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1878-1947），与鲁迅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独守空房30年，鲁迅死后又孤独地生活了11年，最终在孤独凄苦中去世。如果说她的不幸是“命该如此”，那么世人的幸与不幸运都可以用“命”来解释了，人生成败都交给“命”好了。
朱安的悲剧，与所谓的“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封建教育、封建婚姻制造的不幸者之一，是封建礼教“吃人”的一个例子。尽管她名义上的丈夫鲁迅猛烈地抨击这种“吃人”的礼教，却没有能力把她解救出来。
朱安是绍兴城内丁家弄住宅人，娘家家道殷实，祖上还有人做过县令，与周家算是门当户对。1901年，鲁迅的母亲鲁瑞听说朱家小姐朱安顺从听话，就急忙到朱家求亲。这样，由双方父母做主，朱安和鲁迅订了婚，这一年鲁迅20岁，朱安22岁。按当时习俗，鲁迅如果不是因为家道中落，是不会这么晚才订婚的。
鲁迅是孝子，当母亲把给他订婚的消息通知他后，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提出要求女方“放大脚”“要识字”。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朱安从小就被裹了小脚，而且依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也没有读过书。鲁迅提的要求并不过分，鲁瑞就是听了儿子的劝告，不仅放了脚，而且识字，还喜欢读报纸、看小说。
1906年6月，鲁瑞架不住朱家的一催再催，以自己生病为由，把鲁迅从日本骗回来，让他与朱安成亲。鲁迅回来才知道，朱安没有放脚，也没有学认字。因此，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我大哥的失望是难以形容的。”为了不让母亲为难，鲁迅还是与朱安行礼如仪，成了亲。亲友们贺喜时，鲁迅回答说：“是我娘娶（儿）媳妇。”后来，他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不知道的。”
新婚的鲁迅拒绝与朱安同房，婚礼四天后就回日本去了。1910年，鲁迅回国后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与朱安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人仍旧形同陌路。鲁瑞回忆说：“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鲁瑞想弥合儿子和儿媳之间的鸿沟。她问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鲁瑞问怎么谈不来，鲁迅说：“和她谈话没味道，她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例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全中国都没有，她怎么吃得到？谈话不是对手，不如不谈……鲁瑞听完儿子的解释，也无话可说了，只好任凭儿子的婚姻那样持续下去。
1912年，鲁迅到民国教育部任职。在北京，鲁迅独自一人住在绍兴会馆，朱安留在老家侍奉婆婆。1919年，鲁迅买下北京八道湾81号的房子，回家卖掉家中老屋，接母亲鲁瑞和朱安到北京定居。他的散文《故乡》就是讲的这件事儿，可是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朱安。此后7年，鲁迅与朱安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口锅里吃饭，相互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丝毫改善。1926年，鲁迅与许广平南下。此后，到鲁迅去世，十年间他只在两次回北京探望母亲时见过朱安。
从1906年结婚到1936年鲁迅去世，两人这种奇特的“婚姻关系”保持了30年。鲁迅虽然不厌嫌朱安，但还是按照旧道德的要求，尽力扮演好“朱家姑爷”的角色。比如朱安娘家遇到困难时，他会寄钱予以资助；朱安的侄子要找工作，他会帮忙；朱家也常给鲁迅家寄一些绍兴的土特产，两家的亲戚关系还是过得去的。但对朱安，鲁迅只把她视为母亲的“礼物”。
（二）朱安：我也是鲁迅的一件遗物
朱安早年的情况，留下来的不多。1948年3月24日，北平《新民报》以《鲁迅夫人》为题，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附有一篇出自“森君”之手的“朱安小传”，用文言文写成，其中写道：朱安的父亲“精刑名之学”，可能是一位“绍兴师爷”。朱安“工女红，守礼法”，“以女子无才为德”。从这些记述推断，朱安是受的正统的“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养成了温顺软弱的性格。
朱安迁居北京后，鲁迅已是名作家，交往面扩大。俞芳是鲁迅同乡朋友俞英崖的二女儿，与鲁迅一家交往比较多，记录了不少朱安的情况。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迁出八道湾11号的住所，暂住到砖塔胡同61号，与俞芳姐妹租成了邻居，当时俞芳还是个12岁的小女孩。俞家姐妹和鲁迅夫妇相处很好，1924年鲁迅搬到西三条21号后，两家人还经常来往，俞芳称鲁迅为“大先生”，称朱安为“大师母”。鲁迅离开北京后，从1930年2月开始，19岁的俞芳开始为朱安婆媳代笔给鲁迅写信，并帮助朱安记录家庭账目，直到1935年俞芳去杭州教书。
在俞芳印象中，朱安是这个样子：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形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略突出，看似带几分病容，眼睛不大有神且有些下陷，脚缠得很小，打扮比较老式，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比鲁迅的母亲还衰老，给人“未老先衰”的感觉。因此，俞家姐妹起初都不敢与她接近。
过了一段时间，朱安与俞家姐妹熟悉起来。俞芳发现，朱安为人很善良，对鲁迅很尊重，但在鲁迅面前有严重的自卑感，对鲁迅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鲁迅生病时，会变着法做鲁迅爱吃的饭菜，但她自己却不吃好菜。一年冬天，朱安给鲁迅做了新棉裤，放到鲁迅床上，但鲁迅拒绝穿。朱安还私下托鲁迅的学生孙伏圆劝鲁迅穿上，免得冻着，但依然无效。
朱安和俞芳谈过几次心里话，给俞芳留下较深的印象。一次，朱安告诉俞芳，鲁迅搬离八道湾11号的时候，曾问自己是留在八道湾的房子里，还是回绍兴娘家，如果回娘家，鲁迅会按月寄给生活费。朱安想了一下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指婆婆鲁瑞）迟早也跟你过去，我独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再说婶婶是日本人（指周作人和周建人的日本妻子），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娘家我也不愿去。再说你搬到砖塔胡同，总要有人替你做饭、洗衣、缝补、扫地啊，这些我能做，我要和你搬过去。就这样，朱安跟着鲁迅到了砖塔胡同的家。
