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
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
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
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
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
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 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
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
- 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的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成为专门的经筵祭祀场所。此后，除特殊情况外，经筵开始前的祭告礼仪从未间断，正如乾隆帝在其御制诗中所言：
“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 偻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制诗》）
繁琐的礼仪与频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成了彰显皇帝虚心向学的“开学典礼”。清朝以后，经筵的仪式作用大于教育作用，从“制度化”走向了“仪式化”。
（二）经筵的开设次数骤减，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学形式所取代
除仪式的繁琐外，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也是削弱经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经筵开设十分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 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开设经筵之余，也有皇帝出于好学，常常增开经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间，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
至明朝时，经筵的开设次数开始骤减，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清朝的经筵次数比明朝更少，清朝规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这就将经筵次数降到了一年两次，而这一年两次的经筵也时长会因皇帝狩猎、南巡等原因停办，如乾隆所写的《春仲经筵》一诗中就夹有“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的注释。
尽管经筵的开办次数大为减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逐渐兴起，取代了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三种：
- 日讲，就是每日讲读。相比于经筵，日讲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优势，首先是仪式上十分简化，只有上课时间与地点的相关规定，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是内容丰富，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除了四书、五 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四方杂学。更重要的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因此，日讲不仅是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
- 午讲，是对日讲的一种补充。当日讲结束以后，皇帝会进入暖阁休息，而讲课的大臣则要退避等候，等皇帝传召问答，如果皇帝还想听课，就会从暖阁出来，让大臣再开一讲：“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
- 进呈讲义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学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 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并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受教育形式。
清朝经筵的仪式繁琐促使皇帝更热衷于经筵以外的其他教学形式，而仪式化的经筵也由此成为皇帝一年两次的“开学典礼”，并无实质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种彰显皇帝勤学上进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转变使经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无法承担帝王的教育职责则是经筵从大臣教皇帝转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
二、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使经筵中的君臣关系发生变化
在经筵中，大臣可以给皇帝讲课是因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别后，经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师儒”的角色。起初的经筵制度赋予了经筵大臣的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 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
“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帝学》，卷3）
宋代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在“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理学大家程颐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 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经筵大臣的帝师地位。
而到清朝时，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对于当时被儒家正统 学说尤其是“华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 对于民族精神引领者的文人则更要谨慎对待。因此，清朝统治者从消弭汉人的文化反抗出发, 自始至终都在实现软硬兼施的文化专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谋巧取, 不可以武力强夺”——（《李海生. 论顺康两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以文化专制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经筵中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如宋代一般的“师儒”角色。在极度高涨的皇权下，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渐趋抹杀。因此，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经筵官的个性，他们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师道尊严。在清代经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其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的经筵讲义后当即传旨：
“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清圣祖实录》）
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清朝的士大夫已然失去其“为帝王师”的独立人格，经筵官再也不能以“师儒”的角色指点帝王的是非。当经筵由教化帝王变为歌颂帝王时，原本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发生转变，经筵从由大臣主导变成由皇帝主导为皇帝给大臣讲课奠定了地位基础。可以说，皇帝给大臣讲课的转变，正是从皇帝纠正大臣歌功颂德的讲义开始的。
三、皇帝的个人文化修养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强专制的自信
对于经筵来说，“君臣倾尽，无有所隐”，是最高境界。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内容也不限于经史典籍，而可以论及时政。宋英宗的侍讲司马光就曾对皇帝明言：
“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 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帝学》卷7）
到清朝时，这种君臣互辩则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经筵之中大臣对皇帝的讲课内容也想着歌功颂德转变。这就导致在清朝的经筵中大臣没有或者不会表现出真才实学，而与之相对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这样一来，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会显得清朝皇帝的个人文化素养超过前朝皇帝，同时也会产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经筵也就从皇帝提倡君臣互辨，变为皇帝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经筵应该有“训导臣下”的职能：
“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 臣下之意。”——（《清圣祖实录》）
自此，经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导臣工的职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的经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经筵大臣“只讲虚文”没有真才实学，并当场对大臣讲解了他对《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的理解。
可见，康熙帝确实以其真才实学折服了经筵讲官，皇帝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经筵变为皇帝为大臣讲课的重要原因。
自康熙以后，经筵教导臣下的职能已成定制，清朝后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时期，经筵中更是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
“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 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张廷玉·《词林典故》）
自此，清代经筵出现了前朝绝无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现象，经筵也从一开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
四、结语
综上可知，清朝经筵中所出现的皇帝教育臣下现象是清朝的独有现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养提高和国家文化专制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承担帝王教育功能的经筵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清朝试图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了矛盾。在极权主义的诉求下，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
清朝经筵中出现的皇帝教育大臣现象充分体现了经筵制度与集权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只能沦为皇帝加强政治宣传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