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8年底,中国抗日军队几乎没有取得一次大型会战的最终胜利,哪怕是曾经在台儿庄短暂大捷的徐州会战,也是以第五战区全军撤退告负,期间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等等莫不如是。实事求是地说,侵华日军在这一阶段战术上是比较成功的。于是武汉会战以后,双方的下一阶段战略安排愈发显得重要起来。
(东条英机剧照)
就重庆政府来说,既然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的富庶之地和大中城市已经沦陷,军政机关已转进大西南后方,便接受了延安方面以及蒋百里的抗日理论:在初期以空间换时间之后,开始利用西南山地与日军进行长期的“战略相持”。除在河南和湖南段留驻重兵与敌对峙外,其他主力全部沿云贵川边界布防,以拱卫大后方为中心任务。
武汉沦陷后,日军已经沿着长江深入到距离中国海岸线1200公里的区域内,冈村宁次的第11军犹如一个深入中国腹地的大脑袋,而从武汉到华东沿海的“脖子”又特别细长,日本人希望“三个月内”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美梦已然破灭,下一步怎么搞,日本人之前没有预案,内部也产生了分歧,其结果就是战略上陷入迷茫状态。
(冈村宁次剧照)
日本内阁表示有点打不动了,因为一年多的战争已经损失兵力20多万和耗费了80亿日元的军费,对日本旧币大家可能理解的不太直观,这么说吧,该数字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一战和“九一八事变”所有军费开支和的1.6倍!比如1938年,日本黄金储备约为13亿5千万日元,将近20个月的侵华战争后,在国际上购买战略物资已经花去了9亿6千万日元,快破产了。
日本军部也懵圈了,因为没有想到会打这么长时间,日军连续两年已经扩编了17个师团,师团总数翻了一番,兵力则翻了两番达到120余万人,精壮和有经验的兵源开始短缺,到1938年底,侵华日军的原现役士兵只有11.3%、预备役士兵为22.6%、后备役士兵高达45.2,其他已经开始使用第一补充兵了。即便如此,兵力仍显不足,军备生产也力不从心,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说什么都要喘口气。
于是日本政府、军部和前线将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以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长今井武夫为一拨,决心改变方略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意即用最小的军事代价来迫使重庆政府乞降。一方面,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代理人:“起用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建立反蒋反战的政府”,另外一方面,又派员与蒋氏的代表秘密接触,同时发布严令,限制前线日军扩大作战地域。
以冈村宁次为代表的前线昭和军阀们算一拨,他们不认为板垣征等人的诱降会有作用,胡说什么:“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在于重庆政府要人之意志,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军,而只在以黄埔系为主体的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因此这帮人强烈要求增兵添将,一举攻入四川推翻重庆政权。
胳膊那是扭不过大腿的,毕竟是板垣这帮家伙掌权,于是1938年底开始日本开始拉拢未来的头号汉奸汪精卫,前一年的12月汪某人就曾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由此被日本人视作可以扶植的对象。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1939年赴上海、1940年3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南京汪伪政权,日本政府和军部认为重庆政府必然因此垮台,无需大动兵戈了。
在这一时间段里,日寇第11军在战略束缚下只能做有限攻击,比如1939年攻陷南昌、1940年西犯宜昌,却始终没有权力和实力继续深入川陕,尽管这几次进攻战役在战术上都颇为成功,也造成了中国军队较大损失,但根本不能动摇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冈村宁次期间不停争辩,板垣等人一发火,1940年3月干脆把丫弄回东京坐冷板凳去了。
(秘密谈判剧照)
从1938年底到1941年初,中国抗日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军队也以三分之一顶在前线、三分之一为预备队、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的方式得以整顿。而当日本人两年左右发现汪伪政府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时,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战略资源越来越少、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为时不远了。
直到1942年初,日军参谋本部才终于制定了进攻川陕的“五号计划”,拟动用八个以上的主力师团从南北两向攻入川渝,然而还未及实施,美军轰炸东京的事件又使日军匆忙发动了“浙赣会战”,五号计划被扔在了一边。
(近卫首相剧照)
到了1942年秋季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大败,不断从中国战场抽出部队,图谋川陕的战略计划事实上已经破产,只能陷入持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部是标准战略上的侏儒,而无论前线日军凭借素质和武器取得多少次战术上的成功,都无法扭转日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和失败,再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战略资源的匮乏,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