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7年,姬发先在毕地祭祀姬昌,然后前往东方举行阅兵,到达盟津。周武王早有讨伐商纣的心思,可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就广发英雄帖,邀请天下诸侯一起到孟津商谈灭商大业,反抗纣王的残暴昏虐。当时到的诸侯有800多人,当时天下诸侯三分之二归心邦周。楚人的首领都隔着大老远也派了代表,翻越了桐柏山,到了孟津与会。
诸侯们苦于商王朝的搜刮无度,且商王朝盛行人祭,常以此为由杀害各诸侯贵族,使得人人怨愤,苦于实力孱弱,无法反抗商王朝,现在由西周领头,因此群情鼎沸,热烈异常,现场就表现出要立刻进攻的样子。周武王却认为不是时机,班师回来了,但是周武王已经知道商朝已失人心,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商纣王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反而在商王朝的最后几年,不停地对东夷用兵,劳师远征,大军沉于东南,国内空虚。公元前1045年二月的一个早晨,周武王赶到商朝别都朝歌的牧野,正式誓师伐商。中国人自古讲究“师出有名”,当时的商王朝毕竟还是共主,因此周武王就说了“为什么要讨伐纣王”的理由。
周武王说“现在殷王纣什么都听女人的,自弃其先祖的祭祀不予回报,抛下自己的家族和国家,放着自己的同祖兄弟不用,反而听信谗言,对四方各国的奸佞逃犯那么推崇,那么看重,信任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对百姓横施暴虐,对商国大肆破坏。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可是,这些罪行说起来不过是沉迷于女色,导致兄弟离异。但是这些和周国有什么关系,因此这里的“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不过是武王灭商的一个借口罢了。
《史记》记载牧野之战后,朝歌老百姓像迎接英雄回家一样为迎接武王,“商国百姓咸待于郊”、“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虽然纣王无道,但是现在老百姓却欢迎周国侵略部队到首都。可是很快,周王朝侵略大军返回周原后,武庚马上就带领商人发动了叛乱。这说明,周朝大军进入商朝国都出现的民众夹道欢迎的场面应该是脑补的,或者欢迎的并不是商人,而是被解放的奴隶。
然后,武王顺利到达了王宫,到达纣王自杀之处,做了一件大开杀戮的事情:“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到达纣王王宫时,纣王已经自杀。武王怕纣王假死,先射了纣王尸体三箭,又将纣王的头砍了下来,挂在军旗上面。最后还将两位纣王的两位宠妇的尸体也一并射杀,并砍下头,挂在军旗上。
(商纣王力大无穷,能托梁换柱)
这种颇具仪式性的动作,其用意是体现武王伐纣的正义。儒家的政治伦理实际上是在西周王朝建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政治意义上的吊民伐罪之外,中国延续时间最久的还是血亲复仇。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看到作恶多端的大反派被主角打的奄奄一息,主角并不是一下子送他归西,而是一再地强调“我这一剑是替某某某砍的,这一剑是替某某某砍的,还有一剑是报自己的仇,最后一剑是代表人民”之类,好像如此以公义天道,更显力量无穷,正当合理。周人与商人之间的仇怨很深,可谓是世仇,连续三代。
周族的祖先为后稷,早期是西羌西戎的一支,过着游牧的生活。到公刘时期,周族则迁居于关中平原的豳,从游牧部落转化为了农耕部落。到古公亶父时,由于受到西戎的侵扰,周族再次迁徙到了渭河的上游,后来此地被称为周原。之后周部落的经济迅速进步,开始只有村庄,后来逐渐兴起了城镇。也是在这个时候,周人接受了商朝的分封,称为了商朝的诸侯,开始为商王朝打仗,并且以军功成为商王朝的“西伯”,统领着西方的各个臣服于商王朝的部族。
