无辜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施耐庵为什么这么写呢？
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反映北宋熙宁以来的党争历史。书中的高俅是新党，蔡京则是旧党。虽然，蔡京掌控朝政后，打着新党的旗号搞阴谋祸乱朝政。但是，蔡京当政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社会救助制度。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制为古代所罕见，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等遍及全国各地，惠及民众。在蔡京手上，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其成果远超历朝历代。
上面讲到的《水浒传》中的两则故事，便是蔡京推行社会救济制度的反映。梁山打下的其他州府，施耐庵便无此一笔。
施耐庵著书尊重历史，评价人物比较客观。虽然高俅比蔡京还坏，却是因为高俅更多的事迹并不见诸历史，文学虚构的空间很大。蔡京却因为有此亮点，施耐庵暗中点赞，也是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了这个大奸臣。
可惜的是，《水浒传》仅是一个残本，高俅、蔡京在七十回后还有没有故事呢？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我想，以施耐庵严谨的创作态度，肯定也会基本遵循历史，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结局。
正如上面几处所提到的高俅、蔡京的事迹那样，公元1126年，高俅在汴京家中去世。因为他没有继续参与宋徽宗复辟，得以全身而退。蔡京则在同一年作为“六贼”之首，被宋钦宗“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
《水浒传》中，以宋江在九天玄女庙见到“二龙戏水”的细节，隐喻了宋徽宗镇江复辟的历史。那么，从泗州托病而回的高俅，是不是也会被施耐庵据实写进书中，从而反转了这个人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