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周期性流行问题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注意到了。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对传染病的流行周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从先秦开始到三国时期，就是一个传染病爆发次数逐步增多，然后到达高峰的过程。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夏朝和商朝时期的传染病主要是因为饮食问题造成的消化系统疾病，当时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一到两个人，比今天西伯利亚的人口密度还要低，还不具备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条件。
到西周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镇的增多，按照《诗经》的记录，在周文王的时候，关中平原的传染病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而疫情的最高峰就是后来的周幽王时期。到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一共有八次较大规模的传染病暴发。
一、汉代传染病暴发的情况与疾病类型
时间进入汉代，传染病暴发的频率开始迅速增加，从西汉建国到汉宣帝公元前48年去世，在150多年的时间里，有记录的传染病疫情是七次，平均22年一次。从公元前48年开始，疫情的爆发频率再次加快，从汉元帝即位到东汉建立73年的时间里爆发了十二次，平均六年一次。东汉延续了西汉末期的传染病暴发频率，这个从头到尾都被传染病问题折磨的朝代，在黄巾起义爆发之前159年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了26次大规模瘟疫。
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东汉王朝迅速瓦解，直到西晋再一次统一全国，瘟疫的爆发频率被提高到了5年一次，其中从赤壁之战到夷陵之战，是整个汉末三国时期疫情发展的最高峰。在13年的时间里，光是有明确记录的大流行就有八次，关于汉末三国时期的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史书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张仲景把汉末各种流行性疾病统称为“伤寒”，这里的伤寒不是指伤寒杆菌，而是指所有因为环境变化和外部感染而造成的疾病，比如咱们经常能听到的外感风寒、外感风热就属于这个范围。
汉末三国时期流行性传染病的大概类型，从公元119年到公元280年，在有明确(时间)记录的25次瘟疫里，有48%发生在春季，25%发生在夏季，其中有28%就发生在正月。目前已知的春季传染病大多数和呼吸系统有关。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多次提到了病人有发热的现象。综合以上情况，汉末三国时期的传染病大流行，主要疾病类型可能是伴有发热现象的呼吸系统疾病，其主要爆发时间都在夏秋时期。汉末三国大瘟疫是一场持续了上百年，绵延几百万平方公里，覆盖了所有季节的传染病大流行，很有可能疾病的类型不止一种。
二、汉末大瘟疫暴发的原因
关于汉末大瘟疫的爆发和流行，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气候变化和人口迁徙。从东汉中期开始，气候逐渐变得寒冷，最严重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夏天也会发生霜冻，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不仅给病原体的滋生创造了条件，还会增加人的感染概率。气候变化更严重的后果是改变了生存环境，迫使人口进行迁徙，随着气候越来越恶劣，北方的各种民族，比如匈奴，鲜卑等都开始向汉朝内地渗透，东汉的边境郡县，受到恶劣气候和北方民族的双重压迫，纷纷迁往内地。根据居延汉简的记录，当时凉州的居延海地区从西汉末年开始就长期流行一种地方性疾病，这种疾病的发病表现是发热，头疼，喉咙疼，当时这样的疾病也被称为伤寒。
随着这些边境人口的内迁，类似这样的地方性疾病可能会向内地进行传播。除了边境人口往内地迁徒，内地的人口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也被迫进行更大规模的迁徙，在东汉最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发生了35次旱灾，34次水灾，19次蝗灾。在汉末三国91年的时间里，仅双方动员人数超过五万的战役就有92次，这些灾荒和战争制造了无数的难民，他们和军队一样四处游走，疾病就随着他们沿途散布。而难民和战死者的遗体更是一种传播病菌的重要途径。以上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汉末三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染病流行最严重的时期，深重的灾难考验着整个国家和民族。
三、汉朝政府的举措，与瘟疫对社会的影响
历史让人类集合在一起，组成了民族，组建了国家不是为了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让人类哭喊叫骂的。面对瘟疫的流行，汉朝没有把灾难归罪于匈奴人或者羌人，更没有等待全体人民自己获得抗体。即使王朝末期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汉代中央政府对瘟疫的应对也是积极主动的，首先是建立隔离区，对患者进行集中收治，医药费用由政府承担，同时，由中央派出医生到疫区发放药物进行巡诊。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已经爆发的烈性传染病，在当时很难进行快速地遏制，所以中央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更多的是集中在善后工作上。为疫区人民提供食品，对疫区的赋税徭役进行减免，已经是一种最常规的操作。
传染病大流行对汉末三国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人口的巨大损失。西汉时期的瘟疫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到了东汉时期，疫情发展以遍地开花的形式扩大到了全国，从河套平原到吴越山地，从河西走廊到山东半岛，几乎所有的州郡都受到了波及。按照张仲景在《伤寒论》里的说法，荆州的南阳郡死亡人数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二。东汉全盛时期的人口最多也只有六千三百万，到西晋再次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央政府核算出的总人口，只剩下三千多万了。
结束语
连绵不绝的瘟疫造成了长久的社会恐慌，宗教势力趁机蓬勃发展，道教和佛教开始深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传染病大流行对社会的打击是全方面的。比如疫情最严重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建安七子里有五个人在这一年死于瘟疫。
疫情在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的同时，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理状态也因此发生变化。西汉时期那种开拓进取的气势，那种对伟大事业的追求，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已经不再是主流。社会的动荡，生死的无常导致这个时期的士人阶层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生命和生活根本意义的重新探讨。《古诗十九首》就是反映这个时期社会心态的典型作品。这种充满失败感的社会心态为“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瘟疫向来是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因素，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完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