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足以引起世人的由衷的赞叹，但赋于历史学的准确含义，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长期争斗的“分水岭”。在探寻悠久历史的文明冲突之前，首先让我们先划出历史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分水岭。
除中国以外，在欧亚大陆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农耕地区。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带最早培植出麦类农作物，发展成种植小麦、大麦的中心。这个中心形成后逐渐向东西方其他适宜农耕的地方扩展。向东，一条线到达伊朗中部和北部并伸展至阿富汗境内，与中国的北方农耕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另一条线到达俾路支，直至印度河流域。向西，一条线进入爱琴海和希腊，给这些以航海贸易为主的民族注入了一些农耕因素，然后偏北的一线由巴尔干进入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再向东进入乌克兰平原，向西越海进入不列颠岛。偏南的一线沿地中海进入南欧。将上述分界连接起来可以看出，整个欧亚大陆，以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高加索山和喀尔巴阡山为界，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沿此界往南地区，雨量充足，河渠充盈，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形成一个农耕世界；沿此界往北的地区，雨量很少，但草原辽阔，冬季白雪覆盖的山峦，到夏季却牧草丛生，适宜发展牧业。在这个地带形成了一个游牧世界，产生了独特的游牧文化。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的生产增长率大于前者，而且农耕生产方式趋于定居，使随着生产发展而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金属开采、冶炼、开凿河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就使农耕地带富庶并且文明了起来。而游牧地带的生产增长却较为缓慢，不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游牧民族虽然也有阶级分化，但分化有限，基本上落后于农耕民族整整一个社会形态。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却落后的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游牧民族具有三个特点：1、富于掠夺性、破坏性；2、富于机动性、战斗力强；3、易被农耕文化所同化。
游牧民族属于非定居民族，他们必然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以寻找并暂时居住在水草丰茂、适于放牧的地区。而借助被游牧的马匹的力量，又使这种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因此，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机动性。机动性，即使在现代化战争中也是战斗力的标志。它可以使军队在敌方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迅速突击，也可以在形势不利时立即撤离。而且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步兵，在没有火器的时代也很难抵御骑兵的冲击。这一切有利条件，加上游牧民族特有的勇猛与剽悍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中，他们往往取得胜利。不论是欧洲大陆上的高卢人，还是中国的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常常疲于招架难以抵御他们的进攻，只有在这些民族发生内讧分裂或走下坡路的时候，才能保证边境的安定。
由于游牧民族物质生产极为落后，处于半野蛮状态，因此，一旦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然大肆掠夺、屠杀，甚至用自己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农耕的生产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元朝式的改耕地为牧场和满清式的跑马圈地。辽、金都曾逼迫宋进贡金帛，元、清也都在取胜后大肆屠城以实行恐怖政策。所有这些都使农耕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文化遭到严重的破坏，非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不能恢复。游牧民族战败农耕民族后，由于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远较农耕民族落后，所以往往被征服者所同化，这种同化有时是自觉的、主动的，有时是不自觉的、非主动的，但其目的与结果都是为了加强其统治的稳固性。法兰克人在征服西罗马的过程中，皈依了基督教，高卢人就不再把他们视为异族而加以排斥，相反，却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欢迎。鲜卑人灭掉西晋后，主动汉化，他们易汉服，用汉姓，说汉语，最后被完全同化。满人入关后也接受了明朝的典章礼仪，奉孔学为国学，除了最后流于形式而存在的满文外，大概只保留了服饰上的差异。蒙古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他们顽固地用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的种族等级区别法与汉族的“华夷之辩”相对抗，打破儒家的传统，视知识分子如末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这大概是
“臭老九”的最早来源)、十丐”的风气。所有这一切都为汉人所无法容忍。因此，一百多年后，蒙古人又乖乖地被赶回了草原。即使如此，元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被同化的现象。耶律楚材推行科举制，主张学习汉人的统治方式，他不愧是当时统治者中少有的有识之士之一。
游牧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是由于其生产方式的落后，加之总是处于游动状态，因此他们难以创造出先进的文化与航海文化或农耕文化并立，其结局或是被同化，或是极为缓慢地发展，然而由于它与周围民族所处的特殊关系，对其他文化的产生及发展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宏观文化学的视角观察，游牧文化因为在其幼年时期不断对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进行强制性文化辐射，在群鹰搏击、万马奔腾的历史长河中，精力超前耗尽，在先进文化的同化过程中，已化为历史的烟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