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作者是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是一本极其畅销的历史专著。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叫做“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译过来就是“1587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年份”。
在书中第一章《万历皇帝》的开头,作者写道:“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万历十五年这么平淡,这么无关紧要,为什么要将这一年当成一个主题来书写,而且还获得如此称赞呢?而这就是本书的精彩绝妙之处,也正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1. 失败的拐点总是隐藏在平淡的细节中
雪崩之前最后一片雪花,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都不是失败的原因。
《红楼梦》中贾府的衰败,从建造大观园的极尽奢华便开始显现出端倪。最后的结局,也并不是因为抄家,而是从抄检大观园时,贾府走向下沉失败的路便已然开始了。
事物兴盛衰亡的命运之路,都是在平淡的细节中,悄不声息地做出方向的改变,我们无法察觉,也必须随波逐流。
万历十五年,没有外部入侵,没有内部暴乱,排除一切干扰因素,依旧可以看到大明王朝政治管理体制的失能,庞大的朝廷体制逐渐走向停摆的边缘,成为一潭死水。33年后,1620年,万历帝病逝;再24年后,1644年,明朝灭亡。
2.少数个别人的努力,改变不了历史的流向
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选取了六个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横截面,来看大明王朝衰败的大势所趋。行政首脑张居正和申时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军事将领戚继光,还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贽。这六个人来自不同领域,都身居高位,但最后都是悲剧性收场。
万历帝登基时,明朝已显现出颓势,财政倒退,经济赤字严重,农业税收急速下降。官员数量膨胀冗余。当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后,便开始改革。主要是管控土地,还有整顿官吏。
清醒的人在一群装睡的人群中,总是显得格格不入。钱穆先生曾说过,张居正放在汉唐,那是一个好宰相。但明朝不需要宰相。
张居正在世时,改革还能取得些许成绩,但是人亡政息,张居正死后,家族被清算,儿子被迫自杀。
在他之后的申时行,充分看到了前任的教训,充当和事佬,佛系办事,但是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最后千夫所指,黯然退场。
再来看,万历皇帝朱翊钧,既不能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太子,也不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政治意识被文官集团绑架,最后不得不以28年不上朝作为反抗。
军事将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末去世,他曾经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因重文抑武,被文人排挤,后因为张居正被文官集团清算,而受到牵连,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最后对于他的去世,朝廷一点也没有反应,更没有记录。
当来自各个阶层的人都深感无力时,那说明朝廷政治体制腐坏了,历史的洪流朝着失败而去,而且奔流不回头。
3. 真正的大历史观要着眼于全局
黄仁宇先生倡导“大历史观”,他认为真正的历史进程不是靠着偶然,具体,特殊,孤立的事件和人物,而是要发现事物和人物内在的规律和联系。
所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看似平淡,发生的也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如果这些小事放在大的历史空间下,联系起前因和后果,你会发现,当时的明朝已经陷入到了困境中。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最后的一段话,更能体现出他的“大历史观”。
“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成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