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跟中原王朝的衰落是交替进行的。
第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之所以会一直存在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政权的冲突问题，主要是由地缘环境和文化特性共同决定的。
地缘环境方面，北方蒙古高原降水稀少、土地贫瘠，又缺少像长江黄河一样的大江大河，因此农业极其不发达，那里的人们只能发展生产力低下的畜牧业，生活条件恶劣。
而中原地带却恰恰相反，那里气候宜人，耕地众多，百姓生活富足，出于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北方游牧民族势必要持续南下劫掠甚至是侵占。
文化特性方面，游牧民族或者逐草而居、四海为家的畜牧生活，对待领土扩张态度开放，而中原农耕政权则在农业生活的影响下自给自足、安土重迁，尤其是统治阶层，他们对外来族群较为封闭，长城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在地缘环境和文化特性的差异下，游牧民族与封建的农耕政权势必要持续产生冲突。
第二，在南北存在持续冲突的内在动机的基础上，文明的辐射和中原王朝的周期性衰落，则给了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崛起的力量。
文明的辐射就是指中原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随着民间交流和军事活动而传播到蒙古高原，让本来落后的游牧民族变得极为强大，比如汉武帝时期匈奴还是茹毛饮血、没有冶铁技术的落后民族，而宋太祖面对的大辽已经是奉行农业和畜牧业双轨制、拥有大批铁甲骑兵的北方强权，而宋理宗所面对的蒙古，由于在长期的征伐过程中掳获了大量工匠，更是一支军事科技爆表的作战力量，再加之其独有的机动性，使得在对阵中原军队时占有优势。
中原王朝的周期性衰落与封建社会独有的土地兼并有关，简单来说，就是封建王朝靠向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收税维持运行，而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贵族，一般都会通过找关系偷税漏税，同时他们又会通过各种手段兼并自耕农手中的土地，于是交税的自耕农越来越少，不交税的大地主越来越多，国家税收自然会减少，只能通过向自耕农加派税种或提高税率，有些自耕农因为不堪税负，只能卖掉土地给地主打工，沦为“佃农”，于是交税的土地更少，这种循环到达极限值，最终会有大批自耕农和失去土地的佃农起义，推翻旧的土地分配格局，建立新的王朝，新王朝形成新的土地利益集团，则会继续这个循环，这就是中原王朝的周期性衰落。
而一旦中原王朝陷入内乱，顾不上对北方威胁的打压，游牧民族便有了崛起的机会。比如匈奴崛起于战国乱世，鲜卑崛起于五胡十六国，突厥崛起于南北朝的分裂，契丹崛起于五代十国，女真、蒙古崛起于宋辽和宋金对峙，后金则崛起于明末内乱。
总的来说，中原农耕政权的保守和排他性，以及北方恶劣的生存条件，为游牧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动机，而文明的辐射和中原王朝的衰落，则给其崛起提供了力量和机遇，这就是游牧民族能够一次又一次崛起的原因。当然，以上分析仅仅局限在冷兵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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