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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用17世纪鸟铳对付八旗铁骑,一样是个死。武器性能的代差、战术的落后,即便用严苛纪律和较强心理素质来弥补也无济于事。萨尔浒之战时,明军多支装备火器的部队表现很勇猛,但也难挽败局。

先说明军(也包括配合作战的朝军)火器的问题。中世纪法国重甲骑兵(骑士)的集团冲锋速度不到30公里/小时,轻骑兵的冲击速度(太快容易搞散队形,太慢则减弱冲击力)可达40公里/小时,也就是说骑兵每秒最快能突进11米左右。而明军和朝鲜鸟枪手装备的其实是仿自日寇的葡萄牙式火绳枪(又称“铁炮”),最远射程约90米,在这个距离上可洞穿2毫米厚铁甲。乍看起来,明军火器威力不小,但实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早大量装备类似西式鸟铳的明朝军队,是嘉靖年间在江浙闽一带清剿倭寇的戚家军。史载,明朝兵仗局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就根据被俘日本工匠(来自种子岛的倭寇)所供方法,仿制日本鸟铳1万支。这批枪械被优先配发给戚继光正在编练的新军,当时公认浙江所造鸟铳(采用木炭冶炼出的杂质较少的闽铁)最为精良。

但很可惜,鸟铳制作工艺传到北方后,开始改用煤炭炼铁,过多的硫、磷等杂质因此渗入而使铁质发脆,结果造出的铳管也“迸炸常多”,可靠性相当差。史载,明朝火枪手“不敢连放五七铳,恐内热火起,且虑其破”。换言之,连续装填射击5至7次,明军鸟铳就可能炸膛。所以,“三段击”(日制“倭铳”质量要比中朝仿制品好得多)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明军在战场真正实施起来难度很大。

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军,所用滑膛枪相比17世纪的鸟铳已有重大技术进步,一名熟练的士兵每分钟可开火4至5次,一般不会炸膛,而且步枪还可以上刺刀进行白刃战(当时欧洲军队也很重视拼刺训练)。另外别忘了18世纪的普军大炮(虽然腓特烈大帝不太喜欢炮兵),榴霰弹对付骑兵那就是“割麦子”,但很可惜,明军并没有这么精良的装备(几千斤的红衣大炮要塞防御还行,用于野战纯属作死)

另外,从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南倭北寇”边防危机加剧,南北明军(比如浙军和边军)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渐趋分野——北军擅长骑兵作战,以弓箭、短刀为主要装备,火器方面这不太重视,主要以三眼铳、快枪(手持铳筒)作为辅助火器。而浙军以步兵阵列迎敌,远射以西式鸟铳为主要火器,近战则配合运用长短兵器。

快枪因设计缺陷,无法精确瞄准,加之做工粗糙,经常因铅丸与铳筒口径不合而无法装弹,而且“柄短赘重”,火器手操作起来很费劲。三眼铳因为可以“一铳三放”,火力有所增强,但有效杀伤距离只有四五十米,明军最多也就开火1轮,根本来不及二次装填,敌军骑兵便杀到眼前

那么,明末边军与八旗兵打仗,装备的主要是哪一类火器呢?很遗憾,恰恰是、质量低劣的快枪、三眼铳,以及少量性能并不可靠的鸟铳。戚继光奉命北上蓟镇改革边军时,也受到后者骑射传统的阻碍,难以推广鸟铳御敌战术。而辽东镇,干脆对鸟铳置之不理,仍以三眼铳为标准火器。

再说战术。实际上,就算用质量较好的浙军鸟铳、佛郎机(轻型火炮)对付八旗铁骑,也必须严格训练,而且必须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史载,萨尔浒之战时,3000多名朝鲜火枪手(另有近4000装备冷兵器的步兵)配合明军作战,因明军大队(前出冒进)溃散,朝军曾独自抗击八旗4万铁骑。

由于敌方突然发起进攻,朝军仓皇接敌,阵前只有拒马暂时阻挡敌骑兵冲击。朝军采取的还是第一排鸟铳手放枪(并非听号令齐射),后面士兵手忙脚乱帮着清理枪管、装药的落后射击方式,导致火力稀稀拉拉。即便这样,仍然在战斗初期使“虏骑阻而不能突,而屡进屡退”。

但需要说明的是,朝军鸟铳质量更差,“三放则铳热,不可再放”(连续开火3次就容易炸膛),这时候就需要“以布数尺,用水打湿,以布湿铳,可以长放不歇”。但八旗军是不会给对手冷却枪膛时间的。史载,八旗铁骑最擅长的战术是用人马皆披重甲的重骑兵居前冲阵(相当于肉盾+敢死队),穿轻便锁子甲的轻骑兵则跟随在后,以箭雨迫使敌军阵脚散乱,之后左右包抄追杀溃敌。

八旗军所用弓箭虽然有效射程和威力不及鸟铳,但不会炸膛,且采用密集攒射法,加上人多势众,短距杀伤效果很可怕。朝军则基本无护具,中上1箭非死即伤,后来又赶上风向突变,鸟铳手在劲风中无法瞄准甚至点火,火力更加削弱,八旗军趁机搬开拒马,接下来的战斗就变成一边倒的屠杀了。

