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四野大军奉命自平津南下武汉时，有一个主力师并未出动，而是被高层点名留下来担任卫戍北平的任务，它就是第47军160师，奉命改番号为第207师进驻北平城内，同时调来了在延安时期就做保卫工作的吴烈担任师长，这也就是后来的公安军中央纵队第1师。为什么选择该师呢？因为这支部队的15000余人，都是清一色的牡丹江地区翻身农民，俘虏兵成分几乎没有，所以纯洁可靠。
（开国少将吴烈）
解放前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超过全国比例的80%，这就意味着最广大的兵源肯定出自农村，尤其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蒋军控制着松花江以南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因此东北野战军的兵源补充和二线兵团建设，主要征召对象就是农民。既然部队中农村兵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兵，那么战场伤亡的数量自然也远高于后者，这是由当时的实际人口情况决定的。
东野在战争初期的兵源补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蒋军的俘虏兵，经过简单教育后补入部队（其实大部分也是农民）；二是在地方农民中招收新战士。不过当时根据地建设还没有做好，所以两部分比例差不许多。但是东野很快就发现了严重问题：蒋军俘虏兵虽然军事技术较好，拉过来就能作战，但他们受反动教育也深（东北的蒋军大多是嫡系精锐），骨子里看不起我军并且不服管教，在战场上经常发生问题。
（二纵5师师长钟伟）
众所周知，当时我军还没有取得战略优势，双方处于拉锯战当中，比如1947年夏季战役结束后，第二纵队就曾经汇报，该纵5师曾经在怀德补充了800名俘虏兵，结果很快就有一半开了小差，部分士兵还逃回了四平，反而向敌人泄露了我军的情况。而4师补充了1200名，居然有打死老战士携枪逃跑的情况，所以各部队对俘虏兵确实很头疼，都要求补充更好的新兵。
罗帅为此专门主抓这一工作，因为问题已经带有普遍性了：单靠俘虏兵补充部队，是不能保证战斗力的，随着战争的深入，从延安、山东和苏北来的老战士越打越少，俘虏处分越来越多，部队的素质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他特别指出，要想使东北野战军在短期内得到大发展，还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贫苦农民中征收新战士，这才是我军发展的根本方向。
（罗荣恒元帅）
我军“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本战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实际情况，都意味着我军必然占有着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而非城市，而东北野战军得以顺利招收大批农民战士的最关键因素，则得益于“土改”政策的巨大成功，翻身农民愿意拿起武器保卫土改成果，这是当时城市居民完全不具备的觉悟，也是我军战士和蒋军士兵打仗目的根本区别。
1947年7月，罗帅经过反复考虑，建议组建二线兵团：组建办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和少数工人入伍，再抽调一批主力或者地方部队的干部战士为骨干，不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过程，而是直接编成“独立团”。按照指示，每个独立团定额2500人，第一期组建40个独立团共10万人的二线兵团，到10月初各军区实际成立了48个独立团，并且由于军工生产任务较重，主要兵源仍然是农民。
（公安军战士）
到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军区共编成和训练了189个独立团，指战员总数422072人，从数量很容易看出当时东北野战军成分比例。农民分了土地，打心里拥护我军，并且因为连打胜仗，我军威望亦空前提高，大批青年农民要求参军，一个镇（区）能动员2000到3000人，一个县能动员10000多人，比如第二期独立团建设时，松江省参军农民多达57000人。
农村兵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能吃苦，文化程度很低但执行命令坚决，其实恐怕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以东北野战军为例，即可了然，当时的我军部队成分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兵，占比应该超过了90%。既然如此，在战斗中出现伤亡时，农村兵的牺牲比例就肯定远高于城市兵，基数在那摆着的呢，而不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伤亡69000余人，按照刚才的比例介绍，其中的60000人以上都是农村兵，即便是东北全境解放后，仍然组建了21个独立团，因为东野主力入关后，保卫胜利果实、剿匪和治安，仍需要相当数量的部队。
这21个独立团的农村兵比例就不那么高了，因为所有城市也已解放，但是这批部队没有南下，而是编入了东北军区所属的六个师中。
（东北野战军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