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需要比较大的篇幅来讲清楚。
说到夏朝存在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吧，目前按最严谨的科考角度来看，答案是：没有。
最简单粗暴的答案是：因为还没有发现一个遗址、文物上带有“夏”的标识。例如作为史籍中的夏朝之继承者的殷商王朝，在目前确认的4000多个甲骨文里可训诂的1500多个里，就没有一个“夏”字，不仅如此，殷商的天文历法里还没有“夏冬”两个季节，只有“春秋”，夏天与冬天的两季要到周代春秋时期才出现。
这一点可以说是“无夏论”的一个相当强的证据。在这样的前提下，要说还是“有夏”的话，那么就只能假设“夏可能原名不叫‘夏’”，假设，是可以的。但是很遗憾，却没有相关发现与资料能证明，因为史书的确一直称“夏朝”为“夏”。
好吧，那我们试着放低一下标准，看看能不能“有夏”，因为，毕竟还有2500多个甲骨文没有辨认了，那2500个字里可能有“夏”或“夏朝”存在的证明，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例如周文王之父“王季”，很多史学家曾经质疑过这个周先王的存在，但是近几年，却在“周原甲骨”里发现了“王季”字眼。
从年限说起：
《史记》中的殷商世系表，已经通过甲骨文的发现确认。据推算，殷商大约有646年国祚，而夏朝的国祚，以文献推算大约有471年。殷墟的测年上限，最高为3600年，已知我国“夏商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夏朝的建立年限推算为BC2070年，也就是距今约4100多年。
那么，以夏、商的享国年限相加：471+646=1013年。
已知“武王伐纣”为BC1057年，那么：4100-3057=1043年。
也就是说：夏+商的享国年限大致为1000年上下，是合理的推测。
用“武王伐纣”+殷商国祚：3057+646=3703年。
也就是说：3703年至4100年的397年间，大概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代“了。
而现在最接近夏、商代交替的考古遗址，偃师二里头与武汉盘龙城都符合其条件，其中前者共有4期，第一、二其约为3750年前，盘龙城的上限约3800年前。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盘龙城不太可能与史籍中的”夏“有关系，而二里头则处于史籍中的”夏朝“的”精确“地带，因此，二里头早期或可为”晚夏“，考虑到测年的”±“误差（最小为50年，最大为200年），说二里头早期可能是”中夏“亦未尝不可。当然，这个可能性就很小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二里头还是盘龙城都不太理想，很难完整地确认”夏代“的存在，因为既然根据史籍的指引，”夏“作为一个王朝，你只发现了晚期遗址，那史籍中的几百年之国祚就难以圆说了：要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只存在二里头早期的那100多年上下了？
是不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毕竟春秋时的人离夏朝都快1000年了，记错的可能性是颇大(但个人认为全错是不可能的）。
好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现”早夏“那就别提”夏“了。
不巧，近几年真的有了新发现：
东赵遗址：距今约4000年，位于郑州西郊的高新区，东距郑州商城遗址约14公里，北距大师姑城址约7公里，东北距小双桥遗址约9.5公里，西距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遗址不到2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201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疑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夏、商、周时期文化遗物。2015年1月4日，在东赵遗址再次发现大、中、小三座“叠套”在一起的古城里，并发现“中城”存在“婴儿奠基”现象。
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为3000平方米——这表明，东赵遗址具有大型城市或某个部落式的“王城”之特征。
东赵遗址的发现，在时间节点上、王城的规模上、地理位置上，都基本上对上了“夏”国。
同一时刻，与东赵遗址同属“新砦期文化”的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村遗址”中。
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这个高度上表明这里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
好吧，4000年前，又处于中原腹心地带，那我们当然会很直观地想起下面这个人：
大禹，是史籍中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的老爸，“新砦村遗址”的发现与水灾的地质残留，无疑是为东赵遗址的地点、规模、时间的“三证”添加了一道更加接近史实的佐证。
不过，现在要说东赵与新砦村是“夏都”或“夏城”还太早了，毕竟没有可以确定的标识。
但是，“夏代”倒总算是有实物了，而且“新砦期文化”的年限与殷商的年限相去甚远，所以“夏代”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就是说，夏“国”还不能证明。但夏“代”（times）却大体能敲定了。
由于长期“无夏论”的长期存在，所以导致了国内外都不承认“夏朝”，同时也导致了他们否认“夏代”，比如上面提到的二里头的早期，即使地点、时间与文化都与史籍中的“夏”对上了，可是在我国的考古界仍然存在相当一部分人，顽固地将其称为“早商”或“先商”。
讲道理：既然我们的史书中都写明“殷”之前就是夏，而你的考古与史籍对照测算商的上限又达不到二里头早期，更加达不到“新砦期文化”的年限，那你还不称“夏代”而称“早商”或“先商”就属于无理取闹，罔顾事实。
因为“先商”：史书无载。史书与商人自己的甲骨文明明写着成汤就是殷商的开国君主，那在成汤以前怎么可能还会有“先商"?
