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众多反“儒”者,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局限性。而我们这些后人应该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能一味的全盘接受,也不可完全的批判驳斥,“批判的吸收”才是合理的。
各国虽然不敢明面上取代周王朝,甚至还要摆出一副尊重周王朝的样子,搞着什么“尊王攘夷”来彰显其实力。但内心深处早已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在各诸侯国看来,王室只不过是工具罢了。
然而,孔子所推崇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与“仁”。何为礼,礼既是约束,通过“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有尊卑之分,何为仁,仁则是教化,通过“仁”来教化和引导人们的行为。
但“礼”与“仁”的主张并不适合春秋,孔子的“礼”是要推崇周礼,继续维系着周王室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很明显,这个主张不符合各诸侯国的野心。
而“仁”则更是显得缥缈,人心是随着境遇而逐渐变化的,而每个人也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指望用“仁”来教化,简直是水中月、镜中花。马克思曾说过“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放在春秋时代可以把这句话变一变,“争夺是一切发展的源泉”。或许并不准确,但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春秋时代的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到一个诸侯国,小到个人,最快的解决生活困境的方式那就是从别人手中抢。
个人对于孔子的“仁”是表示支持的。但是“仁”的前提是物质生活极度丰富,只有满足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才能够去追求“仁”。
道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国也好人也罢,只要人类还需要去为了解决物质生活而苦恼,就不能避免争端。一味的仁,只会给敌人机会,所以说“仁”只能当做目标,而不能当做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无数的思想家,出现了各种学说。如今我们后辈再提及那段历史的时候,也会感叹那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
从兵家到农家、从法家到名家、从儒家到墨家,那个年代是真正的诸子百家的年代。但这诸子百家之中,称得上显学的也只有“儒墨”: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抛开墨家不谈,咱们谈儒家。儒家为什么能够成为显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传承。
大家都知道孔子弟子3000,贤者有72人。这个基础沉淀不是一般学术派别所能够比的。在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中,有很多人在当时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弟子中的曾子,在孔子之后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子夏在魏国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弟子中的李悝是魏国第一改革者,那势必子夏在魏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子贡长于经商,还在鲁国、卫国担任过相位。
可以这么说,孔子的很多弟子都积极参与到各国的政治当中去,他们所教授出来的弟子深深的影响了整个春秋战国。用桃李满天下来说孔子,毫不为过。
儒家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这个思想很容易能够和其他的思想进行结合,演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
弟子子夏将儒家思想进行了改进,他不再执着于克己复礼,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所以教导出了李悝,被魏文侯尊为师傅。
子贡把儒家思想进行了改进,从“仁”着眼,而逐“利”,成为了一代巨贾,后世也有人把他供为财神。
再传弟子中的孟子,虽然执着于仁,但他的那一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也是抛弃了孔子所坚持的尊崇周礼,看似简单,但正是这句话,让蠢蠢欲动者都觉得自己有做“王”的机会。不得不说,孟子之所以能在各国受到礼遇离不开他的这句话。
再说荀子,他虽然也极力推崇孔子,但却并不单纯的认为“仁”可以完成教化,在结合了诸子百家的不同思想之后,荀子总结出了一套帝王术,传承给他的弟子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通过这些儒家的先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存在不足,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但儒家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他能够包容经济商贾的思想,能够包容法家的思想,只要稍加变动就可以成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有生存空间是因为“礼”,同样也因为“礼”也是后世很多人批判儒家思想的原因之一。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礼”是一种约束。从礼的本身上看,它是一种朴素的约束。这种约束本应该存在于生活当中,也应该存在于各种关系当中。
夫妻之间当守礼,那叫做相敬如宾;长辈与晚辈之间当守礼,那就是关怀与孝顺;领导与下属之间也应当有礼,那是一种尊敬;平辈之间也应有礼,那就是悌;礼的本身并没有问题。
后世之所以愿意遵循儒家思想,其根源也是因为“礼”的本身没有核心问题。但有些东西,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改变。也正是这个改变成为了人们批判儒家思想的根源。
后世董仲舒提出“罢黜把家,独尊儒术”,这让儒在众多思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不过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董仲舒的儒与孔子的儒是否相同。
孔子重“礼”,他也的确重视尊卑,而他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思想离不开所处的背景。在他看来,春秋时期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重视礼所导致的。
这种不重视“礼”导致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之所以要恢复礼制,是希望通过礼让已经混乱的社会关系变得有序。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孔子的“礼”是在于约束,是要让人们进入到有序的生活中去。而用于教化的是“德”,这个德是全民皆德。
但董仲舒把孔子的思想加以了改变。他加强了孔子思想中“礼”的元素,他的这一改变是要让“礼”来教化。
再读孔子,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孔子的一个特点。孔子虽然众礼,要严格的划分出阶级,这个“礼”的确不公平,但孔子重“仁”重“德”,而他重“仁”重“德”则是公平的。是天下人都要重德的。
可董仲舒的改变之后,让这种思想有了根本性的颠覆。“礼”要遵守,统治阶级就是高人一等,但“仁”却是百姓的事,即便统治阶级不“仁”,百姓也依然要服从。
换言之,孔子所提出的是百姓守礼,统治阶级则回报以德。到了董仲舒时候,则变成了百姓守礼,统治阶级不必回报以德。这就是赤裸裸的压迫,也是这种思想在后来可以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结语
孔子所提出了“礼”,这种阶级的划分是其思想的糟粕。但他提出礼的同时还提出了德,他有自己理性的社会标准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种理想社会,是他所追求的,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所要追求的。虽然思想有落后性,但初衷我们不能否认。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理想追求,才让他身边聚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弟子。这些弟子在后世宣扬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仅仅这些,不可能使得儒家思想在后来大行其道。说到底,大行其道的儒家思想是“董儒”而并非“孔儒”。
董仲舒借鉴了孔子的“礼”,并把礼无限的扩大化,让“礼”让尊卑变成了统治者压迫百姓的手段。孔子重礼之外的重仁、重德被董仲舒忽视了。让部分的儒家思想变成了统治者手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