参照侵朝之战中的日军鸟铳手,凡是能取得较大战果的,无一不是利用了城防要塞、狭窄巷道、山地高坡、野战木栅(甚至粮包、沙袋堆砌的临时工事),来克制、抵消对手的骑兵优势。而且,双方兵力差距不能太过悬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也是八旗军擅长的战法),用3000鸟铳手对付4万铁骑,这仗就是换成腓特烈大帝指挥普鲁士军队去打,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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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火枪兵如果有普鲁士军队的严酷纪律和战术阵型,完全可以战胜女真、蒙古的游牧骑兵。

应该说,步兵对骑兵确实处于先天劣势,即使腓特烈大帝训练的普鲁士军队如此强悍,在对阵俄罗斯哥萨克骑兵排山倒海般地冲击时,也曾一败涂地,连柏林都被俄国人攻占,大帝几乎自杀。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步兵在对阵骑兵时毫无机会,一支训练有素的步兵,如果得到正确的指挥,是可以与骑兵分庭抗礼的。即使在火枪发明以前,优秀的步兵仅凭弓箭也能抗住骑兵。汉朝时,李陵的五千步兵在没有地形可以依托的草原上硬抗匈奴八万骑兵,给对手以重大杀伤,最后因箭枝耗尽才失败。

步兵要对抗骑兵,最重要的是结成牢固的阵型,而要保持阵型,则需要铁一般的纪律,每个士兵必须视死如归,看到战友倒下要立即补位,如果稍有惊慌,就会导致阵型崩溃,这就是所谓排队枪毙的精神。腓特烈大帝的斜击战术能横行欧洲,靠得就是这种精神。

其实不仅是普鲁士军队,拿破仑的老近卫军、英国冷溪步兵团等都拥有这种勇气和纪律。鸦片战争中,清朝第一次见识了这种战法,把道光帝惊呆了,他问大臣们,洋人打仗为什么不怕死?大臣们就胡诌说洋人不到四十岁不能结婚,所以打仗没有拖累,因而不怕死。道光听了恨恨地说了句“可恶至极!”

就明朝的军队而言,戚继光也是靠严酷的纪律和严密的阵型,在对倭寇和蒙古作战时做到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戚继光死后,戚家军的组织与训练水平与他领军时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即使这样的戚家军,仅凭往日余威,仍在浑河之战中与女真的三万铁骑大战一场,以火器大量杀伤敌人,最后因寡不敌众,周边明军见死不救而覆没,若是鼎盛时期的戚家军,即使在这场血战中不能取胜,也足以自保。

明军打不过女真的主要原因是极度黑暗腐败,军官残酷压榨,士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同乞丐,,谈何英勇作战?

嘉靖六年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承勋就上奏了军中“将领剥削日甚”的严重情况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刑科给事中吴世忠巡查大同后上奏: “臣到大同,时将十月,棉衣肉食,犹不胜寒。而军士奔走于风霜之中,面色惨黧,甲衣无褐。其妻子所居,泥屋一间,半无烟火。七八岁男女,犹有祼体而向日者。”他见了于心不忍,便询问这些士兵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一人之身,既以当军,又以应役。一石之米,既以养家,又以奉将。凶荒年益一年,征求日甚一日,何能及于温饱,何暇及于妻子哉?”

这种叫花子一样的士兵不要说盔甲,连衣服都穿不上,还有什么士气,又有什么精神和体力去冲锋陷阵。如果明军不是那么腐败,再以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办法严格练兵,配以火枪,完全能够克制女真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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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会惨败,这个问题忽略了最重要的装备基础:此火枪非彼火枪,明末的火枪和腓特烈时代的火枪压根是两码事。明末火枪是火绳枪,一百年后欧洲国家用的是燧发枪,火力密度和准确度远非火绳枪可比,还能上刺刀近战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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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行,因为武器本身的性能就影响到整体的作战效能。由于在16到17世纪单兵火器发展并不迅速,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认为武器性能基本一致。和文中所示的战例相似的同时代战例有2个:织田武田长篠城之战和瑞典击败波兰翼骑兵之战。前者为了在射乐原-连子川地域击败武田骑兵,布置于栅栏后的3000火枪手除了采用三段击,还得到了有4000名长枪手支援的3000弓箭手掩护。弓箭手的职责是在火枪手射击间隙凸前齐射,重点打击靠近栅栏的骑兵,而长枪兵的任务是戳击攀爬栅栏的随行步兵和骑兵,就算这样,除去偷袭武田后路的酒井忠次三千人,织德联军仍然集中了三万二千人对付武田一万三千人。而当马场从后方带领武士侧击的时候,仍旧打穿了前面两条防线。第二个战例,为了击破从未正面战败的翼骑兵,瑞典除了加强火枪手与长枪手混编的方阵的厚度,同时还加强了大量野战火炮与轻骑兵。在实际的战斗中,真正阻止了不到两千翼骑兵集团冲锋的是大量发射散弹和链弹的野战火炮,而混编方阵只是在翼骑兵减速后原地肉搏中击败了不能冲锋的骑兵,最后在翼骑兵退却时通过派出全部轻骑兵黏住对手,再步兵冲锋,才第一次彻底击败翼骑兵。因此从当时来看单凭火枪手要想击败重甲骑兵,技术上还不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骑兵,更猛的火力与更厚实的步兵方阵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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