姬发的祖父季历在位时时,周人的武功获得了极大发展,周朝对西戎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时代,季历曾“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不久季历又先后击败了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吞并了邻国程国。
周人的迅速强大的武力,使得商王感到如芒在背。商王开始采取的是联姻的方式来笼络周族,将帝乙的妹妹嫁给了季历,在《归藏》和《周易》中,该事件被记载为“帝乙归妹”。不过后来,出于扶弱抑强的目的,商王不允许周边存在一个能够对政权造成颠覆威胁的势力存在,因此对周族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开始从和亲转化为了武力。
商王文丁以封赏为名义,诏季历入朝。不过季历来了之后就被文丁软禁,不久便以祭神为名杀害了。这像极了金熙宗时将蒙古人的俺爸孩汗给钉死的事,商王认为只要杀了这个杰出的首领,周人就会溃散,再不能形成威胁。
可是,商王失算了。与游牧民族不同,周人是农耕民族,有着良好的政策传承,周文王姬昌继位后,更加贤明,推出了“养老”的制度,天下贤才纷纷西去入周。虽然周文王有心复仇,但是邦周此时仍是小国,国小力弱,因此他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继续尊奉商王朝为共主。对于这样的对手,商王对此感慨颇多,但是已杀其父,再杀其子,周人本无罪,恐失人心,因此就认下了姬昌继续臣服的表态。
(姜子牙渭水之钓)
不过商纣王并不打算接受姬昌的臣服,他也效仿文丁,将姬昌诏到朝歌,并且软禁到羑里。周文王在被囚禁期间演化了《周易》。商纣王打算如法炮制,将周文王也以祭神的名义杀掉。周文王的嫡长子伯邑考,也就是后来周武王的哥哥,亲自到朝歌请求纣王释放父亲,伯邑考直接被纣王杀了,这即是周族和商族的第二个仇恨。
商纣王释放了周文王回国,身怀国仇家恨的周文王更加励精图治,从此以灭商为己任,借着商王朝给予的“西伯”的权利,开始吞并周边小国,组织经营反商同盟,最终使得天下三分有其二。可是在伐商的前夕,周文王带着遗憾去世了。
太子姬发灵前继位,继承了邦周的灭商遗志。最终以三枝复仇之箭,标志着周人颠覆商朝伟业的完成。从季历到姬发,70多年的卧薪尝胆,一朝得雪,可不痛快!
据称周武王消灭商朝建国后,次年观兵于孟津,又作《太誓》,再次谴责纣的罪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这是儒家经典《尚书》里的一篇,主旨是用来说明武王伐纣的“吊民伐罪”的正义性,所要体现的周王朝之后的政治伦理观。这种政治伦理发展于小邦周,最终经过周公的整理,形成天下公德。比如关于“上天”的地位,商王朝是以人祭取悦鬼神希望永保天下,而周人则是“以德配位”来取代之,使得政治开始离开巫神进入平民生活。
武王伐纣同时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政治伦理的难题,《史记·伯夷列传》说:"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如果最高统治者残暴无道,下面的人可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他?这里就涉及到对商纣王的地位的界定。再残暴的君主也是君主,再贤明的臣子也是臣子,这是儒家的政治理论,就如同帽子再破旧也要戴在头上,靴子再干净也要穿在脚上。
那么,难道天道就是就任由暴君胡作非为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去给人们的行为以解释,该怎么评价周武王伐商,成为了历代儒家学者不得不正面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从周武王对商纣王的区别对待入手。在斩掉商纣王的头颅时,周武王用的是“黄铜”做的斧头;在斩掉商纣王的宠妇时,周武王用的是“玄铁”做的斧头。这种充满仪式感的动作,表明了周武王对商纣王曾经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的承认,也体现一种尊敬,就如同同样是用于斩人,包龙图却有三把铡刀,其中自然也有象征意味。
周王朝是一个特别重视“礼”的王朝,因此,周武王的这些仪式性的动作并非多余,实际上维护的是周王朝的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