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月,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帝的名义给负责议和的李鸿章等人下了一道上谕,其中就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
在清王朝重男轻女的大环境里,慈禧能发动政变,扳倒八大辅政大臣,以垂帘听政的形式夺取政权,最终实现了“龙在下,凤在上”的格局,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可谓十分厉害。
(慈禧画像)
在慈禧把持政权的半个世纪中,她的强势更是令朝廷内外无不对她战战兢兢,俯首帖耳。她还曾对大臣们说过:“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世不痛快。”可见,慈禧的跋扈强硬非一般人能比。
那么,强硬的慈禧,为何却会以光绪的名义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呢?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慈禧说这个话,是因为她看到了,列强提出的12条大纲中,有两个字让她胆战心惊。
是哪两个字呢?
说到这里,就得先说说慈禧和光绪帝为何到了西安。
清末时期,清政府在外忧内患中早已岌岌可危,不断地割地赔款和不断强加在国民身上的各种赋税更是显得清政府腐败无能,民心大失。
1898年,由于有人告密,说光绪帝密谋兵围圆明园,逼慈禧交权。
慈禧勃然大怒,立刻囚禁了光绪帝,并镇压了维新人士,于是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便因为慈禧而夭折了。
既然慈禧不痛快,那么废掉光绪帝,再立一个傀儡皇帝,对慈禧而言,那还不是和翻书一样容易。
然而,就在慈禧宣布皇帝病危,准备改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时,不仅遭到了列强的反对,还要求慈禧归政于光绪帝。
(光绪帝剧照)
这无疑让慈禧火上浇油,毕竟想要她放权,无疑是虎口拔牙。
而此时,得到王亲贵族支持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四处围攻外国传教士和外国使馆,频频制造事端。
当慈禧得知义和团“刀枪不入”时,便不顾朝中大臣劝说,悍然向11国同时发起了宣战诏书。
于是,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一路攻向北京城。
起初,慈禧还不断下诏,要求各地派军勤王。
但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却和清政府离心离德,不仅对勤王诏书置之不理,还为了不让列强入侵所在行省,与列强签下了东南互保的协定。
虽说清军和义和团尚有数十万人,但在列强的洋枪利炮面前,也都早已吓得尿遁。
因此,就在北京城破之时,眼见大局不妙的慈禧,顾不得什么“天子守社稷”,带着光绪帝西逃,一直逃到了西安,才算歇了脚。
慈禧惴惴不安,倒不是因为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屠戮百姓,而是害怕列强会找她算账。
为了能保住手中的政权,慈禧再次任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让他们代表清政府向列强乞和。
(李鸿章画像)
对于贪婪的列强而言,从中攫取最大利益才是他们想要的目的,所以经过不断地争议和调解后,列强终于提出了极为苛刻的12条大纲,并声明不可更改。
李鸿章等人向远在西安的慈禧转交了12条大纲的内容,并向她强调“(各国公使)往复密商其国政府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
凡事有了条件,就好谈了。
在慈禧看来,局势显然没有她想的那么坏,毕竟列强能谈条件,也就说明他们并不打算推翻清政府。
但是在大纲中要治“祸首”一条,却看得慈禧心惊肉跳,于是她一边指示李鸿章等人一定要把握利害轻重,细节上务必竭力磋磨,一边又将宣战罪责巧妙地转移到以载漪为首支持义和团的上10位王亲大臣等身上。
李鸿章等人便在列强面前极力替慈禧开脱,而慈禧正是在此时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了那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
显然,这话从表面上看,慈禧要表达的是列强只要不追究她的罪责,那么她就“量中华之物力”,向列强表示感激之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慈禧成了“投降卖国”的罪人。
有史学专家曾指出,慈禧的那句话并非是讨好列强,他们还从《义和团档案史料》中搬出慈禧对十二条大纲的回应:“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仍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该王大臣等力为其难,惟力是视可耳。”
指出慈禧所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指的是结合中华物力,多想办法与列强周旋磋磨,以达到既减少国家的损失,又能使列强高兴。
其实,这个说法我不赞同,毕竟慈禧的大方向就是要“结与国之欢心”,所以十二条大纲再苛刻,只要能让她继续当权,她也会点头答应的。
至于民族大义,国土神圣,于她而言,那是无所谓的。
(参考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