说到这里，要顺道澄清一个谣言，在”无夏派“的理论里，经常能听到一个理论，他们说：“据甲骨文记载，商汤不是殷商的开国皇帝，而是中兴之主，其实，商人很早就称王了”——这里面的“很早就称王”之“王”，有人说是王亥，根据甲骨文记载，王亥确实被殷人称为“高祖王亥”。”
但很遗憾的是，在甲骨文里被称为“高祖”的不止王亥一个人，同时被称为“高祖"的还有商人的始祖”契“与成汤自己——很明显，三个相差一百几十年的人，是不可能同时是开国君主的，根据正史记载，”契“为大禹治水的帮手，王亥为夏朝的官员，因此，殷商的开国君主只能是成汤。甲骨文中两位商先祖的封号，显然是成汤称王后所追封的，只要这样才能合理解释为何会有三位高祖。
继续正题，就是说，既然没有”先商“，那么“新砦期文化”就只能是”夏代“的产物。但是，有些人却连”夏代“这一代称也不想用，为什么呢？
这就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了，即：为什么不承认夏朝？
考古学这门学问是西方人发明的，人家也比我们最挖两百年，所以标准也是人家定的，例如”文明“的标准：
1、金属工具，即青铜器的发现，因为人类是以进入“青铜时代”才算得上“文明”，所以这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争议；
2、文字的发现；
3、大型城市建筑，也就是拥有类似“都城”、“王城”这样的建筑发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断考古遗址是否具有“国家”形态。
根据第2点，那二里头与“新砦期文化”都得”死翘翘“，因为没有发现文字，不过二里头倒是有发现24个”类文字“？”符号“？？
但是没有卵用，因为无法破译，就算破译了，也得看它有没有叙事性，能不能与我国的可考史籍相印证，要是不能，那也无法证明它就是”夏“。
所以现在”夏“作为国家或朝代，还真的不能证实。
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我国的史书是”有夏“的，但考古中又无法证明史籍——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不过作为时间（times）线条来说，却又发现了疑似”朝代“（具有统治力的遗址及社会形态），而我们的一些考古学者却不愿意称这段时间（times）为”夏代“，那就是一个悖论，一个相当矛盾、相当精神分裂症的悖论。
而且 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症状的那种精神分裂症，说夸张点，就像个疯子：一面拼命用史籍来比照考古，一面又用考古来拼命否认史籍。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西方标准“4个大字身上。
那么， 我们来看看何为”西方标准“？
西方人总说我们的”三皇五帝“是”传说“，夏朝是”传说“（原来还说殷商也是传说，只是殷墟发现后才改口的）不可信，可是他们自己却毫无犹豫地拿起了充满神话色彩的《荷马史诗》来做他们的《史记》，我就不说太史公的《史记》吧，我就说我们同样充满神话色彩，但却上能通天文、下能通地理、中能达人文风俗的《山海经》也要比它的《荷马史诗》靠谱多了该没疑问了吧？
距今4300年前的”陶寺遗址“有一个陶壶，上面用朱砂写着两个字，我国的部分考古学家，如”夏商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工程师李学勤老先生认为它们是字，其中右边那个像”父“字一样的是“文”字，左边的还未破解。但是这个结论西方不认可，它说数量太少，又没有“叙事性”，所以不能证实是文字。
好吧，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块泥板上的这些“疙瘩”，每个“字”都一样的，西方人却声称它是《字典》，说是距今约4300年前的阿卡德帝国的文字。而且单方面宣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说实话，我挺汗的~这种排列方式，明显就是结绳记事的特点，较真地问一下西方人，它”写“的是什么内容 ？
答：没有叙事性，只是货物清单。
那按”西方标准“这不就是不能证实它带有”阿卡德“之”标识“吗？
其实，西方考古的诸多发现，大多数并不是真的实牙实齿地在能在石头上、文物上找得到所谓的”朝代“或”国家“标识。比如说著名的”特洛伊城“中就没有发现特洛伊的相关标识，无论 是文字还是文物也没有，而且其遗址的几个楼层明显不是处于同一时期。西方人将它定为”特洛伊城“一样是运用文献上的大致地理位置与测年（当年没有C14测年技术，纯粹是凭经验来测年，现在也未重测过）来确定的。
你看，按这个”西方标准“运用到我们的”夏朝”便不行了，即使地理位置、时间、规模、风格以及人物（大禹治水）都对上了，也不行。在此，需要强调一下，二里头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上，是一模一样着的。
再说一次，不是“大概是”，而是一模一样！
你看，都这样了，我国的某些专家和N多民众们还是坚持说：神话不可信。
恕我直言，这种表现与其否认的逻辑，已经超出了我可能理解的理性范围，而且我看也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智商，还是让网友自己判断吧。我只想说一段话，好好看清楚！
中国的国祚之连续性与朝代的更迭之两大特性，决定了其历史建筑遗存、文物遗存，大多数时期都必然会处于毁弃、更新的状态，不可能每一次的朝代更迭中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仍然能处于物与人的不变——这一点，中国的主体民族和多民族构成，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律。
所以，在中国搞考古，就不能盲目用西方的那种思维。
这个规律不一定和“有夏”、“无夏”发生直接联系，但是至少目前发现的3600年前的大型古城，如陶寺、石峁都发现了被弃用的证据，这些例子与上述规律表明，中国的古代遗址，越久远的就保存的越少。
在这个基础上：史籍的重要性就显格外格外之重要。
西方是因为没有那么全面、丰富、翔实的史料才只好主要借力考古发现！
而不是它的历史记载也很翔实！
也所以：著名的古史辩派领袖顾颉刚的“历史的层累说”就是一个伪逻辑——欧洲的历史之记载连续性才一千年上下，怎么能跟我2400多年（以春秋为起点）的连续记载来比？？？
而且“层累说”还有一个更大的伪逻辑，所谓因为“层累”而导致时间越久，资料就离原貌越模糊，这一点的推论从逻辑上讲没有错，但是注意：“越模糊”不代表“全错”！
正确的理解是：无论多么模糊，大致的样子还是在那！
也所以，完全不理会史书上的“夏”而只盲目地借助考古，无疑就是错误的，是借“科学”与所谓的“严谨”、“学术的尊重”之名而行诡辩之事。
缩上所述，夏朝的存在根本上只能是剩下叫不叫“夏”，其朝代或国家规模符合不符合史书记载的的两个问题，而不是存在“有”还是“没有”。
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