鲁迅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后，给母亲鲁瑞寄来照片并报知这个消息。鲁瑞自然很高兴，在场的俞芳偷眼看朱安，发现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有一天，俞芳和朱安私下谈起这件事儿，朱安平静地说，我早就想到了。俞芳问：“那你以后怎么办啊？”朱安了激动，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说到这里，朱安心情是悲凉凄楚的，她打了一个堪称经典的比喻，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可见，朱安对鲁迅是彻底死心了。
鲁迅买下西三条21号的房子后，朱安也跟着搬了过去，并且在这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3年。当时，一位名叫荆有麟的青年作家和鲁迅来往较多。鲁迅家的老妈子曾向荆有麟的妻子讲过鲁迅“夫妇”在这里的生活状态：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答应一声“哼”；中午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话，“关”或者“不关”。
1944年，朱安由于生活极度困窘，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准备出售鲁迅留在西三条21号的遗物和藏书，上海文化界人士委托唐弢、刘哲民前往北平解释劝阻，在北平照顾鲁迅家属的宋琳带着两人去见朱安。当宋琳说明来意后，朱安先是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激动地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样的话，让人听来何其凄楚！
（三）鲁迅：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既然这样，鲁迅为什么不离婚呢？
实际上，鲁迅的一些朋友和学生都劝他和朱安离婚，让朱安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不要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鲁迅则为朱安考虑得更周到，他解释说：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退回娘家，人们就认为这是被夫家“休”回去的。那么，这个女子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家族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无情袭来。同时，她娘家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对于一个软弱的女子来说，这样的打击一般很难抵挡，有很多人竟会用自杀来了此一生。
换句话说，鲁迅如果和朱安离婚，等于把朱安逼上死路，鲁迅是不能这么做的。朱安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之间没有爱情，鲁迅能给与朱安的，只是一个名分，和生活费用的保障。
朱安一直到死，都顶着一个“鲁迅夫人”的名分。朱安是看重这个“名分”的。周海婴出生后，朱安很高兴，因为她自己虽然没有儿子，但周海婴也算是自己的儿子。自己死后，周海婴可以给烧纸、送庚饭、送寒衣，不会成为孤魂野鬼。在别人为她代笔写给周海婴的信中，她有时会署名“母周朱氏”。周海婴在写给朱安的一封信中，开头也是直接称呼她为“姆妈”。这无疑给朱安很大安慰。
鲁迅生前，会按月把母亲鲁瑞和朱安两人的生活费寄过去，保障她们在北平的生活。鲁迅去世后，许广平照样继续给她们二人寄生活费。1942年前后，由于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再加上兵荒马乱，邮路、交通不便，耽搁了给朱安寄生活费（鲁迅母亲1943年去世），才闹出出售鲁迅遗物的事。许广平很快就筹到钱，让人带给朱安，制止了鲁迅遗物被出售的事情发生。此外，鲁迅生前的好友（如沈兼士）也资助一些。对与鲁迅没什么关系的人送的钱，朱安本着“宁自苦，不愿苟取”的信条，是拒收的。一次外是1946年春节期间，蒋介石派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送去10万法币（当时大约可买大米800斤），朱安收下了。因为郑彦芬告诉她“委员长所赐，不敢辞”。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西三条21号去世。去世前三个多月，她请人代笔给许广平写信，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希望自己死后能与鲁迅合葬，丧事想请许广平、周建人和周海婴料理。去世前一天，她向宋琳口授遗嘱，第一条就是要求把自己与鲁迅合葬。这是她仍在强调自己“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然而，由于兵荒马乱，朱安的要求没能得到满足。
朱安去世前夕，《新民报》记者采访了她。谈到鲁迅，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谈到许广平，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在孤苦中去世了。《新民报》的报道说：“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她无声息的活了69个年头，如今又无声息的离开了人间。然而，她确曾做了一件让人钦敬的事：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逼迫她，也不忍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
朱安孤苦一生，无爱无子女，该怎么评价呢？她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女性一样，善良而又软弱。
是她“命该如此”吗？这样说是太过虚无缥缈的玄学论调。
是鲁迅造成的吗？当然不是，鲁迅自己也是这段婚姻的受害者。
是许广平造成的吗？当然不是，许广平认识鲁迅之前，朱安已经与鲁迅的这种关系就已经维持了20年了。
如果找一个答案，鲁迅1919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随感录》，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引用了一位青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
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这首诗是对封建婚姻的血泪控诉。鲁迅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是“醒过来的人”，所以这也代表了他的心声。
如何看待这样的婚姻呢？鲁迅说：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