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从秦朝时就确立了，而确立重农抑商国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重农”十分好理解，毕竟没有人种地，国家就没有粮食吃。那为为什么要“抑商”呢？原因就是为了“重农”跟“重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过于发达，那么百姓就会都去搞商业，农民和士兵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如果一个国家商业氛围过浓，那么百姓就会不听朝廷号令，商业寡头就会跟国家争权夺利。
《商君书》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上最苦的工作是当农民，最危险的工作是当士兵。要让百姓去做最苦的工作，干最危险的事，国家就要讲求策略。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活着就要追求利益，死了则考虑身后名声。人民的名利从何而来，国家必须要好好思考。利益从种地而来，那么百姓争当农民；名誉从战功而来，那么百姓人人都是敢死之士。
秦国变法后，以“农战”为中心，全国围绕着农耕与战争转，为此专门颁布了《垦草令》、《农耕爵》、《军功爵》等法律。俗说话“惩恶才能扬善”，为了确保人民人人都志心于农耕和作战，就需要打压五类社会蛀虫。一方面提高农民、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打击以商人为主的蛀虫，双管齐下自然能更好的推行农战国策。
《商君书》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
上面一段话翻译今天的话来说：使用儒家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重用勇士侠客，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守法。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
由此可见古代为了保证百姓专心于农业和军争，就必须打压商人，否则百姓就不会去干最辛苦的事（务农），做最危险的工作（打仗）。那么重农与重商可否同时发展了，商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
《商君书》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上面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农则不能重商，重商那么农业必定不兴旺。农业艰辛，从事农业的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少，那么农农就会吃亏，商人就会赚农民的血汗钱，长此以往国家必定穷弱至灭亡。国内发展商业一成，那么农业就会削弱十二成；国内发展十二成农业，那么可以从国外赚一成商业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商业，那么商业、农业两败，国家穷弱至亡。如果一个国家喜欢发展农业，那么国内商业、农业两兴，国家必定强大。
韩非子更是直接尖锐的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也就是说：国家富靠农民，国家强靠士兵，但是国君平时看重儒生，冷待农战之士，豢养门客侠士。如此作法，想将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厚待儒士侠客，国家有难时派农民、士兵上阵，平时获得利益的人在战时没用处，战时上阵的却在平时却没有获得利益。
古代由于受条件限止，只能重农重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抑商，否则国家必定削弱至亡。两宋兵魂销尽国魄空是最好的例子，宋朝的商业、儒学是最发达的，但是对外战争是最差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